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逃离阿米巴:读柏克《法国革命论》

陈毓秀
2014-02-22 看过
本文又名:远古邪恶青年学习数卷残编阿姨神棍语录心得体会二十一

当1789年10月,柏克在窗前撰写后来被他扩写为《法国革命论》的信时,讲诉的不过是两场革命,一场梦。只是这场梦影影绰绰,摇橹声荡开了桨声灯影,干净地早已不见一丝血色了。

欧洲从中古到近代的变革之一,便是阶级的逐渐消亡,依照传统赋予各阶级的诸特权与诸自由被转换为普适普慈的人权,贵族社会演变为民主社会,并进一步滑向不见肌肉骨骼的阿米巴社会。

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没有西欧中世纪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各阶级分权自治,尊卑分明,但享受着传统赋予各自阶级的诸特权和诸自由,彼此各安其位,不得逾越。随着社会整体性地下落,到马克思时阶级的概念与过往早就不是同一个意思了,更不提流传到中国以后。

在阶级社会里,国王并非高于社会的统治者,而是属于阶级社会的一部分,《春秋公羊传》所言“天子一爵”,便是此之谓也。只是他是最尊者,拥有着社会中最多的特权,并相应地承担义务:尊重其他阶级各自的特权与自由。这些特权来自于法统与历史的赋予,是一代代先人的荣光累积而来,除非正当理由否则不可侵犯。

穿越回中世纪的现代人,会惊讶地发现这里不存在进步的概念,“社会秩序被公认为永恒不易,法律是全能上帝的意志和古老风俗的总结,立法者只能发现法律,不能制定法律。为了改变既有的社会秩序而制定新法,不仅是危险的创新,而且带有亵渎神明的味道。”

各阶级老死不相往来,人君自食其邑,王国或采邑的事务仅是国王或领主的私人事务,与民众无关,“帝力于我何有哉”。文官系统自穆斯林包围基督教世界,查理曼帝国訇然倒塌以后,早已在欧罗巴大陆不见踪影。政府司职简陋,国王不得不仰仗贵族与教士一同统治,软弱的财政使得国王无力维持庞大的常备军。倘若有不属于任何阶级的公共事务发生,就需要召开三级会议筹备款项,彼此讨价还价。自由乃是各阶级博弈的产物,恰如立宪政体乃是各阶级力量平衡的结果。

埃德蒙·柏克保守的便是这样的旧世界,而启蒙主义则要摧毁这个世界。他们要倒掉脚盆里的洗脚水,顺便将盆中的婴儿也扔出去。但启蒙主义只是步前人之后尘,早在启蒙主义者咿呀学语之时,封建自由的中世纪就在绝对主义王权面前奄奄一息了,启蒙主义者做的不过是在痛打落水狗罢了。

我在怎么看待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说的那些手段?人们如何看待政治和道德之间的关联呢?这个坑里提到,随着英法百年战争结束,法兰西携新形成的民族国家之威,向整个欧陆肆意扩张,引发了谁都没有预料到的连锁反应。

恶性的军事竞争,破坏了中世纪/春秋的自然秩序,仿佛癌细胞病变,被称为绝对主义国家的怪兽进入了黑暗森林。为了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就需要有更大规模的常备军,供应常备军就需要有更多的税收,收税就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集权就需要打压贵族的地位,破坏地方自治。

于是在恶性循环之下,中世 纪的地方自治与贵族议会被不断打压,多阶级并立的封建社会扁平化,向直面王权的原子个人社会迈进。正如佩里·安德森 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里所说:“在16世纪,西方出现了绝对主义国家,法国、英国、西班牙集权化君主政体是与金字塔式的四分五裂君主制及其领地制、封臣制这一整套中世纪社会结构的决裂。”

自由的封建国家被对峙的利维坦取代,浮士德挥舞着他手中的铁棍,希望以炼金术来恢复国家的元气,然而这不过是饮鸩止渴,使顺民提前了衰老的进程。

阶级社会虽然以不平等为原则,却能带来自由。而绝对主义国家给予顺民们君王之下无差别的平等,却是以奴役为代价。“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欧陆各国家的君王们笼络着市民阶级,打垮了贵族阶级的脊梁骨,顺手抹去所有人的特权。贪图蝇头小利的市民阶级匍匐于王权之下,漠然淡忘三级会议的消亡,在1614年三级会议不欢而散以来,直到1789年三级会议才重新召开。这也是最后一次三级会议,群情激昂的法国民众与启蒙主义者拉开了大革命的帷幕。

天道好还,报应不爽。

在绝对主义王权逞威之时,全能国家面对着一团散沙的原子个人,国家与社会之间界限分明,而阶级内部面目模糊,不再有法统概念,承接传统来统治的君主变成依靠机运和强力的谮主,比如统治米兰的斯福尔扎公爵,原是雇佣军指挥官,通过颠覆和背叛米兰共和国而上位,贵族成为仰仗君王荣威的得宠官僚的称号,比如历代吉斯公爵,不再有分庭抗礼的阶级能力,城市失去了自治许可状,仅是人口较多的聚落而已,平民变换身份仿佛妓女穿衣,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却无自治组织可供保护自身。

全能国家摧毁了社会中的所有组织资源,重复历史上无数次重复过的轮回,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一如罗马共和被帝国谮主取代,春秋礼制被商君书彻底埋葬,只有利维坦自身成为一切合法性的根源。于是国家陷入了缺失道德正当性的窘境,他以自身论证自己的正当性,其实不过是如马克思嘲讽对手的同义反复,无数次循环论证罢了。

揭去利维坦的神圣面纱,里间却是以机运和强力来支撑,只不过利维坦垄断了机运和强力,不再有阶级,无论是国王、贵族、平民,一律匍匐于利维坦之下,身份随时可以转换。当法统作为植物性神经被切断,便只有力大者称王,于是人们可以接受强力的谮主,却再也无法容纳一位软弱的虚君。

思想家总是比时代慢上半拍,与其说思想家创造了历史,不如说他们如实描绘了二百年来之怪现状,马基雅维利为第一个谮主的画像掀开帷幕,博丹咏唱阶级的崩溃与全能国家出生的悲戚和哭喊,而霍布斯则冷漠无情地讲诉利维坦吞噬干净社会组织资源残渣,化身不见骨骼肌肉的阿米巴原虫的莎士比亚戏剧。

自然权利虽是非历史的虚构,最初的国家更不可能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却显现着最深的现代性:以自己的意志来决断自己的命运。在霍布斯笔下,意志这一概念不以任何规则标准为条件,也不受它们的制约。同时这意志本身并无绝对目标,也不受任何计划的决定。所谓为保存自身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自然权利,不过是绝对的自由意志罢了。

霍布斯并不像古典哲学一样将自然法,即一个客观的秩序作为政治设计的起点。相反,他是以自然权利(nature right)作为尘世秩序的起始。它非但不依赖于任何事先存在的法律、秩序或义务,而且,它本身是所有法律、秩序、义务的渊薮。因为自然秩序早已崩塌毁灭,或者濒临崩塌毁灭。废墟之上,浴火重生的可能不是凤凰,而是告死的乌鸦。

霍布斯为君主制辩护,却彻底抽空了传统的基石,法统被临腰斩断,君临天下的利维坦,却是以绝对民主制为根基,其诞生的目的乃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抽象的自然权利。因此从霍布斯的逻辑轻轻一推,便能前往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人民将所有权利无条件赋予国家主权,形成公意。主权不可分割,所有人必须遵从人民主权,因为主权乃是人们权利的总和,遵从主权无非是遵从自己的意志。

大革命昭然若揭,但不过是从上一个阿米巴,走向下一个阿米巴。而所谓的启蒙主义,不过是民众的绝对主义变形罢了。

因为高山海洋的阻隔,唯有英格兰、瑞士、尼德兰逃过了这一劫,而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始终坚持贵族民主的波兰最终落得被三次瓜分的下场。但任何自由都并非从天而降,瑞士、尼德兰的自由几百年来与不断抗争哈布斯堡暴政的革命紧紧缠绕在一起,而在英格兰则是象征自由的议会坚决抵制试图引入大陆绝对主义君主的斯图亚特王朝。

但或许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反对法国大革命,为君主制辩护的柏克偏偏支持英国革命,甚至支持从不列颠独立出去,被视为法国革命蓝本的美国革命。而柏克本人,乃是当时英国下议院的议员。对柏克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保守的不是君主制本身,而是传承自中世纪的自由传统,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而将他与各种中华田园保守主义者划为同类,不啻于说老鼠与喵咪从未产生过生殖隔离。

对于柏克来说,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比英国革命不可欲,便在于启蒙主义者对抽象原则的坚持,使得早已被绝对主义君主折磨地奄奄一息的自由传统、组织资源,在这场狂飙突进当中耗损殆尽,而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光荣革命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不论议会还是国王谁坚持法统,最后胜出的都是法统本身,因为自由就在法统中来。

对法统的重视,源自对经验的重视,这是英国经验主义与大陆理性主义分道扬镳之处。启蒙主义是经院哲学的当然继承者,因为他们都是非历史非经验的,经院哲学并不在意经验世界,对他们来说,经验乃是先验逻辑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因此经院哲学家愿意争辩“一个针能够站立几个天使”这样很容易被误解的问题,其本质是在追问无法被经验实证的上帝与天使,究其只具有形式,还是兼有实质,如果天使只有灵体,那么一根针可以站立无数位天使。

启蒙主义者与之相似,因此他们会念念在兹自然状态与高贵的野蛮人,对于他们来说,历史不过是挂理论的钉子,经验世界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逻辑能否自洽,如果理念与现实不符,那就修改现实,让其服从理念。后世许多学人认为这是受到自然科学影响的缘故,恰恰相反,牛顿力学最注重经验世界的观察-建模-实验-修正,能否实证是经验科学与非科学分道扬镳的关键,反倒是数学/几何学,只需要公理体系能够自洽。而且翻阅历代启蒙主义者的传记,不难发现接触并钻研几何学的经历,比如霍布斯,虽然自认数学极其出色的他不止一次被同时代人吐槽过。

经验主义者最重要的是具有历史感,对于他们来说,历史可以(也只能)被发现,不可以被发明。脱离具体史实的理论只具有供逻辑学本科生当批判习题,锻炼逻辑能力的作用。柏克同样向往自由,认同公民之权利,但他反复强调只有在自由传统中,这些权利才能作为往日荣光的具体遗泽,在朴素元气未被糟践之处出现,抽象的自然权利只存在启蒙主义者美妙的遐想当中,不能当作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来推广。这并非说这些原则不可欲,而是说太不切实际因而太危险。

这也是哈耶克为什么坚持以扩展秩序来立论,而非一系列抽象的权利作为基石,以前我没想明白,这些年细细想来,许是只有在扩展秩序中这些权利才能真实地存在,但凭这些抽象概念进行演绎只能建立纸上的王国,与罗尔斯一般无异,这也是哈耶克后来对罗尔斯路转黑的缘故。现实的自治社区,要比宪法条文当中的抽象权利更加珍贵,因为前者是实然,而后者是应然。

所以柏克在信中反复强调要保守传统,但并不是一切传统都值得保守,只有能保存自由的传统才值得保守。同理,今天的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日后的传统,但只有能保守自由的传统才值得留存。所以柏克肯定同是共和政体的美国革命,却否定法国大革命,因为前者始终保存着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旧风俗,只不过以一种新的政治神话包装旧政体,而后者却要摧毁已经无比稀薄的自治传统。

同时对于旧大陆的观察家来说,有一点需要反复强调的是哪怕欧罗巴大陆被绝对主义、官僚主义反复折腾,但依旧不是中国可以比拟的。法兰西虽然自由传统已经稀薄,但与中世纪的决裂毕竟尚早,在托克维尔看来,14世纪以前的法兰西与英格兰其实一般无二。而在一个有两千多年悠久的吏治社会传统的国度里,寻觅自治传统,无异于缘木求鱼,这却是许多中华田园保守主义者所热衷的,比如秋风先生。如果柏克复生于世,也一定会诧异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援引盎格鲁-撒克逊传统。

在柏克写给巴黎的那封信里,优越感跃然于纸上,这是一位来自高尚民族的绅士,对费拉顺民的嘲讽。表面上看这封信是在为英国政体辩护,其实质却是在质问法国为何不学习英国,却在走一条不归路,为何不珍视可供珍视的传统的一切,反而以激进的姿态将整个过往的荣光予以否定。

柏克尊重传统,所以形成了保守的习性,而非他天生保守,所以重视传统。当他写这封信时,美国已经独立,美国的宪法规定没有王和王权、没有贵族、没有国教,总之是没有大部分柏克在信中所认为理应受到历代尊敬的那一切传统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同样地去抨击美国革命。

于是我们不难发现,柏克对君主制的辩护,一半是发自内心的认同,一半是修辞术,因为自古以来君主制就相当重要,在英国传统里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非切断君主制对自由的传统无所挂碍,否则就必须为之辩护。柏克正确地看到了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传统,已经与现实世界紧紧缠绕在一起,难以分离,如果突然剥开,就会迅速蒸发于日光之下。因此,唯有渐进改革,才是最好的出路。

这也是为什么柏克在这封信的开篇反复否定卢梭的人民主权原则,否认英国人民具有为自己选择和废除君主与政府的权利。在为光荣革命声辩的时候,柏克试图让读者相信议会迎接威廉国王并不是出于人民主权,而是来自于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君王、贵族、平民、教士四体同居的世界。世袭的神圣性与极端紧急情况下的改变能力是可以协调的,但不能将偶尔为之的例外状态视作通行不易的神圣原则。

柏克指出政府不能由人民的意志随意更迭,如果政府与民众之间存在某种社会契约的话,那也是来自于绵长的历史形成的自由的风俗。他强调英国的革命都是为了维护古老的法律、自由和政制,“一切改革都是根据对于古代的尊崇这一原则进行的。”因而柏克厌恶政体上的不断创新,像中世纪的先人一样,视之为危险的信念。柏克隐约察觉到扩展秩序的继承性,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不得不使用了一种神学式的话语:“由于一种巨大智慧的安排,人类的伟大神秘的结合一旦铸成一个整体,它便永远既无老年,也无中年或青年,而是处于一种不变的永恒状态。”

当为英国政制辩护完成之后,柏克便开始炮轰试图创造美丽新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柏克从来没有否认过现实世界的丑陋,恰相反,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存在十全十美的世界,美总在丑恶的身边,混杂在一起。如果不能消除完美主义的精神洁癖,就只有暴力革命来推翻一切。然而人类社会并非画家作画,可以轻易另起炉灶,在动荡之中社会不可能发展,对暴力的推崇只会唤醒人们心中互不信任暴戾的野兽。

柏克指出美国革命试图保护自治组织,法国革命却为了一副抽象的蓝图而摧毁自治资源,结果便是形成比君主国更加松散脆弱的原子个人,最后人们只能相信强力而非法律可以保护自身。柏克惊人的预言道,法国日后必须要有更专制的强权,才能收拾河山,柏克的止笔之处,直接通向拿破仑的闪亮登场。可悲的是,这是当时欧罗巴有识之士的共识,不论是贡斯当,还是迈斯特,都察觉到这一点,沉醉于激昂革命的民众之中却始终无人理会。

究其原因,柏克认为法国缺乏参与公共政治的机会,使得三级会议中的启蒙主义者,都是群文人。政治才是一种专门的技艺,它是一种实践而非理论,需要亲身参与并援引经验,柏克本人便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早在柏拉图时代,被叙拉古抛弃的男人就在吐槽雅典人在看病的时候都会找医生,推举统治者却从来不选择专业的政治家。

因为政治并非儿戏,牵涉亿万人的福祉,必须审慎。政治从来不像启蒙哲人想象的那般,可以通过几何学的规划,建构而成。对传统的否定和抛弃,是最激进的政治抉择,只会出自于文人,而非严肃考虑国家命运的政治家。但绝对民主制又欢迎这样的文人,因为绝对民主制以自身为合法性来源,一如其意志不受任何先验秩序束缚,一旦这台机器失控,就是所有人的权利遭殃之时。

于是柏克在信的最后自豪地诉说了英国对财产权的尊重,“在我们的议会里,对一块菜园的租赁权、对一间茅舍一年的利润、对一座小酒馆或面包店的信用,对侵犯所有权的最微不足道的迹象,都比你们那里对属于那些最可尊敬的人物的最古老、最有价值的地产,或对你们国家整个商业金融界的处理都要郑重得多。我们对立法权的权威怀有高度的尊重,但我们从未梦想过议会可以有任何权利去侵犯财产权、去压倒惯例法。”

如果我们梳理柏克的思想谱系,会发现他的话其实前人早已说过,他所做的不过是将休谟、亚当·斯密乃至更早的前人的话语,以自己的形式再重述一遍。倘若休谟还活在柏克的年代里,他也会与柏克表现地一般无二。然而柏克的思想依然伟大,因为这思想所辩护的现实与历史本身就很伟大。

中国没有这种自由的传统已经有两千年了,汉接秦政,在儒生的眼里这庞大帝国同样是危险的创新,一如同为罗马共和国死难的斗士眼里,罗马帝国始终是不可饶恕的诅咒。在这之前,与在这之后,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与国家政制,就像老鼠与喵早已形成生殖隔离,除非转世重生,否则根本不可能从后者孕育出立宪政体。

封建自由与立宪政治,有着惊人的继承性和延续性,然而又是如此的脆弱,他最终能够征服世界,其实只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假设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英伦列岛,保留着中世纪最后的种子,或许人类至今依然在吏治的阿米巴社会中,永世不得超生。

正所谓,天不生大英,万古如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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