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微的言说复活了历史的体温

弯弯
2014-03-21 看过
为什么是1966——既不是1965、也不是1967?我猜,也许是因为,一切事物在陷入崩坏的过程中,总有一个临界点,某一刻、某一时、某一年。在界限之前,犹可挣扎;在界限之后,只有随波逐流,载浮载沉,生死问天。1966,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界限吧。

王小妮的这本书共有11部短篇小说,都发生在1966年,都是小人物,都是卑微的身份、卑微的生存。彼时,判定一个人是好是坏,不是基于你行善或行恶,而是基于你归属于哪一种阶级。换言之,只要怀着你的娘胎不属于无产阶级,那么,哪怕你还只是一枚受精卵,此生都已经是个罪人了。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数亿人,都不能不奉行一个如此低级的逻辑错误,每个人都不能不把它掰扯了揉碎了,搅拌进衣食住行的日常肌理中,这种搅拌,只有多和少的问题,没有有和无的问题。

《1966年》说的就是异常与日常是如何搅拌的,荒谬是如此低级而又强大,无远弗届无缝不钻地笼罩着人们的柴米油盐。时年38岁戴眼镜儿的父亲要跟孩子们谈烧锅炉的问题:“让一个工人阶级来给我们烧锅炉是非常错误的!以后,你们四个分工烧锅炉。”他向依然来的锅炉工道歉:“去年冬天让你住洗澡间真是太不好了,对不起。”(《普希金在锅炉里》)医生小心翼翼地应付着来外调的人,竭力想为他死于50年代的老师说一点好话,却在审讯式的对话中节节败退,一边还惦记着没挖完的白菜窖,院子里的大白菜在北方城市的酷寒中迅速冻坏。(《钻出白菜窖的人》)另一个父亲,蹬着三轮车把三个儿子挨个从学校找回来,想方设法要让他们安生呆在家里,领着孩子们上公园游泳挖蛤蜊,用来喂邻居丢下的一群小鸡崽;邻居是个老师,老师呢?失踪了。(《燕蛤蜊》)两个出身贫农的乡下姑娘骑自行车进城看电影,这桩大事她们筹备许久,一路惊叹着城市的种种样貌,却不知道那些电影已经是“毒草”了;两个根正苗红的女孩最后被偶遇的一群革命小将一刀一个剪掉了两根麻花辫(《两个姑娘进城看电影》)……

我喜欢《1966》里充盈的细节,把每个人、每件事细细描画,安静平缓,而不是疾风暴雨的,于叙事中详尽描绘当时的天空、雪色、道路、树木、气味……这是用文字拍摄的电影,用文字的长镜头一一扫描,声光影色形味,话语动作表情,无一遗漏。正是这些卑微而又丰富的细节复活了历史,48年前的历史才有了体温和呼吸起伏,仿佛伸手可以摸到1966年的皮肤、甚至皮肤上炸立的毛孔。

我们已经看过许多关于文革的叙述,悲情的、控诉的、义正词严的、宏大叙事的、宫廷内斗的……《1966》是舒缓的、绵密的、反高潮的,是多样化与常态化的异常,甚至可以说,王小妮的语言是诗意的,但是,诗意并不是把1966年诗化了,一切让人揪心的惊恐、畏惧、警觉、谨慎都藏在水面以下,犹如静水深流,《普希金在锅炉里》的父亲,开家庭会议给孩子们分工烧锅炉时,顺便隐晦地交代“记住了,如果有一天父母不在了,这个分工也不变。”他对上门来的锅炉工连连追问“是我们单位派你来的吗?”他怕这个人是来监视他。在11个故事里,最让我辗转揪心的是两个故事,一个是《火车头》,才刚8岁的孩子,父母被抓走,唯一的哥哥串联去了北京一去不回,他每天去火车站等哥哥,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个孩子该怎么吃穿洗睡?另一个是《新土豆进城了》,一个小院里住了三户人家,一户是男教师女教师和他们的孩子,一户是豆腐厂的更倌,一户是穿着埋汰的收废品的老头老太。有一天,更倌突然悄没声儿的跑了——他做过几天国民党兵,这个卑微的人是敏感的,20多年来一直逃,逃往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识破他的地方。院子里的邻居们对于更倌的不见有所不解,却没太上心;上心的唯有一个,就是收废品的老头,他到处去找更倌,确认找不到的时候,他心颤了。有一天,有人在门外喊老太,喊的是老太20年前用的名字,那时候,她是一个妓女,是老头把她赎了自由。20年后,这个名字又追着她来了,她慌了,她知道大祸临头了,转身找老头,这个亲昵相伴了20年的人,却不见了。

这个故事太让我揪心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着,老头撇下老妻,学着更倌的招数逃走了。且不说是多么深刻的恐惧让他绝了夫妻情分,他和更倌,真逃得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张无所不在的天网吗?

所谓历史,最终是落实在一个个人的身上的,他们的眉眼里,藏着历史的质感。看完《1966》,我想起多年前做记者的时候,跟随新闻部主任去过一个人家里,那个人,我恰巧知道他手上是有血案的。我坐在他家的厅堂里一言不发,一眼不漏地旁观着他,看上去他就是一个平常人,平常地说话、平常地微笑、平常地应酬着,看不出他在风华正茂的青春时刻端枪射杀过同学,也看不出如今午夜梦回时他会否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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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1966年 8.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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