我们历史学家的客厅

经观书评
2014-03-30 看过
张耐冬/文

 写作非学术的专栏文章时,历史学家和其他专栏作家有什么不同?翻开杨念群的《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之前,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头脑中盘桓。

在现代学术训练下,学者们越来越以各自研究领域内的专家形象出现,而对公众视野中的热点问题普遍失语,偶有发声者,状况也着实不佳。他们要么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观测数据,要么在自己的书房里钩沉索隐或是发思古之幽情,外面的世界因不在专业领域之内,理所当然地便被拒之门外。不过,他们若是在媒体上谈论专业之外的话题,则不得不从实验室与书房走出,要么在街头与人攀谈,要么在客厅里悠闲地展开对话。

如果走上街头随便找一个话题便滔滔不绝地谈上半天,并非专业化的学者之所长,勉强去谈,见识也不会比普通民众高明——当然,深谙大众心理和传媒精髓的文化表演艺术家们除外——这是“公知”、“文化学者”这类词汇迅速走向贬义的重要原因;坐在自家的客厅里,对自己专业知识所能解答的社会话题进行讲说,学者才不会失去自己的优势。随笔集中,杨念群为我们展示的就是学者在客厅中的谈话,而非街头的表演。

这本书的内容总体来说并不通俗,和现实生活的关系没那么密切,不涉及柴米油盐,也无关金融地产,基本是对社会文化的探讨,偶有对某一时期热点话题的回应,也大多是文化心理层面的议论。书中的大多数文章,都与他个人的阅读有关,在对某些社会现象稍作描述之后,他便将话题引向某一本书或某一个学术观点,然后进行分析评论,颇有在文化沙龙上与他人交流心得的意味。

当然,他本人也清楚,在平面媒体上谈与学术相关的话题,必须考虑读者的知识结构和兴趣度。为了照顾读者的心理,他常用鲁迅的文章、京剧和电影这些受众较广的文化产物作为与读者交流的媒介,通过这些文化现象的中间效应,将专业问题展示给读者。中间媒介物只是引子,就像荆轲展现在秦王面前的地图一样,这本随笔真正的动人之处在于图穷之后拔出的匕首。杨念群一直没有放弃用他的专业思维来论说的方式,从这一点来看,《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与其说是文化随笔,不如说是学术随笔。

说到学术随笔,杨念群本人对之前流行一时的学术随笔倒是颇不以为然。他在开篇处就曾提到,自己尝试过把学术道理通俗化的写作路数,但最终感觉上下不靠而作罢,并质疑事事都以“学术”来进行解释的合理性。他的放弃与质疑,正与媒体上的文化传播方式有关。大众传媒在若干年的文化贫瘠之后,在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终于重新起航。从最初的理论引进与文学井喷,到了九十年代,就转向用文学化的语言对学术和文化进行扫盲式的介绍,造就了一批“文化散文”写手和学术传记作者,尤以《文化苦旅》和《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为最。简单的文化扫盲之后,就是对学院派文化的注水工作,大量出版二十世纪上半期学者们的著作,通过充满噱头的宣传语使之成为大家的必读书,并伴之以拉大旗作虎皮式的实用化教程,诸如“从历史谈……”之类。接下来,就是大同小异的学术科普,将一个个学术问题不断稀释,使用报告文学式的语言来贴近读者。说到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扫盲与科普类作品,大多是放弃了学术立场和专业思维,单纯迎合市场、取媚读者,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就是媚俗。

对世俗利益的追求,再加上现今传媒领域民粹主义的强势,使学术随笔成为单纯的消费品,其中的学术含量,并非取决于作者懂得什么,而是取决于读者想要什么。在《国学热何以变成了“文化桑拿”》中,杨念群就对因推广者的无良所导致的文化“变味”现象进行了戏谑。

他也并没有倒向另一边。对媚俗的反感,不一定要导致对阳春白雪的推崇。在他看来,低姿态地做“文化桑拿”固不足取,端起架子来代普通人发声同样是滑稽的事情。无论是知识阶层试图用自己掌握的文化资源统摄一切,还是大众用自己的需求订制文化产品,都不可能实现有效的沟通和对真相的了解。《一个人的乌托邦》中,他对政治和文化上的“代他人立言”行为有所批评,对文艺的集体矮化现象也略有微词。

这样的表态方式,与很多热衷于站稳立场并坚守不怠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网络评论家不同,也和左右逢源的文化学者与国学表演艺术家们迥异。他的警惕,来自于专业思维。审慎地面对观察对象这一学术态度,惯性地隐藏在活泼的比喻与轻松的笔调之间,将各类文化现象置于专业思考之下,是这本书大部分文章的共有特性。尽管他不愿意称自己的文章为学术随笔,但其中的学术敏感和专业思考,正体现了这本随笔集的学术品位,也将其与注水式学术普及划开了清晰的界限。

正因为他心里一直抱着专业历史学家的立场,所以对看似风雅实则媚俗的话题也有自己的批评,与书名同题的《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就是对人们热衷于讨论“愿意在哪个时代生活”的回应,但并没有意淫式的时代美化和一厢情愿的人生空想,反而认真地谈起了清代的政治与文化生态。其他几篇关于清代政坛与文化界的文章也与此相类,都是对专业研究的轻松表达。

如果翻开杨念群的专业著作,就会发现这本书里的很多内容都和他个人的学术兴趣以及近年来的研究有关。而他显然不想让随笔牵涉过多的学术内容,往往是通过比喻和感性的语言将自己的学术体悟一带而过。客厅里的清谈,毕竟和书斋中的文章、教室里的课业不同,更多的时候,需要的只是谈话者之间拈花一笑式的沟通,一般读者不难读懂文字、领悟道理,来寻求课外阅读的专业学生也能看出些门道。

作为传媒的产物,这本书和杨念群本人也遭遇了被消费。关于“历史到底有什么用”和作者个人的相貌似乎成了前段时间人们议论此书的最大标签。翻开此书,《一场消费鲁迅未遂的事件》与《从太太的客厅到淑女训练营》两篇,恰如这场消费事件的最好解释,作者本人的被消费,也好似这些文字的最好注脚。也许,进入大众传媒的圈内,就不容学者们好整以暇地停留在客厅中选择对话者与话题,只能被喷上斑马纹般的条码待价而沽。作者个人的表达在这样的环境中变得不合时宜,成为“一个人的乌托邦”。

在《一个人的乌托邦》中,杨念群说过一段话:“只有允许品味的庞杂多样,各安其位,才能使其不至堕落到只有爬上媚俗这条窄道才能生存的地步。否则,国人民主未获,品味早失,德行滋养更是谈不上,这才是未来让人忧虑的焦点所在。”这段话今日读来,更像是对他个人被消费行为的批评。但这样的消费每天都在发生,如果真要摆脱这种境地,脱离从“代他人立言”和“媚俗”中二选一的愚蠢行为,到历史学家的客厅里去坐坐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不是,这几天我们讨论最多的,就是“乌克兰玫瑰”季莫申科从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变成尘满面鬓如霜的花边新闻,似乎相貌是比天还大的事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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