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冯友兰那本要好的中哲入门书
因为昨天在读邓晓芒那本《思辨的张力》，看他批判中哲的时候，洋洋洒洒，从《易经》一直批到王夫之，中间还提到一些极为冷门的人物，如方以智。对于什么法藏啊、宗密啊、范应元啊、王弼啊、欧阳建啊的观点学说更是信手拈来、随口举例。
当时我就惊艳了。他一研究西哲的怎么对中哲这些人物和学说这么门儿清啊？他哪儿有这多功夫看这么多人的书啊？赶紧翻到书末的参考文献看，这才松了口气，一大堆西哲书目里找到一本中哲的参考书，就是张岱年先生那本《中国哲学大纲》。
基本上像我这种玩票性质的哲学爱好者，中哲看到诸子百家后面就懒得看了，二程朱子王阳明他们写得都太长，真心看不下去。又想了解，就找一些后人写的通史来读读。
一般说到中哲的通史，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冯友兰先生那本《中国哲学史》，不过我觉得，如果从入门的角度讲，其实张岱年先生这本《中国哲学大纲》要更好。
我不评判这两本书谁好谁坏，因为我不了解中哲。像人家告诉我冯友兰老先生为了让毛主席满意而几次删改《中国哲学史》这些话，也就当个段子，听了也就听了，不能全当真。就我观感而言，《中国哲学史》也不见得有他们说得那么不客观，毕竟资料详实、罗列人物面面俱到，除了文白夹杂的风格有点点别扭外，都还挺好的。
但说张岱年先生这本《中国哲学大纲》更适合入门，意思是这本书的的结构布置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思维。
张岱年先生在这本书里胆子最大的地方，在于他试图为中哲整理出来一个条理系统。
他首先去总结：中哲里最核心的问题是哪些？他总结了三个：宇宙论（对应西哲的本体论）、人生论（对应西哲的伦理学）、致知论（对应西哲的认识论）。
然后再根据这三个问题，去总结出历代中国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阐释、研究，从而得出一条明晰的发展脉络。
你当然可以指责这种方法，是用西哲的范畴去硬性割裂中哲的思想体系。比如孔子也好、老子也好，他们的宇宙论，是直接与他们的人生论、致知论相呼应、相一致的。你其实很难把这三者单独划成三个部分，在不谈另外两者的情况下单独说一个。
但我们还是要看到难能可贵的地方。因为这种研究方法其实比冯友兰先生按时间顺序写《中国哲学史》要辛苦得多、艰辛得多，而且，对中哲的意义，也更重要得多。
我一直觉得中国哲学缺就缺了个像亚里士多德这样干细活儿的人，因为中国的哲学家都是文人，最多就是对科学带点兴趣。这些文人不愿意细致而条理分明地将一套学说整理并剖析给你看。他们是想到哪说到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宇宙论里夹带点人生论，人生论里夹带点致知论。总之要玄而又玄，才能让你取乎中。好像你如果确实得出个什么结论，他们就嫌你落了下乘。
结果搞得中哲和西哲之间就像文科生和理科生一样，没法沟通交流。
我觉得张岱年先生这本《中国哲学大纲》，好就好在他敢于给中哲划范畴、下定义、清条理，像对待西哲那样，认认真真整理中哲的学说脉络，让人看得清晰明白。
所以邓晓芒跟中哲的学者，不是爱答不理就是一见面就吵架，惟独对张岱年，他在自己书里推崇备至、客气有加。大概也是觉得，只有张岱年这样研究中哲的人，才真正算得上跟自己同行的哲学家吧？
当时我就惊艳了。他一研究西哲的怎么对中哲这些人物和学说这么门儿清啊？他哪儿有这多功夫看这么多人的书啊？赶紧翻到书末的参考文献看，这才松了口气，一大堆西哲书目里找到一本中哲的参考书，就是张岱年先生那本《中国哲学大纲》。
基本上像我这种玩票性质的哲学爱好者，中哲看到诸子百家后面就懒得看了，二程朱子王阳明他们写得都太长，真心看不下去。又想了解，就找一些后人写的通史来读读。
一般说到中哲的通史，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冯友兰先生那本《中国哲学史》，不过我觉得，如果从入门的角度讲，其实张岱年先生这本《中国哲学大纲》要更好。
我不评判这两本书谁好谁坏，因为我不了解中哲。像人家告诉我冯友兰老先生为了让毛主席满意而几次删改《中国哲学史》这些话，也就当个段子，听了也就听了，不能全当真。就我观感而言，《中国哲学史》也不见得有他们说得那么不客观，毕竟资料详实、罗列人物面面俱到，除了文白夹杂的风格有点点别扭外，都还挺好的。
但说张岱年先生这本《中国哲学大纲》更适合入门，意思是这本书的的结构布置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思维。
张岱年先生在这本书里胆子最大的地方，在于他试图为中哲整理出来一个条理系统。
他首先去总结：中哲里最核心的问题是哪些？他总结了三个：宇宙论（对应西哲的本体论）、人生论（对应西哲的伦理学）、致知论（对应西哲的认识论）。
然后再根据这三个问题，去总结出历代中国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阐释、研究，从而得出一条明晰的发展脉络。
你当然可以指责这种方法，是用西哲的范畴去硬性割裂中哲的思想体系。比如孔子也好、老子也好，他们的宇宙论，是直接与他们的人生论、致知论相呼应、相一致的。你其实很难把这三者单独划成三个部分，在不谈另外两者的情况下单独说一个。
但我们还是要看到难能可贵的地方。因为这种研究方法其实比冯友兰先生按时间顺序写《中国哲学史》要辛苦得多、艰辛得多，而且，对中哲的意义，也更重要得多。
我一直觉得中国哲学缺就缺了个像亚里士多德这样干细活儿的人，因为中国的哲学家都是文人，最多就是对科学带点兴趣。这些文人不愿意细致而条理分明地将一套学说整理并剖析给你看。他们是想到哪说到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宇宙论里夹带点人生论，人生论里夹带点致知论。总之要玄而又玄，才能让你取乎中。好像你如果确实得出个什么结论，他们就嫌你落了下乘。
结果搞得中哲和西哲之间就像文科生和理科生一样，没法沟通交流。
我觉得张岱年先生这本《中国哲学大纲》，好就好在他敢于给中哲划范畴、下定义、清条理，像对待西哲那样，认认真真整理中哲的学说脉络，让人看得清晰明白。
所以邓晓芒跟中哲的学者，不是爱答不理就是一见面就吵架，惟独对张岱年，他在自己书里推崇备至、客气有加。大概也是觉得，只有张岱年这样研究中哲的人，才真正算得上跟自己同行的哲学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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