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说”之“著我”

九尛
2014-03-08 看过
      十八世纪老大中国“康乾盛世”的背后,隐隐透露出某些危机。乾隆皇帝“持盈保泰”的执政方针已是一种守业式的保守心态,与之紧密相关的是学术思想的保守。以考据为特征的乾嘉士人学术界就儒家文化而言是集大成却不是开创性的,“考据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趋细、趋实。而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吞噬了人们的独创精神,进而吞噬了哲学,吞噬了诗性”。
       此时乾嘉诗坛,尽管热闹纷呈,但复古诗学主张还是占据主流。异军突起的袁枚对当时诗坛流行的在创作中卖弄学问的习气进行了批判,“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或骈文,何必借诗卖弄”,讥笑翁方纲的学问诗是“误把抄书当作诗”,批判沈德潜格调说,指出其缺乏真我,墨守古人成法,不知诗本性情而仅仅局限于格律,“格调是空架子”,对于王士禛的“神韵说”,也颇有微词,认为王氏所标榜的神韵也不过“诗中一格”,不可以此作为普遍的创作法则,“严沦浪借禅喻诗,所谓‘羚羊挂角,香象渡河,有神韵可味,无迹象可寻’,此说甚是。然不过诗中一格耳。”并批判了王士禛某些诗“主修饰,不主性情”的“喜怒哀乐之不真”,同时也纠正了公安派率心而行、无所忌惮的自然写作方式。袁枚的“性灵说”正是在同清代各家学说争鸣与借鉴中逐渐走向成熟。
       袁枚谓“性灵”为“自然地、风趣的抒写自己个人的真实情绪、感受和思考。”而“性灵说中很重要的一个主张即为“著我”。《续诗品》有云:
      “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无。吐故纳新,其庶几乎?孟学孔子,孔学周公;三人文章,颇不相同。”
       由此可见“著我”精神具体体现为个性(“三人文章,颇不相同”),独创(“吐故纳新”)和反对拟古(“学古而不拟古”)。本文且以此三方面进行讨论。
                                         作诗,不可以无我
      袁枚主张诗歌应“独写性灵”,“这就提出了创作主体不可缺少的主观条件——诗人必须具有鲜明的个性及艺术表现要具有独创性”。由此可见,“著我”含义之一为“作诗,不可以无我”,即“创作主体的个性及其独特的审美感受与认识。”。诗中有我,才能显出诗人的独特性情,诗才真正成为诗人人格、脾性、情感的一种真诚坦露。诗实现其本质,诗人在诗的创作中完成其性情,从而证实自己存在的特定价值。
       袁枚笔下的性情多指“情”,有时则指个性。《诗话补遗》卷一中说:
       人问:“杜陵不喜陶诗,欧公不喜杜诗,何耶?”余日:“人各有性情。陶诗甘,杜诗苦,欧诗多因,杜诗多创:此其所以不合也。”
       “甘”与“苦”指两人诗歌表达情感的质性不同,“因”与“创”则指两人诗歌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欧诗多继承,杜诗多创新,他们行文笔法不同皆是因为“人各有性情”,拥有不同的个性与审美感受,“不合”也是极其自然的。“凡作诗者,各有身份,各有心胸”,每首诗都有独自的风格、境界,都能反映诗人的胸怀,这样的诗才有“我”,才有诗人的个性。
       因此在袁枚的诗歌中,主体的自我指向非常鲜明,不时出现对人为什么生存,如何生存等问题的追寻和叩问。它表现的对象是芸芸众生中一个特定的自我,乃是“载人”之作,对袁枚来说,诗歌创作正是这样一种自然、自觉、自愿的精神活动,它所忠于的是诗人自己选定的目标,理应充满了高度的主体意识,诗人自身的意志、情感在诗歌创作中更应居于主宰地位。
                                但须有我在,不可事剽窃
      “独创性是从对象的特征来的,而对象特征又是由创造者的主体性来的”,对于诗歌艺术来讲,诗人这“创造者的主体性”个性特征的制约作用是明显的。
      袁枚“但须有我在,不可事剽窃”的主张里“我在”与“剽窃”相对,显然是指独创性。“性情遭际,句句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诗歌要写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真实的遭际,才能笔性灵巧,妙语连篇,一味的模仿古人的文章,由于没有古代诗人的那种独特的真情,独特的对生命的感触,也就写不出别人的真诗歌来,只能剽窃古人之文章,貌似而神不似,也就把诗歌写“死”了。“袁枚是以‘我’为本位来立足世界、关照人生的”。他强调的是“性灵独出”:
       我亦自立者,爱独不爱同(《小仓山房诗集》)
       丈夫喜独立,各有精神强(《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五《题宋人诗话》)
       独创性不仅指创作内容思想的独创,亦指艺术表现的独有性。
      “诗宜自出机抒,不可寄人篱下,譬作大官之家奴,不如作小邑之簿尉。”
      “自出机抒”的艺术构思是独创的重要根本。袁枚重个性,反对那些普通而无新意的作品。认为人人都能写的诗歌肯定不是好诗,这种诗歌也大多都是任性率意而为,没有新意。
      “要之,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乡党》云‘祭肉不王出三日,出三日则不食之矣。’能诗者,其勿为三日后之祭肉乎。”
       袁枚之“出新意,去陈言”,说明的是应以新鲜独创的语言表现新颖的意,而“意”在袁枚笔下实即“性情”。新言新意自然是佳作。
       诗人的个性、独特的审美感受以及艺术表现的独创性是形成诗风格的重要因素。风格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应大力提倡,这反过来又可以进一步促使诗人发扬独创精神。王士禛片面标举清奇、淡远的风格,袁枚却颇通达,他主张“著我”,而“我”又是各具面目的,因此在风格论上自不会拘泥一格。就如他对王士禛的“神韵说”不褒不贬,“神韵诗”“不过诗中一格耳……诗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种境界”
      袁枚诗风格意境摇曳多变。其一为“蕴藉沉挚,解人意中蕴结”。他反对矢口而道,过于直露,认为“诗须有味,不着一字,自得风流”,“诗无言外之意,便同嚼蜡”。在诗歌创作具体实践中,袁枚重视写诗细功,“诗虽奇伟,而不能揉磨入细,未免粗才”,即使奇伟之作也不可失之粗疏,要讲求诗歌的蕴藉含蓄“凡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其二为“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他的诗歌意境以空灵为显著特色,并认为“羚羊挂角,香象渡河,有神韵可味,无迹象可寻”,是“诗中一格”,这与其他一些人间烟火味浓郁,现实性较强的诗歌相得益彰,各有千秋;其三为“奇诡纵恣,腾踔万千”袁枚诗中那些呈现奇诡纵恣,腾踔万千美学特征的诗篇最能表现袁枚诗歌的天才特色,他追求的是“忽正忽奇,忽庄忽俳,忽沉挚忽纵逸”的多样化风格。在他的古体诗中更能容下他野马奔驰、纵横恣肆的天才。袁枚仅以一人,是诗歌意境风格变化多端,新颖灵巧,在美学特征上呈现出诗歌大家的多样化与辩证的统一,又具有独特的个性魅力。他以“自我”之力役使典籍,以才运情,卓然独立,自成一家。
                              批判“貌似盛唐”、“皮傅残宋”
      袁枚性灵说的“著我”是与拟古唱对台戏的,“竟似古人,何处著我”。对学韩愈、杜甫的稚存说:“就令是韩是杜矣,恐千百年后人,仍读韩杜之诗,必不读类韩类杜之诗”。他多次说自己“雅不喜迭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也是因为这样一来创作必受约束,“即约束,则不得不凑拍,既凑拍,安得有性情哉”,别人因别人的生活环境与个人条件创作,踩着别人的脚印走,自己行进的轨迹就自然消失。
       袁枚反拟古的范围很广,无论宗唐宗宋,不由“我”之出发,皆破除之。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指出“诗有工拙而无古今”,“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诗歌是不断新变演进着的,任何人想“禁其不变”,都是办不到的,所以一切“禁变”的理论都是谬说,应遭否定。
        在这之中,袁枚主要反对沈德潜 “格调说”,沈德潜所崇奉的格调说乃明七子复古主张在乾隆时代的死灰复燃,为了从根基上推倒沈氏复古主张,他对明七子格调说痛下针贬:“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有拘虚皮傅之见。”袁枚《答李少鹤书》认为“蔽于古而不知今,此学者大病也”,从文学发展观上批评明七子墨守古法旧规,而不知根据当前的时代和生活条件以及“我”的个性特点把诗歌传统加以发展变化。盲目崇拜盛唐之古,只能是“瞎盛唐诗”。不具自己的性灵,其“易生人厌”,势所必然。明七子与沈德潜者流拘守唐诗之迹,模拟格调,则难免“鹦鹉”之讥。
        在《随园诗话》中多出可见袁枚对沈德潜的直接批判:
       “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歌,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
       这里进一步从格调与性情关系的角度强调“性情”为本,“格调”为末。
       “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而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
       当然,袁枚并不一概反对格律,只是认为没有万古不变、千篇一律的“格调”,不同时代、不同诗人的不同作品应有其独特之“格”,故曰“格岂有一定哉?”既然格无一定,看来诗人只有根据个性独创一“格”才是上策。
       此外,“他反对呆板的服从传统诗教”。沈德潜在给袁枚的论诗信中重复了他一贯强调的观点,即“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袁枚表示异议。他认为“贵温柔,不可说尽”的只是儒家诗教,可以允许却不能唯之是从,而“又必关系人伦日用”是着眼于维护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对诗歌功能的一种要求,是以诗教化众生的一种社会功能。袁枚亦反对这种观点,并对其温柔敦厚的诗教大胆指斥,认为其不过是诗之“一端”尔耳。
       当时以厉鄂为代表的学宋一派好在诗中用冷僻典故,与随着汉学地位不断上升而产生的以翁方纲“肌理说”为代表的普遍考据入诗的倾向相融合,使诗歌创作走向一条学问化道路,袁枚亦大为不满。他说:
       用典如水中著盐,但只盐味,不见盐质。用僻典如请生客入座,必须问名探姓,令人生厌。(《随园诗话》卷七)
       吾乡诗有浙派,好用替代字,盖始于宋人,而成于厉樊榭。……廋词谜语,了无余味(《随园诗话》卷九)
       浙派开山鼻祖为朱彝尊,厉鄂继起,专法宋人生僻一路,其效仿者又变本加厉,此派从另一方面拟古,袁枚因主“个性”而抵之“考厥滥觞,始于吾乡辁材讽说之徒,专屏采色声音,钩考隐僻,以震耀流俗,号为浙派。一时贤者,亦附下风。不知明七子貌袭盛唐,而若辈乃皮傅残宋,弃鱼菽而敢豨苓,尤无谓也。”
       袁枚诗歌观念的“著我”精神,有着鲜明的个性意识与平等意识。从历史的高度俯视,这是那个时代涌动的人文精神、朦胧的民主思想潜流在文学中的表现。袁枚生于南方,距离中央集权偏远之所与近代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之处,面对清朝中叶对个体差异的极大消解,反其道而行之,挑战文化传统,激切追求自我,带有鲜明的近现代色彩。
0 有用
0 没用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0条

添加回应

随园诗话(上,下)的更多书评

推荐随园诗话(上,下)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