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书评
《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以下简称《缅甸》）利奇在人类学史上奠定其地位的大作，在课上和一位做景颇族研究的老师聊到《缅甸》一书时，老师说利奇在书中很多的民族志材料包括他对一些词语所作的语义分析都是错误的，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缅甸》一书在人类学史上的地位，这不得不说是利奇的厉害之处。我们暂且假定利奇书中民族志材料有一部分材料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缅甸》一书仍然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甚至奉为人类学经典，我想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谈的地方。
利奇在《缅甸》的第一版导言中说“英国人类学界在一套粗略和过分简单化的均衡假设上滞留的太久，这套假设源自把社会系统的结构比为有机体结构。当然我承认这类均衡分析所具有的解释力，也认识到在当代社会学理论的总体框架内要规避它所面临的困难”。{[1] [英]埃德蒙.利奇著，杨春宇、周歆红译.《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2010,北京.第6页.}[1]社会科学研究把社会系统比为有机体结构可以追溯到涂尔干的时代，其好处在于研究社会最终的落脚点在于秩序，一套稳定的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均衡。当然后来格鲁克曼等人在此框架下加入了对冲突的讨论，但最终也只是为一个均衡和有序的社会作铺垫。利奇在《缅甸》中试图探索另一种可能的社会系统运行的体系，也即他认为社会不总是处于一种结构之中，一个社会系统可能拥有两个社会结构，而这两个结构互相转化的过程，是这个过程而非结构构成了社会系统，也即书中他所提及到的克钦人贡萨和贡劳制度，其实更理想化的是指掸人的制度和贡劳制度，贡萨制度则作为一种中间制度存在，但这却是克钦人最主要的社会结构，在后面我们会再次提及。
在《缅甸》开篇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利奇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的野心，他说“民族志描述并不是本书的主旨，我论及的民族志材料大多可以见于已发表的文献中。因此原创性并不在于我所处理的经验材料，而在于我对这些材料的诠释。”在这里暂且不论利奇在书中民族志材料的运用，我想这应该是本书最多诟病的一点，但很赞同利奇的一点是人类学家不仅仅要关注民族志材料，更重要的是对材料的诠释，从而从里面得出理论的创新或者是一些有创建性的观点，最起码不仅仅停留在民族志材料，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在格尔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窥见。所以《缅甸》一书最大的贡献也在与它的理论创新，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利奇所描述的克钦人的这种制度。
在克钦人的社会中主要有两种制度，一种是贡萨一种是贡劳。贡萨是一种有等级的山官制度，这个等级主要是依托他们的神话和“姆尤-达尼”制度［2] 姆尤-达玛——指姆尤世系群，是指他本人所在世系群中有男性近年从这些世系群中娶妻子；达玛世系群，他本人所属的世系群中有女性近年来嫁入这些世系群。][2]；而贡劳则是一种平等的制度，没有山官人人追求平等，当然贡劳制度也有它所依托的神话故事［3] 见[英]埃德蒙.利奇著，杨春宇、周歆红译.《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2010,北京.第191-194页][3]。在克钦大部分地区所实行的是贡萨制度，一小部分的贡劳制度。贡劳和贡萨最最紧要的区别在于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地位时否平等，纵使不是事实上的平等，但是体现在规则上的平等。利奇在文章中对贡萨贡劳这两种相互联系的制度作了一个比较极端的假设，“整个贡劳型社会的概念会不会只是一种封面故事一样的神话式虚构呢？好用来将改朝换代正当化，而王朝的内部从来就只有一种贡萨型社区。”他说这看似一个没有根据的怀疑，但是传统上是贡劳体系的核心区域的地方，通常发现的会是贡萨行或者及其类似于贡萨的社区。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插入掸邦的制度，掸人与克钦人毗邻而居，克钦人居山地，掸人居低地，从事水稻作业，鉴于生计方式发展出稳定的居住去和稳定社会制度，他们的社区有一个“召帕”负责整个社区的事务，社会成员之间的等级分明。由此可见在掸人和克钦人聚居的地区存在着三种社会制度，而这三种社会制度之间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掸邦制度——稳定的等级分明的制度，贡劳——平等无权威的制度，贡萨则处在这两种制度之间，虽然看似三种不同形式的制度，但似乎又只是一种制度的不同形式而已，就像利奇所说也许“王朝内部从来就只有一种贡萨型的社区”。贡劳不过是一种过程，一种向贡萨发展的过程。但这也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不把贡劳看作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那么利奇所说的钟摆模式还存在吗？还是说这种钟摆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的两个方面。
利奇通过这种制度间的转换让我们看到不同于把社会比作有机体所做的社会结构研究，让我们看到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社会可能拥有相同的社会体系（掸人和贡萨克钦人），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人（贡萨克钦人和贡劳克钦人）也可能拥有不同的社会体系，不在于文化表征，而在于文化表征背后所体系的一套社会变迁机制。
除了对这种社会制度变迁的讨论，利奇在书中还涉及到对克钦人亲属制度姆尤-达尼，居住格局，财产，神话，权威等议题的讨论，都是很有意思的。但书中确实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在对掸人、克钦人及其分支的介绍中很混乱，让读者不能够清晰的分辨出对克钦人的定义或者说指称，因为他采取两种分类方式一种是“人”一种是“语言”，这样读下来确实有一头雾水的感觉。其次，文章中多有民族志材料不清晰的嫌疑，例如在分析帕朗的村寨的头人时所作的描述等。也许我们得原谅这位人类学家在丢失了所有民族志材料以后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力来写出这样一本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书在细节上出现的纰漏。
利奇在《缅甸》的第一版导言中说“英国人类学界在一套粗略和过分简单化的均衡假设上滞留的太久，这套假设源自把社会系统的结构比为有机体结构。当然我承认这类均衡分析所具有的解释力，也认识到在当代社会学理论的总体框架内要规避它所面临的困难”。{[1] [英]埃德蒙.利奇著，杨春宇、周歆红译.《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2010,北京.第6页.}[1]社会科学研究把社会系统比为有机体结构可以追溯到涂尔干的时代，其好处在于研究社会最终的落脚点在于秩序，一套稳定的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均衡。当然后来格鲁克曼等人在此框架下加入了对冲突的讨论，但最终也只是为一个均衡和有序的社会作铺垫。利奇在《缅甸》中试图探索另一种可能的社会系统运行的体系，也即他认为社会不总是处于一种结构之中，一个社会系统可能拥有两个社会结构，而这两个结构互相转化的过程，是这个过程而非结构构成了社会系统，也即书中他所提及到的克钦人贡萨和贡劳制度，其实更理想化的是指掸人的制度和贡劳制度，贡萨制度则作为一种中间制度存在，但这却是克钦人最主要的社会结构，在后面我们会再次提及。
在《缅甸》开篇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利奇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的野心，他说“民族志描述并不是本书的主旨，我论及的民族志材料大多可以见于已发表的文献中。因此原创性并不在于我所处理的经验材料，而在于我对这些材料的诠释。”在这里暂且不论利奇在书中民族志材料的运用，我想这应该是本书最多诟病的一点，但很赞同利奇的一点是人类学家不仅仅要关注民族志材料，更重要的是对材料的诠释，从而从里面得出理论的创新或者是一些有创建性的观点，最起码不仅仅停留在民族志材料，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在格尔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窥见。所以《缅甸》一书最大的贡献也在与它的理论创新，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利奇所描述的克钦人的这种制度。
在克钦人的社会中主要有两种制度，一种是贡萨一种是贡劳。贡萨是一种有等级的山官制度，这个等级主要是依托他们的神话和“姆尤-达尼”制度［2] 姆尤-达玛——指姆尤世系群，是指他本人所在世系群中有男性近年从这些世系群中娶妻子；达玛世系群，他本人所属的世系群中有女性近年来嫁入这些世系群。][2]；而贡劳则是一种平等的制度，没有山官人人追求平等，当然贡劳制度也有它所依托的神话故事［3] 见[英]埃德蒙.利奇著，杨春宇、周歆红译.《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2010,北京.第191-194页][3]。在克钦大部分地区所实行的是贡萨制度，一小部分的贡劳制度。贡劳和贡萨最最紧要的区别在于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地位时否平等，纵使不是事实上的平等，但是体现在规则上的平等。利奇在文章中对贡萨贡劳这两种相互联系的制度作了一个比较极端的假设，“整个贡劳型社会的概念会不会只是一种封面故事一样的神话式虚构呢？好用来将改朝换代正当化，而王朝的内部从来就只有一种贡萨型社区。”他说这看似一个没有根据的怀疑，但是传统上是贡劳体系的核心区域的地方，通常发现的会是贡萨行或者及其类似于贡萨的社区。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插入掸邦的制度，掸人与克钦人毗邻而居，克钦人居山地，掸人居低地，从事水稻作业，鉴于生计方式发展出稳定的居住去和稳定社会制度，他们的社区有一个“召帕”负责整个社区的事务，社会成员之间的等级分明。由此可见在掸人和克钦人聚居的地区存在着三种社会制度，而这三种社会制度之间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掸邦制度——稳定的等级分明的制度，贡劳——平等无权威的制度，贡萨则处在这两种制度之间，虽然看似三种不同形式的制度，但似乎又只是一种制度的不同形式而已，就像利奇所说也许“王朝内部从来就只有一种贡萨型的社区”。贡劳不过是一种过程，一种向贡萨发展的过程。但这也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不把贡劳看作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那么利奇所说的钟摆模式还存在吗？还是说这种钟摆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的两个方面。
利奇通过这种制度间的转换让我们看到不同于把社会比作有机体所做的社会结构研究，让我们看到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社会可能拥有相同的社会体系（掸人和贡萨克钦人），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人（贡萨克钦人和贡劳克钦人）也可能拥有不同的社会体系，不在于文化表征，而在于文化表征背后所体系的一套社会变迁机制。
除了对这种社会制度变迁的讨论，利奇在书中还涉及到对克钦人亲属制度姆尤-达尼，居住格局，财产，神话，权威等议题的讨论，都是很有意思的。但书中确实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在对掸人、克钦人及其分支的介绍中很混乱，让读者不能够清晰的分辨出对克钦人的定义或者说指称，因为他采取两种分类方式一种是“人”一种是“语言”，这样读下来确实有一头雾水的感觉。其次，文章中多有民族志材料不清晰的嫌疑，例如在分析帕朗的村寨的头人时所作的描述等。也许我们得原谅这位人类学家在丢失了所有民族志材料以后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力来写出这样一本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书在细节上出现的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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