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 鼠疫 8.8分

试论《鼠疫》的叙事模式与主题 —— 一次结构主义的尝试

齐东强
2014-01-29 看过
上学期论文,现在看看还是脱不开高中议论文的腔调,准备好接受群嘲。
另,所有表格、图表,自行脑补吧。


“如果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永远想望而且有时还能得到,那就是人间的真情。”
——《鼠疫》

纪念阿尔贝·加缪


       引言:以显微镜来观测宇宙

本文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本文所要使用的文学批评方法是结构主义的方法,而所要研究的对象则是加缪——存在主义的巨擘,虽然他本人并不同意这一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社会日益加剧的社会动荡和危机使存在主义日益失去了它的号召力和活力。在这种情况下,结构主义以它理性主义的旗帜和科学主义的口号,吸引了对人本思想厌倦而失去信心的人们。福柯曾颇为生动地描述过结构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状况:“人们突然地、没有明显理由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远离、非常远离上一代了,即萨特和梅洛·庞蒂的一代,那曾经一直为我们思想规范和生活楷模的《现代》期刊的一代……而我们却为自己发现了另一种东西,另一种热情,即对概念和我愿称之为系统的那种东西的热情。” 可以说,正是结构主义终结了存在主义,而驱使前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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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期论文,现在看看还是脱不开高中议论文的腔调,准备好接受群嘲。
另,所有表格、图表,自行脑补吧。


“如果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永远想望而且有时还能得到,那就是人间的真情。”
——《鼠疫》

纪念阿尔贝·加缪


       引言:以显微镜来观测宇宙

本文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本文所要使用的文学批评方法是结构主义的方法,而所要研究的对象则是加缪——存在主义的巨擘,虽然他本人并不同意这一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社会日益加剧的社会动荡和危机使存在主义日益失去了它的号召力和活力。在这种情况下,结构主义以它理性主义的旗帜和科学主义的口号,吸引了对人本思想厌倦而失去信心的人们。福柯曾颇为生动地描述过结构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状况:“人们突然地、没有明显理由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远离、非常远离上一代了,即萨特和梅洛·庞蒂的一代,那曾经一直为我们思想规范和生活楷模的《现代》期刊的一代……而我们却为自己发现了另一种东西,另一种热情,即对概念和我愿称之为系统的那种东西的热情。” 可以说,正是结构主义终结了存在主义,而驱使前者来研究与之不容的后者,这种尝试可说是大胆的;

从方法上来说,在《加缪全集》的序中,柳鸣九先生写道:“面对着加缪这样一个充满了生命光辉的不朽者,这样一个在20世纪现实中有声有色、显赫了一个时代的客观存在,这样一个在人类文化史上永远光华照人的精神现象,该如何关照与审视?正如观察天象与星体时显微镜无用武之地一样,我们面对着加缪时,某些时髦的工具如叙事学、符号学、文体学、结构主义批评、语言学理论,就显得过于琐细,而难以得心应手了”。而本文所做的正是以结构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加缪的《鼠疫》,国内学界泰斗早已在前方写下“此路不通”,笔者依然“偏往虎山行”,本文的尝试因而是又大胆的;

从笔者自身来说,笔者学养尚浅,更是初次结识结构主义的方法,在短时间内对文本进行大量、繁杂的分析,并要求自己尽力运用初学的方法,这同样也是大胆的。担心因此并不多余,事实证明,在探究之初和整个过程中,笔者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探究结束之时,也不能确信此次努力是否真正得到了某些成果。困难重重,前路未知——虽如此,且让笔者做一次“不思未来”的尝试罢。

在进入正文之前,首先要明确笔者对结构主义方法的理解和认为本文使用方法是结构主义方法的理由。

众所周知,结构主义是1950年代以后在人文科学的某些领域——语言学、人类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艺学等学科中流行的一种认识事物、研究事物的新倾向。它主张从事物的整体上、从构成事物整体的诸要素的关联上去考察事物、把握事物。结构主义思潮发轫于索绪尔,而文学批评方向上的结构主义则援引了俄国形式主义者的一些论点,途径列维-斯特劳斯、雅各布森、格雷马斯、罗兰·巴特、德里达等人,在短短不到20年时间里,经历了开端、鼎盛与衰落阶段,最终被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所代替。

具体到文学批评上,结构主义理论的许多观点也受到许多文学批评理论家的质疑,如缺乏人文自然因素的分析等。迄今人们普遍地将其作为一种过时的文学批评理论对待,但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的结构模式特征的揭示确有其独到和深刻的地方,至少在方法论上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有一定的启发性。

结构主义认为,文艺研究和批评的任务是对文艺作品的结构及其形成过程进行分析。在进行结构分析时,引进了语言学概念和方法。例如:使用语言学方法中的“语句句法模型”来分析一部文学作品的结构,把作品内部的各种构成关系在一部文学作品中所起的作用,对应于语句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运用语言模型,建构起由文学作品的规范和规则组合成的深层系统;根据话语手段的组合变化,提出叙事的多种类型等等。

广泛来说,结构主义试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根据结构理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现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因此,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就是运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文学作品的内在秩序和结构模式进行研究。不论运用怎样的具体的方法,假如在分析的过程中使用了二元对立等思想,从繁杂的文本表面来对潜在整个文本之下的叙事模式、深层结构进行探究,便是广义的结构主义方法。因此,可以认定,本文的研究方法是结构主义的方法。

       一、关于小说文本词汇的统计学分析

在开始我们的分析之前,笔者需要澄清一个事实,即由于法语对于笔者来说实在是神秘未知的文字,而可靠的基于小说原文的此类分析数据也很难寻得,短期内也不可能对国内种种译本进行细致比较并选择最为忠实的一种进行分析,并且本节推论的形成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计算机,为了使研究能够进行下去,笔者不得不出此下策,使用从网络上下载的最常见的一种中文译本,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自然会使本文最初的结论也受到极大的质疑,但笔者相信,在这个总计十五万余汉字的“数据库”中,在最初的无视语义联系的词汇统计中,翻译上的误差是有理由被忽略的——读者会发现,这种误差无害于我们的推论。下面,笔者将努力展示统计学的魅力。

首先,笔者对小说中不同人物的出现次数进行了粗略的统计。[ 出于可操作性的考虑,在统计各类事物出现次数的时候并没有将“他”、“她”、“它”等代词囊括进去,也没有代入语境具体分析,而是忽略一切,直接进行名词的切割统计。但笔者依然认为此种统计是相当可靠的,这也是数量给予笔者的自信。我们真正需要的绝非确定无疑的数据,而是各组数据之间的比较。在下文中,这一点笔者将不再进行解释。同时,读者也将看到笔者是如何通过关联词汇来尽力减少误差的。] 以下是出现频数超过100的人物统计表:

(表1)

初步的统计让我们看到,在小说众多的人物当中,里厄与塔鲁无疑是很重要的角色,这也与我们通常的认识是一致的。而朗贝尔、科塔尔、格朗、帕纳卢也都是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们出现的频数足以证明对于小说的情节而言他们是不可或缺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小说中除了人物之外的其他重要名词的统计:

(表2)

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灾难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占有绝对的主导位置,仅从字面上看,在重要的名词中,属于正常自然与非正常自然(灾难)的名词出现频数(648、603)几乎一致,这可以看做是一种对立平衡;而属于非自然的名词(573)与上述二者出现的频数也几乎一致,这也是一种对立平衡;在与表格1的对比中我们又发现,属于生命(人物)与非生命(其他名词)的名词出现频数(1950、1941)又一次几乎一致,这又是一种对立平衡。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重要形容词的统计:
  
(表3)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到,整本小说中出现频数最高的几类词,都在表现着一种负面的情绪:荒谬、孤立、绝望、困难、厌烦、痛苦……同时,在低迷的背景之下,也伴随着短暂的情绪高扬:我们看到,表达正面情绪的词语也并不算少。值得注意的是,在“冷”与“热”的对立中,我们发现“热”并没有处于下风。

接着,我们来考察小说中重要行为动词(或是行为概念)的统计:
  
(表4)
  
表4告知读者的最重要信息是:整本小说弥漫着加缪对生存与死亡的关注。“爱”被提及的频数也较高,这也是加缪所关注的。另外,抽象的行为概念要多于具体的行为动词,这也表明了小说的思辨性。

小说的“时间”也有着值得注意之处。如下表所示:
  
(表5)
  
在表5中,“夏”与“晚”出现的频数都远远高于其他同类词汇。这也透露了小说情节事件所发生的主要场景。夏天是鼠疫最肆无忌惮的时节,而夜晚则是人最脆弱又最敏感的时候。毫无疑问,这都被敏锐的加缪紧紧把握住了。

最后,对标点符号的统计也能看出一些问题:
  
(表6)

从我们的数据来看,前引号出现的频数占句号出现频数的约1/4,而事实上,引号中的句子往往多于一句,因此可以认为小说的对话占有重要位置,加缪的思考主要通过人物的对话得以表现。值得注意的是“?”的频数。约每20句中就有一句问句,这更说明了小说内容上的思辨特点,处处都有加缪对各种问题的拷问。

最初的工作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表面上,从这些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它们的作用似乎仅至证实了我们阅读文本时模糊的感觉。然而这只是结构主义探索的准备工作,下文我们将看到这些简单的结论将怎样飞扬起来。
  
       二、小说的浅层与深层结构分析:反抗与人道

在小说的开始,或者说在瘟疫大面积爆发的前期,叙述者按照客观时间的顺序,真实地记录了事态的发展过程:“四月十六号早晨”……“五月二号”,这蕴含了一种人类的理性和自由;但自五月二日起,不管是小说人物,还是叙述者自己,似乎完全被卷入了瘟疫之中无暇它顾,忘了客观时间,而只本能地以瘟疫的势态为参照记录时间的流失:“第二天”……“发生后的一个月”;直到瘟疫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叙述者似乎才陡然醒悟,时间“已是八月底了”。从这种叙事方式中我们看到,小说将全部情节限定在一个时间段内,而在这段时间中,“鼠疫”对正常生活的入侵使理性人类制定的纪年法失效了,时间被强硬地从人类手中夺去,屈服于灾难脚下。一切发生与结束得都太突然,中间的等待又是极度漫长的,于是鼠疫中的奥兰城像是从时间中脱离出来,情节的历时性效果被驱逐,而共时性则被悬置在舞台幕布正中,这正是列维-斯特劳斯希望的:结构主义将在此大显身手。

小说以冷峻而饱含深情的语言叙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在这个失去时间维度的世界里,情节的推进更像是在绘制一幅众生相,正如无数的绘画和雕像以它们永恒的静止来讲述史诗与神话。命运、灾难、英雄等等神话原型在小说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再现,无论是情节还是人物,《鼠疫》都拥有神话的某些特征。这绝不是偶然——加缪一生的思考,从《西西弗神话》中对西西弗的原型追溯,再到《反抗者》中对普罗米修斯神话和涅墨西斯神话的征引,都是为了最终将其哲学推向“地中海思想”,那是他欲求的最终源头:希腊文明。在“思想的正午”,真正的光明从那里诞生,理性与非理性、哲学与神话都在同一天空飞舞,人的反抗不再背叛原本的善良愿望,自由将成为可能。

既然《鼠疫》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具备了神话的原型特点,我们便不妨尝试着重走列维-斯特劳斯之路。

列维-斯特劳斯虽然以结构人类学家的面孔出现,但是他开创的神话“深层结构”解读方法对纯文学文本批评带来的方法论启示,对20世纪的文本批评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故此,其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的神话批评实践多种多样,但主要集中在“结构:形式::深层意义:表层语法”[ 符号“:”表示“与”,“::”表示“等于”。] 、“二项对立”及其转换逻辑等方法上。我们将从这个意义上进行尝试。

首先,我们来分析它的表层叙事话语。从表面上看,这部小说整体上使用第三人称进行叙事,其随处可见的精辟哲思总让人试图一睹文本背后全知全能的“上帝”的真容。而随着情节的发展和字里行间的隐秘透露,真正的读者并不用等到小说的最后一部分便能读出那个“上帝”便是里厄。[ 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加缪写道:“现在正是里厄医生承认自己是这本书的作者的时候了。”] 于是我们看到,里厄事实上扮演了“窥视者”的角色,而不仅仅是构成叙事的一个“情节代码”,故事是通过里厄的眼睛投射给读者的,里厄正是一切苦难和矛盾的第一承受者,加之更多的非对话形式的议论都可以看做是里厄的思想过程,他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起来,远远超出小说的其他人物。

可以说,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里厄而写的。然而是否可以因此说里厄便是小说的主角呢?另外,从表层话语来看,笼罩着小说的是“死亡”的阴影与“反抗”的希望。人们在鼠疫中不断死去,而剩下的人们不断反抗,于是故事的主题便是“人类与鼠疫的搏斗”吗?

这正是通常人们对此小说的理解。但事实并非如此。通过结构主义的分析,我们发现这绝不是一部《伊利亚特》式小说,而更像是一本《神谱》。并且,小说的主题也比想象中更复杂些。想要厘清小说的主旨,判明人与鼠疫在小说中的位置,需要进一步的深层结构分析。

由本文第一部分对表1与表2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生命与非生命构成了第一组最基本的对立关系。在这组基本对立的平衡过程中,我们可以抽离出三组稍具体的对立:

人与灾难的对立。“灾难”在这里就是人最大的反对者:鼠疫。这组对立是包含于最初的基本对立关系中的,也即“人与非人”的对立;

反抗与逃避的对立。小说中不同的角色对于鼠疫所采取的做法也不同,他们分别代表着反抗的态度与逃避的态度;

清醒与非清醒的对立。这一对立包含了官方与非官方的对立、反抗的人与阻碍反抗的人的对立等等。城市、政府等是按照人的意志被理性建立起来的,本该为人的幸福出力,然而在小说中无论是省政府还是卫生委员会,却不断推延人的反抗,纵容鼠疫,这与真正追求幸福的非官方的个体形成对立。不断反抗鼠疫的人比起不反抗或阻碍反抗的人对于灾难的本质看得更清楚,也更明白什么才是该做的。

在这三组对立背后,又可推出更深层的对立。无论是灾难、逃避还是非清醒者,都拥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对“人”的否定。他们造成人失去其生命,或对死亡无动于衷,是人的反对者。于是这组对立转换到了“肯定人与否定人”的对立上。而继续往深处发掘,这正是“人道与非人道”的表现。在这里,复杂的关系可以用列维-斯特劳斯的“浅层/深层”结构转换公式进行表达:

{人/灾难::清醒/非清醒::反抗/逃避}::{肯定人/否定人::人道/非人道}(符号“/”表示“对立”,“::”表示“转换等于”)

我们看到,前项大括号内的三组“二元对立”可看作是小说的“表层话语对立结构”;后项大括号内的两组“二元对立”则是由前项推得的“深层对立结构”。浅层是文本话语中很容易读出的,深层则是需要借助抽象推理才能得到的。从公式中可以看出,坚持人道而肯定人才是文本潜藏的深层意义,而非简单的“人与鼠疫的搏斗”,或“团结和坚持战胜了困难”。

通过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我们已经准确把握了《鼠疫》的主旨。可是我们也发现了不足之处:复杂的小说被简化成了一句话,并且在这其中并没有具体的“人”的存在。为了探清小说的叙事模式并寻找其他有价值的信息,笔者决定求诸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
  
       三、格雷马斯式“符号矩阵”分析:关注“敌手”的移位

格雷马斯的成就主要是在符号学和结构语义学方面,他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在进行结构主义语义探讨及文本例证分析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一种可供人们实际操作的文本形式化叙事分析理论。他从探讨“意义的结构”入手,过渡到所谓的“行动元”类型研究,又结合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叙事理论,建立起了一种更加抽象的“行动元模型”,并进一步将其上升为概括力更强、更加形式化的“符号学矩阵”。将其“行动元模型”与“符号学矩阵”结合起来,是本节想要探索《鼠疫》的方法。

上文已经论述过,在《鼠疫》中,最基本的对立是人与非人的对立。在这里,由于各个人物都直接联系于里厄,我们不妨因此(而不是因为里厄是“主角”)将“人”具体到里厄,将“非人”具体到鼠疫,进行格雷马斯式的分析。

在《鼠疫》中,鼠疫是“非人”的,它让所有人面临“非人”(死亡)的威胁,而“反抗”(积极进行医疗、防疫工作)则是里厄选择的保持作为“人”的必由之路。在小说的开始阶段,塔鲁、格朗都在尽力协助里厄进行救护工作,是以“助手”的身份出现的;而朗贝尔、帕纳卢、科塔尔以及政府人员都没有协助,甚至拒绝,因此他们在此阶段是以“敌手”的身份出现的。通过对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的套用和改动,我们可以建立如下的结构图:

而随着情节的发展我们看到,符号矩阵发生了变化: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敌手”这一行动元在情节的发展中逐渐缺席了,在矛盾的历时性进程中,从前的“敌手”移位成为了“助手”,正像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使海德格尔、胡塞尔和克尔凯郭尔神奇统一起来,最终走向同一道路。而这个过程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朗贝尔认识到“如果只顾自己的个人幸福,就可能感到羞愧”;帕纳卢目睹了无辜孩童死亡的全过程,陷入深深的怀疑;政府则被动地对不断入侵的鼠疫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随着情节的发展,如奥东、卡斯特尔等人,都纷纷加入了里厄的阵营,科塔尔的反对力量显得微不足道,他更多的在利用鼠疫,而非帮助。

综合共时与历时的关系,将这些重要的行动元、叙事代码组合起来,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文本深层叙事结构。然而,分析并没有就此停止。我们已然明白《鼠疫》叙事的一个关键在于敌手的移位,那么加缪通过这种移位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笔者认为,他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人与人之间有效交流的模式。

我们发现,造成敌手移位变成助手的动力,正是里厄。无论是朗贝尔、帕纳卢还是政府人员(卫生委员会),他们与里厄的交谈对他们后来的转变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笔者看来,加缪通过里厄的对话艺术所意图向读者展示的,是他对别人持有的理解与爱。理解要求谦卑(承认自己的局限性),而爱则要求肯定他者的个人幸福。例如,朗贝尔在与里厄的交谈中问道:“您为什么不阻止我走?”,里厄却“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判断孰好孰坏”。他认为朗贝尔为自己选择的道路是有理由的,在价值选择上,他无法决定何者更好,而出于对妻子的爱显然是合理的。里厄对朗贝尔表示理解,并愿意为促成别人的幸福出力。这种心平气和而理性的平等交流是促成朗贝尔最终抉择的基础。无辜的孩童病逝之后,里厄曾经盛怒,而又立刻平静下来。他拒绝了帕纳卢的上帝和“拯救人类”的信念,认为应当远离空泛的理念,实际一些,首先关注“健康”。而当帕纳卢神甫一直纠结于思辨与说服之时,里厄说:“我所憎恨的是死亡,是疾病,这一点您很清楚。无论您愿意与否,我们走在一起就是为了忍受死亡和疾病,并且战胜它们”、“上帝都不可能把我们分开了”他适度的交谈行为让帕纳卢神甫不得不审视自己:要具体的人还是要“人类”?要鲜活的生命还是要“上帝”?而当神甫罹患疫病时,里厄“温和地说:‘我留在您身边’。”

这种对他人的爱是里厄反抗的真正源泉,而理解与谦卑则为他的反抗划定了边界。他并没有要求别人的想法和做法与他保持一致,同时不背弃自己的原则和出发点。

笔者认为,这正是加缪试图为世人揭示的处世方法:交流。在他看来,抱有怎样的信仰并不重要,但至少不能以自己的理由妨害他人。这种类似古典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的思想在他这里被赋予了浓浓的爱与温情。

然而至此,我们仍然没能回答前一节的疑问:里厄是通常意义上的“主角”吗?换而言之,加缪写《鼠疫》,是为了颂扬里厄的形象吗?
  
       四、结构主义对小说的继续探索:人该如何生活

为了解答前文的疑问,我们必须将小说的情节继续抽象出来。小说结构复杂,千头万绪;但既然前文已经说过,这是一部“《神谱》式”的小说,笔者因此选择将情节依照人物进行梳理。

最先值得关注的是小说结束时重要人物的生死。活着的是里厄、朗贝尔、格朗,死去的是塔鲁、帕纳卢,而科塔尔则被捕,生死未知。人物的生死代表着加缪对最终问题的回答,也即他在《西西弗神话》与《反抗者》中分别试图解答的问题:人要活着吗?人该如何活着?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则可以对人物进行各项对比了。首先,各位人物最明显的不同便是面对鼠疫时态度的不同。里厄、塔鲁、格朗都是积极的,而朗贝尔、帕纳卢则是开始时消极,后来变得积极,只有科塔尔是完全消极的。对比他们的最终归宿,显然,面对灾难是否反抗,这一态度问题并不是关键,它只能解释科塔尔的被捕,却不能解释塔鲁和帕纳卢的死亡。

不仅如此,小说还有几个着墨不多但其实十分值得研究的人物:数鹰嘴豆的老头和里厄老太太,他们在鼠疫结束后都平安活了下来。他们对于鼠疫的态度很平淡,而加缪对他们的态度似乎也是肯定的。那么剩下的人物之间还有怎样深层的区别呢?笔者将对他们的行为与思想特征进行对比:
  
(表7)

请允许笔者对此表进行适当的解读。当对面对鼠疫的态度问题探讨结束后,我们自然转向探讨反抗之人反抗的原因。无疑,表面上看,他们都是爱“人”的,但在剩余的五个人中,对“人”的爱并不相同。里厄、塔鲁、朗贝尔、格朗的爱都是从“人”出发的,只有帕纳卢神甫的爱是从“上帝”出发的。这一点让加缪无法认可。帕纳卢神甫的死代表着加缪对有非人道根源的思想的拒绝。

那么,塔鲁为何而死?他从一开始似乎就与里厄站在同一立场上,从始至终都在并肩作战,他不相信上帝,憎恨死亡,对人类始终怀有深沉的“爱”,为此舍生忘死。这样一位带有浓烈英雄主义气息的人物,为何最终还是为作者所摈弃?

笔者相信,这个问题的原因正是小说最深刻之处。在一次对话中,朗贝尔问塔鲁:

           塔鲁,您能为爱情而死吗?”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目前不能。”
   “是这样。而您却能为某种理念而死。”

在朗贝尔看来,“人可以建立丰功伟绩,但如果他不能具有强烈的感情,我对他就不感兴趣”,而塔鲁的回答是:“这样的人无所不能”,因为这正是塔鲁所追求和从事的。朗贝尔继续说:“我对为理念而死的人们感到厌烦。我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那很容易,而且我听说那已经造成大量死亡。我感兴趣的是,人活着,并为其所爱而死”,可是人“从他背离爱情的那一刻就开始变成理念了”。在后文中,里厄对朗贝尔表示了赞同:“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它而舍弃自己之所爱。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抛弃了我之所爱。”

我们看到,塔鲁从始至终是个没有感情流露的人。他与里厄不同,后者也曾对着前者激动,也曾对着帕纳卢神甫盛怒。我们能看到塔鲁的唯一的感情,是在他十七岁时看到父亲判决他人死刑时的愤怒。从此之后,对于鲜活、具体的个体之爱走上了抽象之路。他的笔记记录之详细、客观,证明他对人的关注已然成为对物的观察,到了此时,塔鲁对人的爱,已经变为对“人类”的“爱”了,其反抗之路已然背叛了初衷。塔鲁甚至还舍弃了对自身的爱,这正是朗贝尔与里厄所不能接受的。塔鲁必须死去,这种为着一种堂而皇之的理念而行动的思想,在加缪看来是最需要警惕的。加缪这样澄清他对待英雄主义的态度:“问题不在于这个道理会受到奖励或者惩罚,问题在于二加二是否等于四。”

但同时要注意的是,在小说的安排上,塔鲁的死是悲壮的,这也暗示了英雄主义应当得到他应得的崇敬,这是加缪最后要舍弃之物,是不得不做出的抉择。

生还的人们则代表了加缪的肯定。格朗应当是加缪最推崇的人物:他对生活保持高度的热情,不愤世嫉俗,而是勇敢快活地活着,活得善良而真诚。提到从前的妻子,他依旧会感到沮丧,但同时也证明着他对她深挚的爱。他能够直面现实:“发生了鼠疫,必须自卫,这是明摆着的。” 更为可贵的是,在繁重的工作和对鼠疫的长久艰苦的反抗中,他并没有忘却自己,并没有让他的反抗失去根基,他仍然保持着自己小小的喜好,在稿纸上来回涂改着,回忆着他“最亲爱的让娜”,一遍一遍地写下“在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

至于朗贝尔,稍加探究我们便明白,他对待反抗最初的消极态度完全是因为他不信任里厄,认为他的工作是一种没有真实感情的英雄主义。而当平和理性的交谈之后,他明白了,他的爱只有超越自我的范围,同时也不背叛自己之时,才真正值得称赞,他才不至于羞愧。改变后的朗贝尔与格朗相似,他们对生活具有强烈的热情,首先爱自己,同时对他人的幸福抱有关怀,对于恶的反抗毫不含糊。

剩下的小小疑问体现在里厄身上。从表7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反抗的过程中,里厄与塔鲁一样,并没有想到自己。最开始时,我们的确能感受到他对妻子的爱;而当鼠疫横行起来,我们很少得知他妻子的消息。直到鼠疫结束,里厄才知道他的妻子已经死去。里厄在此过程中没有关注过自己的幸福,而只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最终活了下来,并没有像塔鲁一样死去,这应是加缪对英雄主义的最后一丝怀念:他的行为从客观上讲应该是一种英雄主义,但与塔鲁不同的是,他仅是暂时放弃了自己的幸福,在奋斗结束后,他有能力重拾起往昔的生活。塔鲁一直追寻的“安宁”则是难以寻觅的,这使他至死也无法回归温情的世界。事实上,我们看到,里厄也回不去了。深爱的妻子已经死去,在鼠疫和生活两种赌博中,他只赢得了认识与记忆。加缪在最后也指出:“这些人像里厄本人一样犯了轻率的毛病,总想依靠时间解决问题,结果离别竟成了永别。”

在我们讨论的最后,笔者愿意着力关注那个常被忽略的数鹰嘴豆的老人。在整座城市惊心动魄的灾难与反抗过程中,他似乎是一位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隐士。他对外边的世界不感兴趣,每天来回数着他的鹰嘴豆。他不认可世人眼中的“价值”,唯一重视的便是“活着”,是活得多,而不是活得“好”。塔鲁曾疑惑:“他难道是圣人?”至此,我们已经从他的身上看出了西西弗的影子:在《西西弗神话》第三部分“荒谬的创造”中的最后一个小节,加缪怀着深沉的爱、孤独与悲剧性的激情,写下他对“西西弗神话”的独到解读:西西弗是个荒谬的英雄——
   
   “诸神处罚西西弗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
   
然而加缪以新的眼光看到,西西弗蔑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他全身心投身于没有效果的事业之中。西西弗的命运是属于他自己的,他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因此,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而这个数鹰嘴豆的老人无疑就是西西弗。步入中年的加缪在审视自己初年的著作时,认识到西西弗形象的不现实性:要人在生活中放弃“价值”太困难了。可他又不愿舍弃这一形象,因为“荒谬”——最清醒的理性告诉他,这虽然是不可实现的,但同时又是最该成为真实的生活。加缪在这里隐秘地表达了不再年轻的他对西西弗精神的认可仍未改变。
   
至此,最初的疑问已然得到解答:加缪写作《鼠疫》,绝非是为了颂扬里厄的形象。他在小说中建构了不同形式的生活,他们在不同层次上是各自对立的,同时借里厄的眼睛厘清了诸多事实。他并非要颂扬某个人,而仅仅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为了活下去必须反抗,为了使反抗具有意义必须时时回忆其根基。真正的读者自然会发现如下事实:这与《反抗者》所为人们揭示的是同一道理:
  
  真正的反抗以节制与生命的名义成为神圣的行动。
   
事实上,《反抗者》的很多细节几乎都能从《鼠疫》中找到其的原型。萨德与科塔尔,卡拉马佐夫、圣茹斯特与塔鲁,尼采与数鹰嘴豆的老头,南方思想与朗贝尔、格朗……证实这些猜想并非难事,却是项十分费力的浩大工程。笔者的这篇文稿并无继续深入的野心,说到底,笔者在进行一次“结构主义的尝试”,旨在在结构主义方法所能探索的边界范围之内对小说进行探索,而转向两者关系的研究已然高估了本文方法的能力。
   
       五、结语:“世界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

本文从对纯粹文本的关注开始,运用广义的结构主义方法,最终探得了如下几条结论:《鼠疫》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出人道、对人本身之肯定的重要性;提出达成其目的的基本方法:和平而理性的交流;在比较中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态度,肯定了出于爱而不背叛爱的反抗行为。

采取何种方法,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但对于一个读者却显得无关紧要。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笔者希望能够秉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对《鼠疫》所表达的内容进行一次总结,并说一些多余的话。

在《阿尔贝·加缪》中,萨特对加缪的一生评判如是:“他在我们时代的中心,针对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和拜金的现实主义,再次肯定了道德事实的存在”,“他做了一切——一个完整的事业”。加缪一生讨论的是人面对荒谬该如何活下去,即在欲求的精神与令人失望的世界发生不可弥合的裂缝时人该怎样活。《局外人》与《西西弗神话》阐明了这个问题,《鼠疫》与《反抗者》则对其解决方案进行了最艰苦的尝试。加缪的一切思考都源于他对人的爱,是具体、鲜活的人,而非抽象的人。他深深知晓生活之不易,每个人所选择的道路都有着各自的苦衷与不得已。谁敢说自己从心所欲?社会从各个层面上建构着每个个人,就连反叛的思想也鲜有独创。同样,一切罪恶都绝不仅是某个人的过错。加缪最后并没有让科塔尔死去,一方面是因为他绝不赞成“理性的罪恶”,同时也表达其最后的同情:科塔尔不是无辜的,但也不是有罪的。他代替罪恶的社会接受惩罚。人所欲想之物与所受羁绊都太多了,罪恶无时无处不在人类左右。可这是生活的常态,正像数鹰嘴豆的老头对里厄说:“鼠疫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就是生活,如此而已”,英勇如加缪也不得不承认。于是我们看到了,在《鼠疫》中他是如何地经历了各种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思维方式、行动原则,如何在各种价值体系不断碰撞时保持严谨的谦卑,小心翼翼地进行表态,又是如何艰苦卓绝地驾驭他最清醒的理性与罪恶的一切殊死搏斗。

在每部著作中,他怀念“人类的故乡”,那里是他的终极关怀。这同样也是《鼠疫》不能抛却的:“他们必须重返自己真正的故乡。而他们的真正故乡全都在被封锁的疫城城墙之外,在芬芳的荆棘丛中,在山岗上,在大海岸边,在自由的过度里,在有分量的温柔之乡。”无疑,《反抗者》在最后更明晰地阐明了故乡的含义,那便是“南方”:“在思想的正午,反抗拒绝神化,以便共同斗争,承担共同的命运”,“世界在光明中成为我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爱。我们拒绝将欢乐推迟到未来,怀着反抗的精神重新塑造这个时代的灵魂与一个不排斥任何东西的欧洲。每个人都对别人说他不是上帝,浪漫主义在这里终结”,而舍弃疯狂之后的人们将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幸福。
  
数鹰嘴豆的老头对里厄说:“样样都有才成为世界。”经历过这一切的里厄最终觉得,“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比应该唾弃的东西多” ,却并没有指明“不当圣贤、但也不容忍灾祸横行的人……努力当好医生时,又该做些什么”。到底该做些什么,相信本文已经给出了答案——从前,这是个古老而神圣的字眼,世代的变迁使它不断受到讥讽或被滥用,渐渐蒙了灰尘。笔者绝不羞于在论文的最后提及它,甚至不惜受到“不严肃”的质疑,因为加缪早已勇敢地将它重新捡起,并告诉人们,它远比想象得要更严肃、沉重、实在、真诚: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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