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诗(二)·先知(An Essay On Prophecy)

诗人邹波
2014-02-10 看过
邹波

你在香山也会碰到一个普通的清洁工,你观察他的行为,终于发现了一些异常。

多数时候你只是看见他们远远的,拣垃圾,清理垃圾筒,修补他们的工具,吃盒饭,偶尔站着听一听鸟鸣,但有时候,他们在离你很近的地方,继续劳动,后来几乎是你一边扔垃圾,他一边跟在后面拣,最后那紧迫得让你喘不过气。

“别。”他不好意思地说,”您接着扔吧,我继续拣。我可以跟得远一点。你面对你的风景,我面对我的垃圾。我们都是对事不对人。”有时天使仅仅隐藏在语言里,天堂不必能飞翔或永生,宗教只是你如鲠在喉的那些东西。

我在这天下午听说了这样的故事,出于两个新朋友之口——周萍和他的先生。我完全没有料到他们的重现,我曾在2007年年初的《汉中故道》(这篇文章并没有收入《现实即弯路》)中记录过初遇的情景,那完全是真实的,但当时我并不自知:

“另一条更加荒芜的国道是蜀道南段的108国道,自从汉中、宝鸡和成都之间高速公路开通之后,路上已经完全没有车。

“不,还是有车,只是班次少,要等上两个小时,才会有一趟。”在108国道走了一百多公里,我们才在一个来不及看名字的村庄遇见了一个等车的人——从深圳回家的周萍——她孤独一人,站在小卖部的门口,门前那把长凳证明这里是车站,周萍一身紫色的呢子外套,在这充满枯笔风格的秦巴古道的黑白国画中显得非常打眼——她说要有耐心等车——等待的奇迹——有点哲学味——等上一年,说不定能等到秦巴山区古代著名的白老虎……

但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耐心的人,这条道路仍然是空无……”

看当时的文字,可见我只琢磨到一个哲学的层面(那次旅行的确有一种“未参透”的感觉,持久地不能进入任何一个主题,完全是在冰面表层滑行,不得其门而入),没有想到所谓宗教,所以,那天他们突然再次出现,我感于那时空的跨度、跳跃,真的如同宗教的地理学一样无序,我着迷于这更大的剧情——我竟然真的也在某个故事里,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说:我们在你身上看到了上帝的计划。他们听起来像一封信,或者任何没有内心的媒介物,比如天使。和很多牧师一样,那个男生尤其英俊,据说追逐他的女人非常多,但看起来这英俊不代表任何一种男人,我是说,几乎是看不出性别的荷尔蒙的味道。这就是上帝面孔吗?确切地说,是一种涂了蜡一样的苍白的英俊。

我陈述这些的时候,始终确信我仍然像脱离了宗教的青年罗素一样清醒,相信现代主义中的智力性,相信智力能战胜谎言和幻象。

我本想把这写成一部小说,但中国还没有小说是完全以宗教为主题的,或许是因为他们对信仰很少真正虔诚——除非是命令和洗脑,他们总会保留最低限度的犬儒精神的怀疑。拨弄开那些现成的作品,到达它们的核心,中国的主题还是那么几个世俗的。我欣赏那些有才能的中国作家,但他们有限的主题使我不能满足。

……他们两人都是基督徒,脸上有一种不由分说的宁静和“被组织的感觉”,周萍的先生——那男生26岁,更有抱负,有着无比复杂的经历,曾在天安门前卖过各种东西,摆过地摊,被天安门前的城管和警察驱逐,也蹲过监狱,但面孔还是孩子一般的光洁,可以做护肤广告。他想在30岁的时候成为职业传道者,说话几乎也和牧师一样悦耳,而且通顺,他只读到初中,所以我也设想我是在同一个真正的13岁的孩子在说话,但他的词汇,像哈金后来用英语写作那样完全够用的感觉,那些词语,简单得像圣经(当然,《圣经》有许多基本词汇,中国人完全没有机会涉及,我学GRE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生僻,比如”Charisma”这个词,但是又感觉它对它的生活,是那么简单……)

我们谈了两个小时圣经,有废话,也有有价值的,可能也算听者有心,让我觉得,仅仅把它当文学来读,也仍然是不够的。

久违的交谈体验,我很久不能有这样的对象那么流畅的谈事情,谈文学,谈哲学–想不到是这样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恢复了这样的交谈,我长期的精神上的口吃可能是因为必须不断地拒绝宗教而引起的,我必须每说两个字就停下来刻意地说:“不,我不相信”——无神论者的口吃,无神论者身上还有一种特别难闻的刚硬,人类中的自大者。他们两个人也是志愿者联盟的人物,但并不确信中国的志愿者,最后都会真的找到信仰,“有的人完全是慈善的目的。比如一些阔太太。”

我们还谈到我在陕北看到的,被传销毁了的邻居之间的信任,他含蓄地preach说:也需要某种精神生活来找回。有时,当我们谈到孩子,我正忧虑将来孩子上幼儿园的事,他们说,养育孩子不是到他们长大或者到你无力再抚养他们,应该养育他们直到他们被交托在上帝手中——这有几分道理,只有一个虔诚的孩子才能有那种自我要求的习惯,那种为人的自觉性、自律性–我见到许多刚硬的孩子只是任凭被现在的社会所污染,还以为他们自己是清醒的。

那男生还说,在敬老院和老人说话,就是重建语言之桥,语言是人类真正连接的东西,所以应该不停地说,而“你们写东西的,则必须不停地写,否则就会让那些老人感到没有语言连接着他们,感到被抛弃。”

他们还针对我的孤独说:我们应该一起思考。我们还谈到一些诡秘的东西如预言,本来我以为圣经的预言都集中在启示录中,但他说无处不在,比如在马太福音中读到了二战的预言,但我觉得如果是那样,分布又是完全无序的,上帝为什么如此无视历史中必须的因素:时间顺序?他们说不出但我后来自己继续推测:《圣经》只是极为全面的、一次性地事先将人类的行为的丰富性,铺展出来,罗列出来,当人们反复阅读它,会发现那些行为,或迟或早地真的发生,或者重复发生在生活里——这就是所谓“预言”——它完全不是神秘主义的——当然,这也是一种与时代思潮不合拍的封闭思维——但这难道不也是一本堪称”人类代表作”的诺贝尔小说最希望实现的吗?

所有宏伟的小说都是用一种天才的预言色彩的封闭去吞噬未来的开放性。古希腊人听到一句智慧的语言,很可能不会称赞它”多么深刻”,而是会称它为“一句真正的预言”,那时的作家忧郁而智慧,在和平的时候心事重重,在动荡的时候充满信念。预言也即哈罗德•布鲁姆所指的“经典性”——这个词本身也来自宗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预言能力,只是时间太短,一毫秒。提前一毫秒知道事情,这太普通了,有些人要干超人的事。

贵格派诗人和废奴主义者John Greenleaf Whittier1847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威尔参加摩门教的礼拜仪式后写道,

“在聆听这些现代先知们的言语时,正如我所认为的,我发现了他们成功地使人皈依的伟大秘诀。他们的言语打动了公众的情感;他们迎合了人们普遍的需要。他们把福音书启示时刻的神奇力量与我们名义上的基督徒的当下状态加以鲜明的对比。他们寻找神圣力量的象征;那能战胜一切的信念为传道者打开了的牢狱的大门,给予他们胜过一切的力量,使他们能抵御疾病和死亡本身的侵袭,能看见活生生在场的上帝。他们在经文中寻找一切论断,去说明信念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历史力量早就事先存在于基督教的第一批忏悔者那里。”

我想Whittier最后感觉到的,也是那“预先写下”的先知的力量。

有时候,那男生滔滔不绝地讲,我几近被催眠,他很少容许插话——这一点我始终不能接受,宗教人员那不由分说,并努力把一切思维都纳入他的寓言的态度,完全不是聆听的态度,也许他们也真是预先想好了要对我说的一切吧,我甚至怀疑他俩事先在背地里”设计”过我、讨论过我,最近一直在打电话邀请我,有时突然来电话说家里已经有一顿晚餐,等我去吃–这想起来又很让人不安——我大学毕业前夕经历过一次非常严格的政审,也是后来才知道,那也是完全背着我进行的,有时候那调查的力量离我非常近,却毫无觉察。

可能出于同样的反感,库切在《耻》里描写的那个鲁睿教授会拒绝任何心理辅导或者告诫,但他的刚硬不同于那些头脑简单的无神论者,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可能是没有碰到更有能力的牧师吧……

也因此,我喜欢真正的好牧师胜于任何人,因为他们从来不打听别人,他们总是梦想能从外部能看到人的本质。和一些优秀的诗人一样。你总是很惊奇,他那么陌生和自闭,却写下那么熟悉你、那么富于洞察力的回忆。

而且,我也不喜欢最终将信仰变为某种宣誓。我为什么不是自然地就成为了某种人呢?我可不会轻易陷入那彼此都很和谐的“精神温室”中,“加入”这个词本身就魔鬼。我看这年月加入宗教比不加入宗教更容易,你只要放弃就行了–请滑入吧。否则你就是一个流亡者,你只有行动,你的思想也只是无名的行为。无论加入的是什么,更深邃的上帝或者魔鬼存在于动词中,而不是名词中。我读历史最后也是在头脑中储存了一大堆人类行为——一堆动词,而不是时间和名称。可这不正是《圣经》写作的起点吗?

只是,我当然也不会为了能整天谈论精神方面的东西而加入宗教。

于是我几乎手拿着筷子睡着了,他也曾在一次冗长的硬座火车旅行时,站在过道上讲了一夜,用那悦耳的语言,为他人打发了10几个小时难以熬过的时间,那讲话完全成为了无词歌。

虽然最后他们暴露了他们是安利公司的成员,工作可能迫使他们改变性格,迫使他们与任何人谈心,并与魔鬼交易,生意是生活的动机,让人心安理得,但这种谜底对我已经不再重要,我仍然为交谈中的某些真诚的东西所影响。

我囫囵地以为,那个漫长的下午,我是为某种美好圣洁的”瞬间体验”不断感动,它的价值是碎片式的,同时,在更大的故事里,它也只是一瞬间,感动我的不是绵延,没有导致我皈依。但这使我在归途中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压在心里沉甸甸的,想写下一些文字。当时天空像在下大雨一样。路上我像疯子一样躲避着一些看不见的东西,还想到了那个听完瓦格纳从拜鲁伊特怀着复杂的失望心情返回的尼采。那是一个真正的大雨之夜。对偶像的道听途说一般的审美总是大于正式地,系统地接受他,信仰他,这很可悲.

必须承认,从上述任何接受方式来讲,我都如此喜爱宗教的语言,或者它带来的语言,我在西方作家的作品看到了它们那神秘的指引——如果将西方宗教视为一个语言库——圣经和那些正典包含了最简洁的核心词语,和宗教紧密联系的艺术、甚至有激情的神学还有诗歌以及对诗歌的那些精彩的评论语言包含了它外围全部华丽的部分。叶芝和T.S.艾略特都在其中飞翔。还有成千上万的作家。这其中也包括哈罗德•布卢姆代表的生动的文学批评传统。

哈罗德•布卢姆天才地用一种倒置口气说:“我相信我所感受到的东西,即所有的宗教都是一种诗歌的流溢,不论好坏”。宗教之于文学,除了“预先写下”的先知力量,宗教还教会诗歌完全从外部去审查事物,它们完全没有兴趣进入其他事物内部,它们遥远地言说着自己,像一个比喻一样叙述着自己,比喻的本质是远离它要比喻的世界,并不需要像科学那样力图接近事物,从内部分析它们。

哈罗德•布卢姆还天才地用一种倒置的口气说:真正的经典蕴涵了这样的行为–它不是“被主流社会、教育体制、批评传统所选择”,而是”那些古代名家在选择后起的作者……”——这和博尔赫斯所说的“我们创造了我们的先驱”也正相反,后者把人性的荒谬完全化为了语言的二律背反。

布卢姆还认为:我们现在感觉到的圣经的力量,有过一个”强力阐释”的过程(布卢姆认为莎士比亚和弗洛伊德都是“强力阐释”的人,这个词在他笔下几乎成了“有力量的文学”本身的代称,这也颇似我前些时的一篇文字里所提到的希尼关于“语言需要被激活”的感受,而其他人只把“阐释”视为一种并不高明的文学批评手法)——但有人的确正是怀着这一动机去进行真正的创造。

最近发现越来越不能用一个人的言行来衡量一个人了。马尔罗说:“我们不是我们所说的,也不是我们所做的”——这时代需要强力的理解者去宽容人们与内心分裂的言行,正如布卢姆所说的强力读者。

这一强力理解的过程包括二世纪犹太拉比的努力、也包含天主教甚至新教神学家的看似互不相容的努力——这正是《圣经》“复杂的正典化”的过程。布卢姆说:“评判标准居然是美学的……《雅歌》之所以被收进《圣经》中,就因为它已令伟大的犹太拉比阿基巴心醉神迷。并且这种迷醉与我们对《雅歌》的着迷,如瓦特•惠特曼所说的“当丁香花们在门前庭院绽放时,并没有根本的差别。”

《圣经》的目的竟然有可能真的是某种文学抱负,正如一个医生是为了治病而反而不是因为对疼痛这奇迹的着迷而干这行,对神的记载就堕落成了安慰人类心灵的东西。或者如布卢姆所说:“它们都已不是真正的圣经宗教。”——犹太教最终是一种口头文学,而基督教则用全部的神学艺术来替代了《圣经》本身。“只有美国宗教是真正的圣经宗教”——但它又立刻产生了爱默生、爱伦•坡和惠特曼。

可能因为人在写作的时候——无论是谁——就力求写得好。博尔赫斯试图使人类的信仰由宗教而转向语言本身,他和荣格一样,如此俏皮地、机智地——是局部的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单独地相信一些事物,怀疑一些事物——这也是我在这天下午聆听布道时体验到的一种内心的要求,但他的语言又恰好完全有着撰写经典的石板刻的能力。

最后,布卢姆像一个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那样写道:“和文学或任何文化的历史一样,宗教的历史也是由天才创造的,是由极少数的神秘人格创造的。比如我不相信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摩门教(美国独有的圣经宗教)历史的研究。”美国就是一个人创造的神话脚本,那么宇宙也可能是一个脚本。连黑格尔这种反戏剧的人也摆脱不了基督命运的脚本。

因为,宗教的历史和它所描述的世界历史,很可能完全是某个天才内心的外化–布卢姆详细描写了摩门教的先知约瑟夫•史密斯个人的幻觉–约瑟夫在美国的荒原实践他的宗教社区,企图恢复远古的城邦–通过那疏离实现一种单独的时间感和空间感,但他折中地并不用“起源”这个词来解释上帝对世界的作用,他只说上帝“组织”了一个业已存在的世界,因为他无可逃避地享受着美国生活的基础,他承认自己继承的是后起的信仰,摩门教是实践和纪律大于思想的宗教,它是边疆的宗教,它实际是一个被自己边缘化的美帝国的私生子,它如此个人化–这些个人偏好都构成了后来教义的核心。H•S•康马杰说它是美国土生宗教中最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宗教,它占有领土,并控制教徒的心灵,而奴役他们的,是另一个人的心灵。

作者在这本书的中间几个章节几乎又逐渐变成一个人类学家对约瑟夫的认知和情感结构的剖析,但我们逐渐发现,布卢姆在这本书中探讨的仍然是美国精神,美国的宗教当然也首先是美国的。美国对它的影响是深刻的,甚至是晦涩的。美国各领域的学者永远是兜了一个超越宇宙的大圈子,其实还是在谈”什么是美国”。美国已经在哲学辞典中成为一个概念。

但“什么是中国”并没有被中国人像那样在更大的范围更深刻的层面中去探究。“中国性”从来没有那么大胆地先勇于被思想和生活融化掉,比如大胆地先将它理解为弗洛伊德梦想的碎片,最后再结晶出来。这才算所谓分析,不能时刻都像个小市民那样谨小慎微地对待自己祖国的遗产。这个粉碎的过程,几乎就是“哲学化”,如今,我们对自己的国家已经很少能有哲学体验了,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发展出很好的哲学,甚至连阐释学(释经阶段走向哲学的萌芽)都谈不上有长足的发展。

中国传统仍然只是一个结石,一个硬化的块茎,它关闭着,每一个单元都关闭着,它没有引领着感情,也没有真正做到无处不在,我们和它并不是水乳交融的。我们老是问世界是否接受中国性,却很少问中国能否包容世界,比如电影,我们拍出明显的中国题材,希望世界能耐心地理解,我们是不是在寻求人类(西方显然是主体)的认可,总有一种私生子的愤懑,可哪天当中国容纳了世界的感情,中国就能拍出世界一切题材的电影。我们出生时对什么都生疏,但终有一天我们会以世界为家。

中国人自我身份的确认,不能靠有形的遗产,它们日渐被拆除,毁灭,中国人必须这毫无特色的现代城市中再生一个哲学化的中国文明,各种摧枯拉朽的革命总是从半途毁灭了正走向哲学的人格,这夭折的人格和深度的身份确认却很难再通过革命重建。

布卢姆在这本书中,客观上是在用现代摩门教这个更容易考察的宗教样本(他至少考察了它的文学性和美国性),试图揭示一切神学的“人为性和任意性”——他后来明确地说:“(摩门教神学的人为性和任意性)实际上所有宗教显而易见的怪异性和难以预料性。”

但是那已在人心中的,也就是预先写下的历史。只不过它仍在被继续、随时地写下。那几乎也能有效地象征着文学史。宗教的历史和无数文学家内心构成的历史序列,相对于社会历史,是独立的历史。它们同时面临一些外部战争和内部战争,是内部战争–那些特定的人群内心的呼应和宿怨区分了这些历史。

如果上帝仅仅是一条事后擦去的辅助线——他们词语的源泉,而我目前仅仅开始读一些唐诗,寻求汉语中更丰富的语言和思维模型,以代替我们写作时从来就缺少的东西。古诗其实是多么不稳定的文本,每个字都可能有讹误和谬传的版本,可其神采始终不散,民间的写作能力又如此普遍,无数佳句不见经传……但我们天赋的语言库思想库到底在哪里。

总之目前我发现我喜爱的宗教的确是“天使仅仅隐藏在语言里,天堂不必能飞翔或永生,宗教先知的能力也许只是你如鲠在喉的那些东西、那些将说未说却被打断的话。”——这可能也是无神论者最充满善意的宗教观。

可在我们的现实里,当一个人宣称:“我找到了信仰”,他往往只是软弱地投身了某种形式的教会,这是自由丧失的结果,1940年代开始丧失的自由到现在还没有恢复——1940年代,“现代主义”这种人类智力生活的积极需求就是这样走向没落的,其中的许多人“回归”了更蒙昧的、更集体化的思想,正如多民族国家向单一国家退缩,紧张感、个人抉择的紧迫感再次袭来,:人道主义(福斯特、纪德、瓦莱里)、宗教(于斯曼、艾略特)、传统、法西斯主义(庞德、P•w•刘易斯)、东方(赫胥黎)、各种社会学说(艾吕亚、阿拉贡)、学术批评(萨特)、政界(马尔罗)……更多人进了大学,那些伟大的流亡者消失了。

在晚上,我终于从下午的催眠中平静下来,我发现,下午的昏聩说明我仍然对生活中的许多事物无法立刻就当场理解——但终究,对宗教,我仍然可以完全不投入自我地真诚地信仰它——这说的其实是一种阅读的良好状态。如果你不能很好地对付一个布道者对你的影响,你当然也很难对付一本书对你的影响了。晚上的回归只是再次证明我们那强劲地阅读生活的能力并没有衰退–在这个被布卢姆称为“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代”(因为文化批评代替了文学批评,看看我们写的那些书评就知道了……)。

在晚上我却终于回归了莎士比亚,他从来都是现代的,他始终在流亡,在主流都不存在的时候,他就在流亡,他战胜了他作品出现的任何文化因素的影响–包括作为文化的宗教,还有文化本身,文化是弱者的良药,可以不去直面精神,我下午就试图通过文化来麻痹自己对宗教的原始情感,还有所谓哲学,一次陈述,一次哭泣,和一次忏悔,或者一次亵渎,都是解决问题的幻象。

莎士比亚的原创性(这种原创性不是我们现在出于”成就个人事业、用以对付竞争”的文学目的,布卢姆反而认为女性主义者、非洲中心论者、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都是”憎恨学派”的虚无主义者,布卢姆认为他们都只是用逆反来自存,立说,比如写诗来克服哲学,写哲学大部头来克服诗歌,但逆反不成文学,不成思想,它太单调了,太陈腐了,只不过是报复)和他强大的阅读生活的能力,他是受到“影响的焦虑”最小的作家,唯其如此,莎士比亚的书,我在所谓“世界末日”的时候也仍然会有兴趣阅读。文学中要出现音乐中的巴赫与莫扎特,似乎真的更困难。他们自身的本质从没有因为他们的宗教、知识甚至感情而丧失过。

可能这一切包括现代主义在晚熟的我身上远远还没有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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