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大招风不否其新意——《中国思想史》阅后杂想

撰写通史历来是一件吃力而不容易讨好的事。以一人之力处理跨度长、材料多的中国思想通史更是如此，加之葛兆光老师在导论中表现的雄心壮志和铺垫的大框架更使得本书容易树大招风。批评大都集中于正文两卷不能表现导论的雄性，所谓“一般思想世界”的描述仍然不够一般，就本人陋见而言，在一个具体而微的学术问题上表现出足够的学术创见是本事，而将如此多的较之前的“通史著作”而言具有新意的新见（不管这些新见是源于作者本人见解还是其综述他人研究成果时所提及）连串地整合和表现出来同样是一件见功底的本事。对对某些思想史应该提及的问题没有关注以及对葛老文风的批判。
对待通史著作时，如果将其每一章都拆开，进而用研究具体而微的单篇优秀论文的标准来要求每一章，那么必然是可以挑出很多问题的，而且用这样的态度批判性地看待一本书也是有必要的。但考虑到通史性、大框架研究著作与学者单个人精力的有限，本人以为有时适当地放低批判标准，将其作为“通史”与之前的类似著作比较的基础上评论其进步与不足方才能比较全面地（抑或说体谅地）看到其进步和值得赞扬之处。完全忽略通史写作难度而对一本通史著作展开的批评恐怕略微少些体谅。
言归正传：
1.葛老的书给我的震撼还是挺大的，首先确实如一些学者、豆瓣网友、文化人指出的本书的理论深受福柯影响，其“一般思想、知识世界”以及其提出的对精英哲学史的反思，细究来看，或许读者都可以直接从其他如福柯、德里达、以至于顾颉刚（顾老经常被喻为向中国历史发起了最为接近后现代思潮的实质挑战的人，虽然他未将其挑战写出一本“知识考古学”，我非常同意这种对顾颉刚掀起的“古史运动”中其个人理论贡献的高度评价的态度，但对形容其思想的术语我觉得还是要继续讨论的。）的书中直接体会得到。
窃以为，将矛头直接对准中国思想史，并在100多页的篇幅内较为简明地将这些理论融合中国具体语境，并以一种接近教材的形式呈现给读者时，从普及学术的角度而言功劳还是有的，不能求每个读者都是研究人员有空阅读福柯、德里达、顾颉刚。中国学术界在越来越开放自己视野的时候，大家都体悟得到这种思想史转向的时候，葛老直接将如何转向以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并在社会、学术界上取得了比较大的影响，这种贡献是不应磨灭的。

2.我仅举一例，表明我读葛老书时候的复杂感情。承蒙业师杨楠先生在考古学上对学生扎实的教育，我对上古三代（尤其是夏商时期）一直保持浓厚的兴趣，但自知学力不足，不敢踏足。这时候就特别希望阅读学者现成之作以解嘴馋。葛老身为一名文学科班出身又治思想史为志业的学者在分析中国上古三代考古遗迹中的世界观及对其进行“文化的阐释”的时候，在大量引用《金枝》、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得出来的结论或许一些人认为没有新意，但这种对中国上古考古遗迹的大量分析出现在思想史著作中，借用人类学理论真正尝试在有意识挖掘了中国考古遗迹背后的“文化”意义，读来真让我感觉十分愉快。
考古学在很多国家是与人类学走得很近的，因为面对不能自说自话的“器物”，如何进行文化的阐释，是必须借助人类学理论的。但中国考古学情况有些特殊，限于特殊历史原因，中国考古学如同所有人文学科一样与世界理论进步保持了很长时间的隔绝。这使得一些老辈学者无法正确对待中国描写三代历史的文献，无法跳出所谓“历史记忆”和层累地构造的陷阱。
比如邵望平老师那篇异常著名的讨论禹贡九州的文章在当时代创见十足，现在回看起来会发现其许多论点对于《尚书》、《山海经》的记载过度自信而导致了可商榷之处的存在，邵望平老师在晚年接受采访时反复表示其对中国早期文明理解的理论来源主要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也很可以说明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在外部环境下造成的问题。外部与内部原因的叠加使得中国文献丰富成了中国考古之幸时也遮蔽了一些学者的眼镜。不管是本科培养还是论文写作，直到现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人类学理论和视野的缺乏还是个问题。在看到葛老出面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时，如若我是个考古系学生必定对此更为五味杂陈。

3.不得不说，本书的行文确实挺像讲义，葛老将其认为的每一时代的重点问题列出而详加讨论，必然因每个人观点不同而认为此点重要而那点不重要（最明显表现在对宋至明代思想史变化的处理上），我认为这一点是通史写作必然面临的困境。

4.对于具体的“义理”讨论，许多学者已有涉及，作为一篇非严肃的书评，本文只是略表杂感，虽有许多陋见，也不准备在哲学史视野上的批判涉足过多。我还是非常高兴这个时代能有葛兆光老师的一本《中国思想史》的，它或许铺陈过大而显得内容不充实，但其新意使得我在读多了许多在进行浪费“中国历史资源”工作的研究著作后能添了一次较为愉快的阅读体验，并对我一生学术志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我还是愿意给此书五星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