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绿洲的捍卫者
德国汉学家顾彬,在2006年接受媒体访问时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言论语惊四座,尽管后来他也做过一系列的解释,但是这一句话,被记在了每一个和书有关的中国人的心里,尤其是中国出版人,时常会看到有出版人引用这句话,有自勉的,有反驳的,也有警世的。但顺着这句话想下去,中国书的市场确实是一个神奇的领域,在领域的一端,新书成灾,几乎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新书问世,但在领域的另一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还是有很多人说我们这里是文化的沙漠,和书有关的原因,我想了想,我们所“禁”的内容过于宽泛一定是原因之一,更深层方面的原因当然还有很多:文革带给文化的毁灭性损伤,以及近几十年经济的迅速崛起,文化发展的滞后越发明显,连文化的代表事物——书的文化属性的比重都越来越小,利益与市场已经快要将出版业吞噬,畅销与否几乎成为了评价一本书的唯一标准,这是大部分人都看的到的事实。
《那一张旧书单》是著名出版人俞晓群先生的文集,这是一本和出版人有关的书。书中所说的书单是指人们为了选书而开列的书目。由于选书的目的不同,书单又有“读者书单”与“编者书单”之分。前者的目的是为自己阅读所用,后者是为别人阅读提供可以选择的书目。而本书中的书单既编者书单,这类书单决定着将要面世的这一套书的内容与质素,甚至在某些年月,决定着当时的大部分读者一段时间内的阅读内容,这绝对是一件值得认真对待的事情。
书中所介绍的和出版有关的人,对于“书单”的认真与执著让人感动,有两位让人尤其动容,一位叫程千帆的老先生,已经八十六岁高龄了,尽管已经提笔不动,但当他看到喜欢的丛书时,会让妻子代笔来信,告诉出版人对这套书的建议,并列出自己的书单,信中的真挚被收录在书里,读来让人感动不已。
另一位是刘雪枫先生,他在1999年发给作者的邮件中的一段话说:“原本打算今年大干一场,但现实与思想的距离已非尺寸所能计算。有许多选题实际上是凝聚了我的心血的,我不忍心放弃它们,更不希望它们从此与我无关”——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那对书执著的热爱,让我有些不真实感,这坦露在外的赤子之心真的出自一个出版人么?出自那个被“集团化、上市、融资、造大船、多元化、做大做强、又好又快、跨越式发展、什么挣钱就出什么、怎么挣钱就怎么做”所占据的出版行业里的从业者么?
我很快在作者的一段总结中找到了答案:“一个出版人,一辈子走下来,何处最伤感?何处最留情?当然是书单了,它把你一生的心血都串联起来甜酸苦辣、喜怒哀乐、成败胜负……都在其中。”所以他们就算是无法提笔让别人代笔也要写下自己的书单;就算是委托同行也要完成自己的书单,就算是远在异国也在关注自己在意的书单,因为书单里不仅仅凝聚着他们对书的挚爱,还有他们作为一个出版人对于文化的责任感以及他们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文人情怀。这样的一份情怀就像是一片绿洲一般飘浮在这片文化的沙漠里,读起来特别温暖,像是在阅读希望。
《那一张旧书单》里讲述的并不仅仅只有和书单有关的故事,还有很多中国知名的出版人的故事,张元济、沈昌文、林道群、董桥……这一系列似曾相识的名字在这本书里呈现出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在这本书里,张元济先生不再是那个曾经拒绝出版孙中山先生的《孙文学说》的“安身立命”的商人,而是一个“一人之力,可以抵国”的在政治与文化之间纠结不堪的大师;沈昌文先生不再是那个争议非常的删改大师,而是一个坚持文化精神,力挺书香社会的文化活动家;林道群先生不再是那个严肃的学术书籍出版人,而是一个热爱文学,对书籍精益求精到有些固执的文化人,他觉得一本书的藏书票印的不好,用纸太硬,便立刻提出在香港重做。主导者本书作者俞晓群同意了,工序则极为麻烦,他要先将原有的藏书票封存,等新的寄过来后,分别送到工厂,请工人放入书中,才最终成品;而那个原本狂野又傲气十足,甚至有些离经叛道的董桥先生说“我平生原本最想做个出版人,出精致的书,出好书。”这个完成不了的愿望如此朴实无华,却让人觉得异常耀眼。
书里有一段写了陈昕先生在上海出版集团的精品图书展厅的讲解:“一是这里所摆放的书,都是有文化价值的好书,它们可卖可看,不是摆样子的形象工程,不是印出来糊弄领导的‘假书’。二是那些没有原创成果的所谓学术书不能进来。三是商业化媚俗的书,绝不出版。”——这是一个出版人的态度,在这本书里类似的态度被用不同的方式记录下来,尽管我深知只有缺乏文化氛围的社会,文化才会变成一些人的理想或者梦想,才会反复被强调,才会把这样的理想或者梦想包装起来出版成书,但是这就像被冠以文化沙漠的城市或者地区,会用很多实际行动来拆掉这顶另人生厌的帽子一样,当这样原本应该是理所当然的职业目标成为了一种信仰和理想被写下来的时候,每一个与书有关的,与出版有关的人,也许都应该想想,我们是不是被戴上了什么我们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帽子呢?
总的来说,我们现在的文化要素确实已经被商业化和市场化冲击的七零八落了,我们对于“文化沙漠”的标签就算不认同但却无力反驳,可是,就算是这样,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还拥有一批有理想、有梦想,把“书”的地位放在很高的位置的出版人,在帮我们捍卫着一块绿洲,他们对“书单”的认真,以及他们为中国文化和出版业所做出的贡献让人感动,看完《那一张旧书单》,我觉得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尽管生活在这片沙漠里,但是我们却能够时常看到绿洲。
《那一张旧书单》是著名出版人俞晓群先生的文集,这是一本和出版人有关的书。书中所说的书单是指人们为了选书而开列的书目。由于选书的目的不同,书单又有“读者书单”与“编者书单”之分。前者的目的是为自己阅读所用,后者是为别人阅读提供可以选择的书目。而本书中的书单既编者书单,这类书单决定着将要面世的这一套书的内容与质素,甚至在某些年月,决定着当时的大部分读者一段时间内的阅读内容,这绝对是一件值得认真对待的事情。
书中所介绍的和出版有关的人,对于“书单”的认真与执著让人感动,有两位让人尤其动容,一位叫程千帆的老先生,已经八十六岁高龄了,尽管已经提笔不动,但当他看到喜欢的丛书时,会让妻子代笔来信,告诉出版人对这套书的建议,并列出自己的书单,信中的真挚被收录在书里,读来让人感动不已。
另一位是刘雪枫先生,他在1999年发给作者的邮件中的一段话说:“原本打算今年大干一场,但现实与思想的距离已非尺寸所能计算。有许多选题实际上是凝聚了我的心血的,我不忍心放弃它们,更不希望它们从此与我无关”——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那对书执著的热爱,让我有些不真实感,这坦露在外的赤子之心真的出自一个出版人么?出自那个被“集团化、上市、融资、造大船、多元化、做大做强、又好又快、跨越式发展、什么挣钱就出什么、怎么挣钱就怎么做”所占据的出版行业里的从业者么?
我很快在作者的一段总结中找到了答案:“一个出版人,一辈子走下来,何处最伤感?何处最留情?当然是书单了,它把你一生的心血都串联起来甜酸苦辣、喜怒哀乐、成败胜负……都在其中。”所以他们就算是无法提笔让别人代笔也要写下自己的书单;就算是委托同行也要完成自己的书单,就算是远在异国也在关注自己在意的书单,因为书单里不仅仅凝聚着他们对书的挚爱,还有他们作为一个出版人对于文化的责任感以及他们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文人情怀。这样的一份情怀就像是一片绿洲一般飘浮在这片文化的沙漠里,读起来特别温暖,像是在阅读希望。
《那一张旧书单》里讲述的并不仅仅只有和书单有关的故事,还有很多中国知名的出版人的故事,张元济、沈昌文、林道群、董桥……这一系列似曾相识的名字在这本书里呈现出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在这本书里,张元济先生不再是那个曾经拒绝出版孙中山先生的《孙文学说》的“安身立命”的商人,而是一个“一人之力,可以抵国”的在政治与文化之间纠结不堪的大师;沈昌文先生不再是那个争议非常的删改大师,而是一个坚持文化精神,力挺书香社会的文化活动家;林道群先生不再是那个严肃的学术书籍出版人,而是一个热爱文学,对书籍精益求精到有些固执的文化人,他觉得一本书的藏书票印的不好,用纸太硬,便立刻提出在香港重做。主导者本书作者俞晓群同意了,工序则极为麻烦,他要先将原有的藏书票封存,等新的寄过来后,分别送到工厂,请工人放入书中,才最终成品;而那个原本狂野又傲气十足,甚至有些离经叛道的董桥先生说“我平生原本最想做个出版人,出精致的书,出好书。”这个完成不了的愿望如此朴实无华,却让人觉得异常耀眼。
书里有一段写了陈昕先生在上海出版集团的精品图书展厅的讲解:“一是这里所摆放的书,都是有文化价值的好书,它们可卖可看,不是摆样子的形象工程,不是印出来糊弄领导的‘假书’。二是那些没有原创成果的所谓学术书不能进来。三是商业化媚俗的书,绝不出版。”——这是一个出版人的态度,在这本书里类似的态度被用不同的方式记录下来,尽管我深知只有缺乏文化氛围的社会,文化才会变成一些人的理想或者梦想,才会反复被强调,才会把这样的理想或者梦想包装起来出版成书,但是这就像被冠以文化沙漠的城市或者地区,会用很多实际行动来拆掉这顶另人生厌的帽子一样,当这样原本应该是理所当然的职业目标成为了一种信仰和理想被写下来的时候,每一个与书有关的,与出版有关的人,也许都应该想想,我们是不是被戴上了什么我们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帽子呢?
总的来说,我们现在的文化要素确实已经被商业化和市场化冲击的七零八落了,我们对于“文化沙漠”的标签就算不认同但却无力反驳,可是,就算是这样,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还拥有一批有理想、有梦想,把“书”的地位放在很高的位置的出版人,在帮我们捍卫着一块绿洲,他们对“书单”的认真,以及他们为中国文化和出版业所做出的贡献让人感动,看完《那一张旧书单》,我觉得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尽管生活在这片沙漠里,但是我们却能够时常看到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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