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以梁启超为中心的观察

浩水行舟
2014-03-17 看过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评价到,“民族属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价值”(《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P2)。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步入现代化的地区,一个人的民族归属正如性别、年龄,是他/她个人身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事实显得如此自然,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法想象一个不以民族来界定身份的世界。考虑到汉民族作为有比较稳定的外界边缘的共同体已在中国的土地上繁衍了数千年这一事实,一个汉族的中国人很难想象他的祖先不用民族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因此,当民族主义中的建构学派在西方兴起,现代民族主义的出现被界定在18世纪末的欧洲时,一个常见的疑惑就是,建构学派的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的情况?换言之,一个古代的中国士大夫的国家观、民族观和今人有什么不同?这一富有思想史意味的命题,成为了我写作本文的逻辑起点。

在我的考察过程中,我逐步相信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是对儒家传统的“五服”的天下观的反动,而这个颠覆过程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政治秩序动摇、文化价值解纽的过程中。事实上,正如安德森在书中所描述的,只有在一个古老的文化概念“丧失了对人的心灵的公理般的控制力之后” (《想象的共同体》,P32),一套近代民族主义的话语才可能被人们接受。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率先向国人介绍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两个新名词。在他富有感召力的笔端影响下,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成为了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最终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本文想探讨的问题就此浮现: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吸收的主要是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还是以集体利益为主旨的集体主义-权威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是民族性可被获得的公民民族主义,还是民族性向外关闭的族裔民族主义?鉴于梁启超在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中起的巨大作用,本文将视角集中在梁身上,尤其是从1898年梁流亡日本到1903年梁北美之行之间这段时间内发表的言论上。原因很简单:这个时间段恰好与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吻合。通过把梁的民族主义思想放到主流的现代民族主义框架内考察,我希望对晚清的民族建国思潮有更深的理解,同时我也想检视现代民族主义理论在中国这个实际案例中的解释力。在展开细部讨论之前,我们先对何谓民族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有哪些基本类型做一个厘清。

民族主义的定义及类型

格林菲尔德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的序言里说到:“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民族主义包括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以及基于这二者的集合体——民族——相关的现象”(《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里亚·格林菲尔德,P1)。这个定义不可谓不全面,但使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一个民族主义者在实际政治行动中秉持的理念,一定比这个抽象的定义具体得多。为了本文讨论的目的,我姑且采用盖尔纳对民族主义的定义:“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相等”(《1780年后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艾里克·霍布斯鲍姆,P9)。在外延上,民族主义指以民族为单位划分国家;在内涵上,民族主义将个体认同的本源定位于民众之中:民众被视为主权的所有者,效忠的主要对象和集体团结的基础(《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P1)。

关于民族主义的类型,格氏借助nation一词词义的流变,探讨了在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性质变化:当本来专指政治精英的nation一词在16世纪的英格兰第一次和people等同起来,它的涵义是拥有主权的人民;而在流传到英格兰以外后,nation渐渐含有了独一无二的人民的含义。格林菲尔德把第一种语境称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属于人民的个体实际行使主权,并因此获得民族成员资格。在第二种语境下,民族按照定义就获得主权,并且因其以拥有一个单独意志的集合性个体的面目出现,往往同时具备了权威主义的品格。格氏将这种语境下的民族主义称为集体主义-权威主义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P9-P11)。

与此同时,格林菲尔德还根据民族集合体成员资格的标准,将民族主义分为民族性可自愿获得的“公民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与个体意志无关,仅以遗传特征决定民族性的“族裔民族主义”。后文将首先简述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的背景,之后分别用上述两种区分方式,来剖析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及梁启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正如“中国”这个名字的表面涵义所表达的那样,在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地理观里,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心。《清朝文献通考·四夷考》里这样描述:“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皆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郑大华、邹小站,P3)。与之相应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中心论:位于中央的华夏民族文明程度较周边夷族高,而一旦接受中华文明,夷族可以化为华夏族,即如安德森所说的“人类存有的本性可以经由圣礼而变形”(《想象的共同体》,P14)。

自然,这种前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民族观念在19世纪中叶起中国被迫融入世界的过程中迅速消解。中国士大夫重新把自己定位为处于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的世界诸多民族中的一员 。经世学派追求国家富强的世俗要求逐渐压过了新儒家那里道德追求的第一性(见《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一章对晚清学术思想的讨论),与此相应,民族国家替代文化帝国,成为了适合士大夫们寄予情感的新的对象。这一切都为民族主义的兴起埋下了伏笔,可正如我们可以在梁启超这个例子中清晰看到的,民族主义最吸引当时大多数士大夫的,是它在政治整合方面显露出的诱人潜力。与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表现出的赢弱乏力和民众的漠不关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99年菲律宾人在先后与西班牙和美国发生的民族独立战争中,以及南非布尔人在抗击英国战争的初期的节节胜利和高涨士气(详见《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卡尔·瑞贝卡,第四、第五章)。两个人口不超过数十万的小民族一旦团结起来尚能令英美西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狼狈不堪,四万万中国民众在受到民族主义的感召后所而产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能不令人充满遐想。民族建国就这样成为了知识界的主流诉求,梁启超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梁启超(1873-1929)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进广州万木学堂。1895年梁随康进京参加政治活动初为人知,其文名随着1896年时务报的风靡而在士大夫间广为传播:“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梁启超一生的著作浩瀚宏富,而他亦曾承认自己性喜善变,其思想发展的过程回环反复,梳理起来殊非易事。下文的内容倚重于张灝教授所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一书。

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

张灝教授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观作为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出发点(《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P112-P113)。首先,梁正视了一个由许多不同民族和种族构成的世界(五种肤色的人种:黑色,红色,棕色,黄色和白色人种)。在各人种间不断的冲突和竞争中,白种人中的条顿人,尤其是条顿人中的盎格鲁撒逊人,成为了世界上最优胜的民族。于是梁开始思考白种人尤其是盎格鲁撒逊人强盛的原因,而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出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越之时代也…今日欧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义之赐。读十九世纪史,而知发明此思想者功不在禹下也”(《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卷六,二十)。在1902年所发表的《新民说》系列文章中,梁进一步解释到,“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新民说》,P50)。然而,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迫使各欧洲国家开拓海外市场,并因而导致了民族帝国主义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肆虐,“民族帝国主义者何?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全力于他地,以为我尾闾…彼俄人之于满洲,德人之于山东,英人之于扬子江流域,法人之于两广,日人之于福建,亦皆此新主义之潮流,迫之不得不然也。”最后,梁总结到:“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世界,实不外此两大主义话剧之舞台也”(《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卷六,十九)。

早年在康有为的影响下,梁启超一直接受公羊三世说:人类将经过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最终超越民族国家到达不分国别的大同世界,因此他一直有所保留地接受民族国家思想。但在思想上逐渐脱离康的过程中,梁对民族国家的赞美变得越来越直接:“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卷六,二十)。为了遏制可以预见的民族帝国主义的进一步侵入,中国只能效法西方,实行自己的民族主义:“故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可见,梁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是西方冲击下的回应,欲借鉴西方的政治经验反制西方。那么我们必须要问,从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中,梁重点吸取了哪些内容呢?“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 (《新民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接着考察梁启超的新民理想。

“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而在梁对于公德的描述中,充斥着权利、自由这样一些自由主义概念。在1902年所著的《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一文中,梁对政府践踏民众权利的行为大加鞭挞,并明确地赞同卢梭的民主和人权思想:“政府之所以成立,其原理何在乎?曰:在民约。”“政府之义务虽千端万绪,要可括以两言:一曰助人民自营力所不逮,二曰防人民自由权之被侵而已…然则政府之权限当如何?曰:凡人民之行事,有侵他人之自由权者,则政府干涉之。苟非而者,则一任民之自由,政府宜勿过问也。”除了将政府定义为守夜人的自由主义思想,梁也提出应对公众相当个人的权力加以限制,以防止多数暴政的出现:“人各有权,权各有限也。权限云者,所以限人不使滥用其自由也。滥用其自由,必侵人自由,是谓野蛮之自由。无一人能滥用其自由,则人人皆得全其自由,是谓文明之自由” (《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饮冰室合集》,卷十,零一)。

同时,梁在逃亡日本之后,对于选举、议院等西方民主制度,也有了相当的接受和信仰。以是观之,梁可以说是共和民主制度热诚的崇拜者,他提倡的民族主义也很难不被纳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的范畴。但我们必须要问,拥护民主理想是否等于信仰个人主义?换言之,梁对民主思想的接受是否意味着他对自由主义的核心——个人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制度化,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接受和拥护?

必须注意到, 梁对于民族主义的兴趣几乎完全基于对中国这个政治/文化集体的命运的关注,因此几乎不可避免的,集体主义的思考方式在梁的思想里压过了任何个人主义式的。《新民说》论自由一节有云:“今世少年,莫不嚣嚣言自由矣,其言之者,固自谓有文明思想矣,曾不审夫泰西之谓自由者,在前此之诸大问题,无一役非为团体公益计,而决非一私人之放恣桀骜者所可托以藏身也。”在这里,梁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含义做了惊人的扭曲——保护个人自由的原始动机完全消失了,取而带之的带有强烈集体主义色彩的解读。在《新民说》论权利思想一节中,梁对个人权利所做的感情丰富的辩护,也带着鲜明的集体主义特色,“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故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其根既拨,虽复干植崔嵬,华叶蓊郁,而必归于槁亡。遇疾风横雨,则摧落更速焉。即不尔,而旱暵之所暴炙,其萎黄雕敝,亦须时耳。国民无权利思想者以之当外患,则槁木遇风雨之类也。即外患不来,亦遇旱暵之类。吾见夫全地球千五兆生灵中,除印度、非洲、南洋之黑蛮外,其权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国人若者也 。”

我们该怎么解释梁思想里并存不悖的自由主义思想和集体主义倾向?如果梁对公民权利和宪政思想的崇拜的出发点不是对公民自由的保护,那又是什么呢?从梁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中对国家和国民所做的区分,我们可以窥见其大略:“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侮,而国不可得亡”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卷四,五六)。梁在这个著名的论断中显露出的关切——如何整合中国的民众为抵御外侵,发展国力的一股政治力量——贯穿了他早年几乎所有的重要著作。因此梁对立宪政体的崇拜,更多是因为它在组织政府以确保公民政治参与的问题上表现出的强大优势。在《新民说》论自由一节中,梁将欧美自由主义所重的四项内容: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民族自由和经济自由引申为六个问题:四民平等问题,参政权问题,属地自治问题,信仰问题,民族建国问题,工群问题。而其中与晚清的中国相关的,只有第二项参政权问题和第五项民族建国问题。梁进而将两者等同起来,“此二者事本同源,苟得其乙,则甲不求自来,苟得其甲,则乙虽弗获犹无害也。” 可见在梁看来,政治参与的自由与国家独立的自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若无国家自由,则在外国征服下不可能有参与的自由;另一方面,没有参与的自由,则人民无法为国家强盛出力。张灏先生称梁在集体主义的构架里与西方的自由主义理想妥协, 可谓持平之论。

由此看来,当梁启超毫无疑虑的信仰民主理想时,他看来并没有领会、更不用说信仰西方的自由主义精神。他提倡的民族主义既含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内涵,又流露出集体主义的情绪;既非纯正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又和拥护专制的普鲁士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有一段距离。

公民民族主义还是族裔民族主义?

在1903年所著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梁曾引述伯氏对民族的定义,其言曰:“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民族最要者有八:(一)其始也同居于一地,(二)其始也同一血统,(三)同其肢体形状,(四)同其语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风俗,(八)同其生计…而以语言文字风俗为最要焉” (《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卷十三,七一)。显然在梁看来,民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非人为的构造,因而在现代学界眼中可归为原生学派(必须注意,民族主义的建构学派出现于二十世纪后期,在梁启超的时代还不存在 )。既然民族之别是长时间造成的,民族性的获得自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那么是不是说,梁心目中的民族主义近似于今人所说的族裔民族主义,而与公民民族主义迥异呢?

但是,在同一篇文章里,梁又对过度强调“民族建国”做出了批判:“持之过偏,以为民族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源泉,推其意,一若地球上之邦国,必适从于民族之数而分立”,梁引用伯氏对历史事实的观察,断定单一种族不是建国的独一无二之法门。因此,民族身份固是后天不能更改,国民身份却向所有人开放:“诚以国家所最渴需者,为国民资格。而所以得此国民资格者,各应于时事而甚多其途也。”开放的国民资格这一理念,又对绝对化的以单一民族立国的族裔民族主义做出了修正。

那么在梁启超眼中,他这个时代的时事如何?众所周知,1903年后梁作为改良派的领袖,反对激烈排满,贬斥革命派的建立在汉满对立上的民族主义观念为“小民族主义” 。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梁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汉人果已有新立国之资格乎?二,排满者以其为满人而排之乎?抑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乎?三,必离满洲政府然后可以建国乎?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诸民族而亦可以建国乎?”在一一分析后,梁得出结论:“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以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卷十三,七四)。这也被梁称为“大民族主义”。到这里,我认为梁已经兼容并包了族裔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的思想内容,其族裔乃继承而来的思想近于族裔民族主义,而多民族共同建国的思想近于公民民族主义。

结语

霍布斯鲍姆曾断言,若想一窥近两世界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诚哉此言!从18世纪末以降,民族主义在美洲,欧洲和亚非拉地区先后掀起了惊涛巨浪,至今仍对世界政治造成持续而深刻的影响,而在不同的地区和历史阶段,民族主义与不同的政治主张结合,发展出许多不同的形态。格林菲尔德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权威主义,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来区别不同的民族主义,成功地解释了民族主义在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等国的发展路径。但是在对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观察中,我们发现了一个血统混杂,乃至各种成分互为养料的思想系统:梁的核心关注是中国如何能摆脱积弱的现状,但为达到集体主义的目的他诉诸于个人权利等自由主义的理念;梁(也许是受到历史局限)认为族裔是客观事实不能由个人选择,但认为国民身份不必以族裔为必要条件,因而不能被简单地归为族裔/公民民族主义中的任何一方。梁的案例也许可以启示我们:理解民族主义的复杂性往往需要比二分法更深刻的思维方式。毕竟史学理论的价值在于提供理解历史的途径,但理论模型本身也必须时时经受史实的考验。削“史实”之足以适“史识”之履,是史家的大忌。好在格林菲尔德早已在书中做出声明:实际中最为常见的民族主义是混合型的,她做的分类只是个有用的分析工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P11)。记住这一点,对于民族主义的历史研究和现实探讨,应该都会有所俾益。

最后想添一笔与文章主旨无关的内容。以集体主义为体,以自由主义为用,在后发国家的民族建国过程中恐怕是极常见的。号称中国自由主义之父,《群己权界论》的翻译者严复,也对个人自由抱很冷淡的态度,可见梁启超从集体主义视角看待个人权利的观点是有其时代性的。1903年北美之行后,梁亲眼目睹了令他心醉有年的共和政体的理念在经验世界中的实现。他不仅以他敏锐的观察力发现了美国政治中的种种漏洞,而且确信共和政体之根基在于盎格鲁撒逊民族长期培养成的自治传统,非中国一朝一夕所能效颦。回到日本之后,梁逐渐远离了共和思想,史家多认为这是梁思想退化的表现。但在我看来,梁所担心的君权缺位会带来的国家分裂,强人政治,恰好如预言般准确地在民国初年变成了现实。仅仅因为梁启超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就把梁放在历史的反面,这是对梁启超的误读,也是对历史的误读——一个时代再浅薄,也不能在真诚的思考面前失去谦卑。最后我想抄录一段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里的内心独白,以激励自己,并与所有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共勉:
“译者曰:吾心醉共和政体也有年…吾今读伯波两博士之所论,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其所据,皇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也…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吾与汝长别矣。问者曰:然则子主张君主立宪矣?答曰: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吾知昔之与吾同友共和者,其将唾余。虽然,若语余实际上预备,则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吾布热诚,以俟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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