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认知的价值

“我们时代不是一个平常的时代。它是在非人道的压力下沉重前行的时代，是经历过罕见大规模恐惧的时代，距离可能的毁灭并不遥远。当然，一个人也可以奢侈地享受超然，但是就怕承受不起。”

这是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在评述文学批评的功能时，对“我们时代”的一种阐述。这种阐述恰如其分地呈现了我阅读王老《监狱琐记》的一种感受。王老所描述的时代不是我的时代，但是这种历史积淀在今天依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吸引着许多人去窥探其中的究竟。

在文革这个扭曲的时代里，确实有一些人可以奢侈地享受超然，把坐牢当做一种享受，而且不关心是否承受得起的问题。也只有在这样的年代里，坐牢对于某些挣扎在温饱底线的人而言，反而成了一种庇护，而不是拘禁。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施暴者也有阅读过歌德和莎士比亚的，文革的施暴者也有毫无保留忠于一种信仰的。在这些受过文化滋养的施暴者身上以及他们身处的时代里，文学和文化对于个体和社会的道德认知到底具有多大的价值？

如果人的行为和动机没有受到道德认知的约束，反过来就有可能会变成施暴的理据。

王老的《监狱琐记》描写了人，记述了事，还记录了史，他以个人的生存经验为读者呈现了他的时代里，那些不可思议却又实有其事的事件，确实深深吸引了我。一个上午的时间，我读完了整个文本。并将其与此前读过的类似作家（如谢泳等）的作品相比，他叙述的条理性更强，故事性更浓。

斯坦纳说“当我们捧读一部重要作品，无论是文学还是哲学，无论是虚构还是理论，都会有同样的灵魂震颤苏醒的感觉。”正是在这样的震颤中，使得我的阅读在敬畏中前行，在残缺的认知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