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译】《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第八章:商务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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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海关翻译部门不久,我进入一家从事茶和丝绸贸易的英国公司当职员。在我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几个月期间,我对商业企业和它的管理体系有了深刻的了解,这后来为我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知识和经验。在我作为一个试用工进入这个新的领域六个月后,公司解散了,我又一次失业,再次被抛弃在前途未知的汪洋当中。但是我在公司工作期间,有两件小事不得不记。
一个星期四傍晚,我正从上海苏州河边教堂参加完祈祷会回家,经过美国圣公会前面的四川路时,看见在我前面有一大群人,每个人都拿着一个中国灯笼举在头上摇晃,他们在路上弯弯曲曲地前进,边唱边大喊大叫,他们显然十分愉快,正在欢度美好时光。而路两边的中国人受到了巨大的惊吓,连蹦带跳地躲避着他们,仿佛受到了妖魔的追捕。我距离那儿大约100码左右,立刻就会和他们碰到,走在我前面举着灯笼引路的仆人,看到此情此景,十分惊恐,慌忙地躲到我后面。
我告诉他不要惊慌,直向前走就好。很快我们就面对着三四个喝得半醉的人,其中一个从仆人手中夺走了灯笼,另一个则摇摇晃晃地围着我转,想给我一脚。我冷静地向前走,对他们不加理会,直到走到这群人的队尾,队尾处还有两三个人,我发现他们几个还相当清醒,他们在后面徘徊,看着人群滑稽的行为,明显十分欢乐。我停下来找他们谈话,告诉他们我是谁,并且问了他们的名字,告诉他们人群中有人抢了我仆人的灯笼,有人想给我一脚。他们刚开始时拒绝跟我说话,在我保证不会找他们麻烦后,他们才告诉我其中一个人的名字,他在船上工作的职务和那条船的名称。后来证明这个人是“尤里卡”的大副,恰好是1955年带我回中国的那条船,而这条船碰巧又卖给了我当时工作的公司。第二天早上,我写了一封信给船长,叫他将它交给大副。船长接到信后相当兴奋,并且将它交给了大副,大副立刻上岸并且道歉。我用适宜的态度对待他,并且告诉他说美国人在中国得到百姓很高的尊重,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人都应该珍惜这种尊重,不要做任何会伤害这种尊重的事情。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只不过是想让他上岸然后给他这些建议,他明显对我友好的态度相当高兴,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感谢我的建议。他邀请我一起上船,喝一两杯洒,交个朋友。我感谢他的邀请,但是拒绝了他,我们友善地道别了。两个月后,我经历了第二件事,这次没有这么平静地结束。
在公司解散后,公司的资产进行了拍卖。在进行拍卖的房间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我刚好也在其中。一个身高六英尺健壮的英格兰人刚好站在我身后。我对他也并不是完全陌生,因为我在街上跟他碰过几次面。他仅仅为了取乐,开始在我的发辫上打结,系上棉花球。但是我抓住了他,并且用一种令人舒服的方式叫他解开。他翘起手臂,挺直身子,向我投来极度不屑和嘲笑的眼神。我板起了脸,再次重申了我的要求,叫他将上面的东西拿下来。突然,他一拳打到我的嘴上,但是没有打出血。尽管他站起来远远比我要高,但是我对于他粗鲁和侮辱性的行为一点也不感到不安和害怕。我火上心头,完全忘记了我们在体型和力量上的巨大差距,我在相同的位置回敬了他一拳,但是我的拳头就像毒刺一样,以雷电般的速度出击,不给他一点反应时间,他满嘴满鼻都是血。他用两只手抓住我,由于他用力抓住了我的右手腕,而且他身体强壮并且是一个运动家,我只能抬起右腿来踢他,刚好踢中要害。当时公司的一个重要合伙人恰好就在旁边,他突然介入了进来,分开了我们。然后我站在一边,死盯着对手,他走进了人群中。在我要走开的时候,突然从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你是想打架吗?”我说:“不,我只是在保护自己。你的朋友侮辱我,并且还打伤我。我把他当作一个绅士,但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恶棍。”在说了这翻全场都能听到的带刺的话后,我离开了这里,去了隔壁的一个房间,留下人群在那里评头论足。英国领事也刚好在那儿,后来有个朋友对我说,他也对这件事私底下评论说“这个年轻人有点太急躁,如果他(指苏格兰人)没有遵守法律,他大可以去领事法庭控告他人身攻击,但是由于他已经报复并且在大众面前狠狠地侮辱了对手,这比对手的打击更甚,他已经丧失了控告的优势。”
经过这件事后,那个苏格兰人整整一周都没有出现在公众场所。有人告诉我说他把自己关在家中养伤,而他不愿意出现的原因更多是因为自己在公众场合被一个瘦小的中国佬打伤。这件不那么愉快和不幸的事在租界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它在一段时间内是外国人谈话的焦点,而在中国人中我得到了很大的尊重。因为自从外国人在上海市建立租界以来,当中国人受到外国人的侵犯或者蹂躏的时候,没有一个在租界内的中国人有勇气直接了当地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温驯柔和的品性,使得这种对个人的侮辱和侵犯在没有怨恨和争议的情况下就不了了之,这自然就助长了那部分愚昧的外国人的傲慢自大。然而,那样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那时中国人会接受教育和启迪,知道自己的权利、公权和私权,并且无论什么时候受到侵犯,他们都有维护和保卫自己的道德义勇。最近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已经让华人世界睁开了眼睛,我们永远也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不公正,更不用说外国人的侵略和扩张了。他们现在已经知道民族的愚昧无知、自负和保守已经使他们思维僵化。中国已经走到了被欧洲列强瓜分的边缘,幸好有美国政府的及时介入,才使中国免受此次灾难。自从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都驾崩以后,没有人可以预测中国最终会走向何方。
如上文所述,公司的解散再一次(也是第四次)将我抛弃在常规职业之外。但是我一点都没有惊慌或气馁,因为我从来都不把商业生活当作永久的职业。在过去两年,我的中文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我不再匆忙地去寻找新的职业。我立刻把翻译作为消磨懒散生活时光的手段。这种独立的副业,尽管并不有利可图,但是可以借此认识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商人,而拓展人脉是我最关心的事情。翻译使得我与上海一家大型公司的买办有了接触。这家公司最年长的合伙人在1857年逝世,他很了解也很重视中国人以及外国商人团体。为也表达他们最崇高的纪念,著名的中国商人团体在他去世时起草了一份详尽和充满溢美之词的碑文。健在的公司成员要选两位译员来翻译这个碑文,其中一个是英国总领事馆的译员,这个小伙子是《造反的中国人》的作者,而另外一个人就是我(买办的介绍)。让人惊讶的是,我的翻译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并且被公司的经理接受。中国委员会十分兴奋,竟然有一个他们的同胞能掌握这么多英文,并且能翻译出他们碑文的内在感觉。我翻译的碑文被接受了,并被篆刻在墓碑上。我的名字在中国人中传开了,这次不是作为一个抗争者,而是作为一个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学生。
在这件事后不久,一件出乎意料的事突然降临,而我再次参与其中。那时黄河洪水泛滥,淹没了江苏省的北部,成千上万的人倾家荡产无家可归,大群的难民在上海附近聚集和游荡。一个由商界领袖和上流人物组成的代表团,他们认识或者曾经听说过我,委托我拟定一份文书,恳请外国团体捐献和援助,以缓解难民之需。这几份文书立刻传播了开来,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收到了多达20,000美元的捐款。中国委员会对取得这样的成绩相当兴奋和快乐。在捐献结束时,我以委员会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感谢外国团体迅速和慷慨的捐献。这封信发表在上海当地的报纸《上海邮报》和《中国朋友》上。所以在我开始翻译的三个月后,我是去过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开始在中国人中广为人知。我很感激那个买办曾寄圃,他不但对我的翻译业务帮助很大,还让民众知道我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是一个廉洁、聪明,值得敬重和信赖的人。他与公司长期的合作关系和他的文学趣味吸引了各个领域的中国学者,而他的商业事务也让他可以和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的大资本家和商界领袖接触。也正是他的介绍,我才可以翻译碑文和撰写捐献文书;后来我又认识曾国藩,他是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后面将会看到,正是他创办和促进了中国的教育计划。在各种俗世事务当中,一个人几乎不可能知道在我们的朋友和熟人当中,谁会是解开命运之绳的正确线索。曾寄圃介绍我认识李壬叔,李壬叔介绍我认识曾国藩,曾国藩后来通过中国教育计划将西方教育融入中国文化当中,全世界不同种族的人们注定会联合在一起,亲如兄弟。
我的朋友曾寄圃后来将我介绍给宝顺公司( Messrs. Dent & Co)的经理,他友善地让我到日本长崎的分公司任职买办,当时日本开放对外贸易不久。我拒绝了这个职位,我真诚坦率地说明了理由,买办这种职业虽然待遇丰厚,但是身份卑微,而我从美国顶尖的学校之一耶鲁大学毕业,我不能让母校蒙羞,因为我深切地崇敬着母校,并且珍惜她令人自豪的名声。如果我的母校和同学听到我是一个买办——为一间英国公司服务的仆人头头,他会怎样看待我呢?我说当一个人遭遇外部环境的压力时,他可能不得不扮演仆人的角色,以图改变,尽管我财政困窘,但是我还没有沦落到如此田地。我告诉他我更喜欢作为公司的内部代理人为公司奔走,直接和公司的领导通信。这样我就不用为了赚钱而牺牲骨气,去从事一个被大家看作是媚颜屈膝的职位。我更喜欢作为一个代理人去包装茶叶和采购丝绸——可以给薪水也可以给佣金。这就是我拒绝的理由,同时我也感谢他的好意。我的朋友曾寄圃也在谈话现场,他不知道会谈的细节,但是他会英语,所以也知道谈话的主旨。我先出来了,留下经理和我的朋友在讨论结果。曾寄圃后来告诉我韦伯(Webb)说“容闳虽然贫穷但有傲骨。贫困和傲骨经常相互相生,密不可分。”几天后,曾寄圃通知我说韦伯已经决定派我去茶区了解和学习包装茶叶的业务。
一个星期四傍晚,我正从上海苏州河边教堂参加完祈祷会回家,经过美国圣公会前面的四川路时,看见在我前面有一大群人,每个人都拿着一个中国灯笼举在头上摇晃,他们在路上弯弯曲曲地前进,边唱边大喊大叫,他们显然十分愉快,正在欢度美好时光。而路两边的中国人受到了巨大的惊吓,连蹦带跳地躲避着他们,仿佛受到了妖魔的追捕。我距离那儿大约100码左右,立刻就会和他们碰到,走在我前面举着灯笼引路的仆人,看到此情此景,十分惊恐,慌忙地躲到我后面。
我告诉他不要惊慌,直向前走就好。很快我们就面对着三四个喝得半醉的人,其中一个从仆人手中夺走了灯笼,另一个则摇摇晃晃地围着我转,想给我一脚。我冷静地向前走,对他们不加理会,直到走到这群人的队尾,队尾处还有两三个人,我发现他们几个还相当清醒,他们在后面徘徊,看着人群滑稽的行为,明显十分欢乐。我停下来找他们谈话,告诉他们我是谁,并且问了他们的名字,告诉他们人群中有人抢了我仆人的灯笼,有人想给我一脚。他们刚开始时拒绝跟我说话,在我保证不会找他们麻烦后,他们才告诉我其中一个人的名字,他在船上工作的职务和那条船的名称。后来证明这个人是“尤里卡”的大副,恰好是1955年带我回中国的那条船,而这条船碰巧又卖给了我当时工作的公司。第二天早上,我写了一封信给船长,叫他将它交给大副。船长接到信后相当兴奋,并且将它交给了大副,大副立刻上岸并且道歉。我用适宜的态度对待他,并且告诉他说美国人在中国得到百姓很高的尊重,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人都应该珍惜这种尊重,不要做任何会伤害这种尊重的事情。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只不过是想让他上岸然后给他这些建议,他明显对我友好的态度相当高兴,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感谢我的建议。他邀请我一起上船,喝一两杯洒,交个朋友。我感谢他的邀请,但是拒绝了他,我们友善地道别了。两个月后,我经历了第二件事,这次没有这么平静地结束。
在公司解散后,公司的资产进行了拍卖。在进行拍卖的房间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我刚好也在其中。一个身高六英尺健壮的英格兰人刚好站在我身后。我对他也并不是完全陌生,因为我在街上跟他碰过几次面。他仅仅为了取乐,开始在我的发辫上打结,系上棉花球。但是我抓住了他,并且用一种令人舒服的方式叫他解开。他翘起手臂,挺直身子,向我投来极度不屑和嘲笑的眼神。我板起了脸,再次重申了我的要求,叫他将上面的东西拿下来。突然,他一拳打到我的嘴上,但是没有打出血。尽管他站起来远远比我要高,但是我对于他粗鲁和侮辱性的行为一点也不感到不安和害怕。我火上心头,完全忘记了我们在体型和力量上的巨大差距,我在相同的位置回敬了他一拳,但是我的拳头就像毒刺一样,以雷电般的速度出击,不给他一点反应时间,他满嘴满鼻都是血。他用两只手抓住我,由于他用力抓住了我的右手腕,而且他身体强壮并且是一个运动家,我只能抬起右腿来踢他,刚好踢中要害。当时公司的一个重要合伙人恰好就在旁边,他突然介入了进来,分开了我们。然后我站在一边,死盯着对手,他走进了人群中。在我要走开的时候,突然从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你是想打架吗?”我说:“不,我只是在保护自己。你的朋友侮辱我,并且还打伤我。我把他当作一个绅士,但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恶棍。”在说了这翻全场都能听到的带刺的话后,我离开了这里,去了隔壁的一个房间,留下人群在那里评头论足。英国领事也刚好在那儿,后来有个朋友对我说,他也对这件事私底下评论说“这个年轻人有点太急躁,如果他(指苏格兰人)没有遵守法律,他大可以去领事法庭控告他人身攻击,但是由于他已经报复并且在大众面前狠狠地侮辱了对手,这比对手的打击更甚,他已经丧失了控告的优势。”
经过这件事后,那个苏格兰人整整一周都没有出现在公众场所。有人告诉我说他把自己关在家中养伤,而他不愿意出现的原因更多是因为自己在公众场合被一个瘦小的中国佬打伤。这件不那么愉快和不幸的事在租界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它在一段时间内是外国人谈话的焦点,而在中国人中我得到了很大的尊重。因为自从外国人在上海市建立租界以来,当中国人受到外国人的侵犯或者蹂躏的时候,没有一个在租界内的中国人有勇气直接了当地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温驯柔和的品性,使得这种对个人的侮辱和侵犯在没有怨恨和争议的情况下就不了了之,这自然就助长了那部分愚昧的外国人的傲慢自大。然而,那样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那时中国人会接受教育和启迪,知道自己的权利、公权和私权,并且无论什么时候受到侵犯,他们都有维护和保卫自己的道德义勇。最近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已经让华人世界睁开了眼睛,我们永远也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不公正,更不用说外国人的侵略和扩张了。他们现在已经知道民族的愚昧无知、自负和保守已经使他们思维僵化。中国已经走到了被欧洲列强瓜分的边缘,幸好有美国政府的及时介入,才使中国免受此次灾难。自从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都驾崩以后,没有人可以预测中国最终会走向何方。
如上文所述,公司的解散再一次(也是第四次)将我抛弃在常规职业之外。但是我一点都没有惊慌或气馁,因为我从来都不把商业生活当作永久的职业。在过去两年,我的中文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我不再匆忙地去寻找新的职业。我立刻把翻译作为消磨懒散生活时光的手段。这种独立的副业,尽管并不有利可图,但是可以借此认识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商人,而拓展人脉是我最关心的事情。翻译使得我与上海一家大型公司的买办有了接触。这家公司最年长的合伙人在1857年逝世,他很了解也很重视中国人以及外国商人团体。为也表达他们最崇高的纪念,著名的中国商人团体在他去世时起草了一份详尽和充满溢美之词的碑文。健在的公司成员要选两位译员来翻译这个碑文,其中一个是英国总领事馆的译员,这个小伙子是《造反的中国人》的作者,而另外一个人就是我(买办的介绍)。让人惊讶的是,我的翻译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并且被公司的经理接受。中国委员会十分兴奋,竟然有一个他们的同胞能掌握这么多英文,并且能翻译出他们碑文的内在感觉。我翻译的碑文被接受了,并被篆刻在墓碑上。我的名字在中国人中传开了,这次不是作为一个抗争者,而是作为一个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学生。
在这件事后不久,一件出乎意料的事突然降临,而我再次参与其中。那时黄河洪水泛滥,淹没了江苏省的北部,成千上万的人倾家荡产无家可归,大群的难民在上海附近聚集和游荡。一个由商界领袖和上流人物组成的代表团,他们认识或者曾经听说过我,委托我拟定一份文书,恳请外国团体捐献和援助,以缓解难民之需。这几份文书立刻传播了开来,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收到了多达20,000美元的捐款。中国委员会对取得这样的成绩相当兴奋和快乐。在捐献结束时,我以委员会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感谢外国团体迅速和慷慨的捐献。这封信发表在上海当地的报纸《上海邮报》和《中国朋友》上。所以在我开始翻译的三个月后,我是去过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开始在中国人中广为人知。我很感激那个买办曾寄圃,他不但对我的翻译业务帮助很大,还让民众知道我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是一个廉洁、聪明,值得敬重和信赖的人。他与公司长期的合作关系和他的文学趣味吸引了各个领域的中国学者,而他的商业事务也让他可以和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的大资本家和商界领袖接触。也正是他的介绍,我才可以翻译碑文和撰写捐献文书;后来我又认识曾国藩,他是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后面将会看到,正是他创办和促进了中国的教育计划。在各种俗世事务当中,一个人几乎不可能知道在我们的朋友和熟人当中,谁会是解开命运之绳的正确线索。曾寄圃介绍我认识李壬叔,李壬叔介绍我认识曾国藩,曾国藩后来通过中国教育计划将西方教育融入中国文化当中,全世界不同种族的人们注定会联合在一起,亲如兄弟。
我的朋友曾寄圃后来将我介绍给宝顺公司( Messrs. Dent & Co)的经理,他友善地让我到日本长崎的分公司任职买办,当时日本开放对外贸易不久。我拒绝了这个职位,我真诚坦率地说明了理由,买办这种职业虽然待遇丰厚,但是身份卑微,而我从美国顶尖的学校之一耶鲁大学毕业,我不能让母校蒙羞,因为我深切地崇敬着母校,并且珍惜她令人自豪的名声。如果我的母校和同学听到我是一个买办——为一间英国公司服务的仆人头头,他会怎样看待我呢?我说当一个人遭遇外部环境的压力时,他可能不得不扮演仆人的角色,以图改变,尽管我财政困窘,但是我还没有沦落到如此田地。我告诉他我更喜欢作为公司的内部代理人为公司奔走,直接和公司的领导通信。这样我就不用为了赚钱而牺牲骨气,去从事一个被大家看作是媚颜屈膝的职位。我更喜欢作为一个代理人去包装茶叶和采购丝绸——可以给薪水也可以给佣金。这就是我拒绝的理由,同时我也感谢他的好意。我的朋友曾寄圃也在谈话现场,他不知道会谈的细节,但是他会英语,所以也知道谈话的主旨。我先出来了,留下经理和我的朋友在讨论结果。曾寄圃后来告诉我韦伯(Webb)说“容闳虽然贫穷但有傲骨。贫困和傲骨经常相互相生,密不可分。”几天后,曾寄圃通知我说韦伯已经决定派我去茶区了解和学习包装茶叶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