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金"和《繁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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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乃清
“一个阿飞下去了，又一个阿飞上来了。”
入冬后的上海夜晚，天色一片暗沉，市廛声也渐趋闲静。
一个瘦长男人，从隔壁的作协机关穿进咖啡馆来。藏青绒帽，灰呢围巾，皮夹克皮包，用上海话讲，噱头蛮好。老板娘迎上前笑盈盈招呼，“金老师真是越来越年轻了。”
金宇澄笑笑，“本打算吃了夜饭过来，没想一到单位就忙到现在。手头有5个人的采访，等文稿出来我要昏倒了。”他点了意大利罗勒素面，边呼啦面条边接受本刊记者的专访，期间接了3、4个电话，临近年终盘点，《繁花》又拿了不少奖。
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灯下数钞票，数清一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捻开细看，再摸出一副。接下来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梳齐，全身笔挺，骨子里疏慢，最后，关灯。否极泰来，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
《繁花》开篇，金宇澄借王家卫电影亮相，有意味的是，两年半后的今天，有消息传来，王家卫读了小说非常欢喜，认为“繁花”这名字取得好，“喜欢里面那么多故事”。
“一个阿飞下去了，又一个阿飞上来了。”金宇澄解释《阿飞正传》的结尾镜头，指指一旁圣诞树，“繁花就像星星点点生命力特强的一朵朵小花，好比树上闪烁小灯，这个亮起那个暗下，是这种味道。”
2011年5月，金宇澄化名“独上阁楼”，在上海弄堂网论坛发帖，每天几百字的趣人逸事，颇受网友欢迎，不断有人顶帖：“爷叔，后来呢？下文呢？”。
这些有一搭没一搭的故事，从沪生、阿宝、小毛三个不同家庭背景的上海少年展开，从1960年代讲到1990年代，主人公穿梭于“上只角”和“下只角”，前后牵扯出100多个人物，包括芸芸众生的情欲、梦想和迷茫，“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冲向终点”，细绘上海市井百态、人性嬗变及历史沧桑。
“说到上海叙事，自有白话小说盛行以来，一直到金宇澄的《繁花》横空出世，大约有四位作家是绝对绕不过去的。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他们分别是韩邦庆、张爱玲、王安忆以及金宇澄。”茅盾奖评委王春林如许评价。
自1988年进入《上海文学》杂志社，金宇澄20年来没写小说，一直安静地当小说编辑，没想到快退休时，在网上用沪语写故事出了名。“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不说教，没主张；不美化也不补救人物形象，不提升‘有意义’的内涵；位置放低，常常等于记录，讲口水故事、口水人——城市的另一个夹层，那些被疏忽的群落。”
2012年8月，金宇澄的网络初稿《上海阿宝》，删改为29万字的《繁花》，发表在《收获》长篇小说增刊秋冬卷，杂志一时脱销、加印；2013年3月和10月，中国作协和上海作协两次在京、沪举办《繁花》研讨会，南北的小说家、评论家出席，给出极高评价。李敬泽认为《繁花》深得《红楼梦》“能无限地实，但又能无限地虚”之精髓；吴亮说“碰到了一件非常惊人的作品”；《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评价“《繁花》是2012年中国文学天空划过的一道闪电。它建立了一座与南方有关、与城市有关的人情世态的博物馆”；小说家路内发微博：“《繁花》是一部有神性的小说。……我读《繁花》，读懂它的部分我觉得像《红楼梦》，没有读懂它的那部分，我觉得就是《金瓶梅》。”
在《收获》发表版本基础上金宇澄又改多遍，加了十多幅手绘插图。2013年3月，35万字单行本《繁花》出版，至今印出6万册，拿下中国小说学会2012年度最佳长篇的榜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2013年“施耐庵文学奖”、“文化中国年度人物大奖-小说奖”、“鲁迅文化奖-小说大奖”等荣誉，获得深圳、杭州等等各大媒体“年度好书”榜，拿奖拿到手酸。
年过六旬的金宇澄，显然还没习惯被拎出来示众：“比如妙龄女子，肚皮凸出，可以大摇大摆，挺出挺进，游走妇女保健院，我这副样子，讲句戏话，等于一个老女人忽然怀孕，感觉难堪——步态，心情，忽然不一样，这把年纪了，不习惯，不自然。”
“潜伏者”
金宇澄1952年生，土生土长上海人。“50年代父母取名随便，哥哥第一个生，比较忙乱，就叫金芒芒，我是第二个，舒服一点，就叫金舒舒，上海话拗口，很不好听，有资产阶级味道。文革时爸爸帮我改掉，取自毛泽东诗词‘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现在金宇澄这个陌生名字，有个80后的读者说，大概是韩国人吧。”
网上多年“潜水”，“老金”对时下新鲜话题触感锐敏。《繁花》火了，人们才发现，这位20年来默默为他人做嫁衣的好好编辑，乃小说界一大“潜伏者”。
金宇澄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繁花》的沪生、阿宝、小毛是军队干部、资本家、普通工人的后代， “三人的经历我都有一部分，小说是组合，把现实打碎了再拼接。”
母亲毕业于复旦新闻系，父亲出自吴江古镇家族，与柳亚子是远亲，苏州读了高中，加入革命，曾属潘汉年领导的上海地下工作者。“我爸爸很不愿意谈往事，当年很多人都死了，1942年东京警事厅破了一个要案，来上海抓人，把我爸爸和另一地下人员陈先生，押送北四川路桥日本宪兵司令部，一路上我爸爸相当紧张，进去怎么应对审问？两人住一间前楼，因为是‘单线联系’，明知自己人，却很不了解，没想到敞篷卡车开到四川路桥堍，陈先生就带手铐跳下去……半夜，宪兵押我爸爸赶到监狱医院对质，陈先生满头裹了纱布，眼睛睁开一条缝，握紧我爸爸的手，不行了，这一来，审讯时我爸爸逃过一劫，老虎凳什么都吃过，地下工作者，对于历史，一般是不响的。”
新中国成立，金宇澄的父亲担任了某机关的处长，全家搬进长乐路机关宿舍，市中心的新式里弄。“我爸爸有时很有钱，有时一点钱都没有。1954年‘潘杨案’事发，他立刻被隔离审查，关了两年，随后一切没有了。他同母亲离开了上海，下放到浙江湖州一个水泥厂工作，我和哥哥，一个妹妹，三个孩子跟祖母生活。”
蹉跎一代的记忆，即便怀旧，也是被疾风暴雨的狰狞现实阻断。《繁花》的少男少女目击上海马路“破四旧”，剪小脚裤，家里兜底翻，“扫地出门”。阿宝去旧货店，寻找蓓蒂家抄走的钢琴，沪生和姝华议论学校隔壁被铲平的天主教堂，这块空地忽然成了塑造七八米高的领袖像工棚，一教师在瑞金路撞车自杀，路边滚来“一粒孤零零眼睛，一颗眼球，连了血筋，白浆，滴滴血水。”
《繁花》很多细节来自金宇澄的耳闻目睹，他说，遗漏的素材太多了，以后或可做个仔细的注释本。
“1966年7月开始的抄家狂潮，每天流传小道消息，我过去一本《洗牌年代》也提到，比如某位资产阶级太太，鸡蛋挖小洞，倒出蛋清，把珍珠、钻石塞进蛋壳，没想到抄家人员里，有个菜场卖蛋的，份量一掂，发觉问题了，一篮子鸡蛋全部没收。”
“也听说过神乎其神的‘独脚强盗’，半夜三更，进入抄家组织封存的房间，拎走资本家皮箱，飞檐走壁，楼下备了黄鱼车，地形看好，皮箱用绳子吊下来，人顺下水管道滑下，骑车绝尘而去。”
“写《繁花》时，我有个亲戚说，哎呀呀，应该写一写上海五原路呀，那条路的居民，人人晓得，此地有个大人物，花园大铁门从来紧锁，结果搞革命了，铁门打开，这男人养了5个老婆。”
“当时奇闻满天飞，徐汇区一幢洋房里，抄出一个白毛女。某某人家汽车间，抄出一只厚棺材，棺材板掀开，白蚂蚁像烟雾一样飞腾出来，直接钻进人的鼻孔、耳朵，大家乱逃。各种怪事实在是多，这一笔账是写不胜写的。大革命，一般就是三个特点，谣言四起，暴露秘密，财产转移。”
1969年7月，全国一片红，16岁的金宇澄和哥哥一起去黑龙江嫩江农场务农，一做7年，期间种玉米大豆，做泥瓦匠，盖房、砌墙、做石工，伐木，出窑、掏井、打油，补缸，磨豆腐，也做粉条，几次的临时马夫。“农场到春天，就要‘骟马’，十几匹小公马要做阉割，马到三岁发情，就是‘害群之马’，碰到母马，身上拉有马车，也会扑上去，容易出事，因此要手术，然后强迫这一批太监马，日夜走路，因为太痛了，马就会趴到地上，伤口感染，一般是两个临时马夫，早晚两班倒，骑一匹，旁边再带一匹，马身压几百斤沙袋，日日夜夜走路，不是一天两天，走半个多月，人，真不可以跟动物比的，动物更苦。”
这段时间，金宇澄觉得，再也回不了上海。“当时严格的户籍票证制度，离开城市，缺失户口，有钞票也吃不到饭，穿不到衣，样样凭票。《繁花》有一段真实的经历：1969年我从上海到黑河，三天四夜火车，到铁岭站，大家下车打水，后来火车慢慢开动，我看见一个女孩子跳上了车，大概觉得吊在车门口都是陌生男同学，又想下车，再换一个车门，没想一跳下去，跌进了月台的缝隙，一条大腿立刻压掉了。后一年我听说，少一条腿的女孩子，户口已返回上海了。第一时间，大家极其羡慕：啊啊，这就可以回上海了？有上海户口了？！也许很少有人会想，人家已经是一个独腿女人了。”
“饭局”与“不响”
上山下乡那几年，金宇澄唯一乐趣是和上海文友通信。“认识几个上海高中生，喜欢黑格尔《小逻辑》、叔本华、翻译小说，看信他们讲，哎哟，你可以写小说！《繁花》插图的画法，在当时也起过作用，文字写不明白，在信纸上画北方环境，北方的火炕、火墙结构。”
1977年，从金宇澄东北“病退”回沪，在街道的某零件厂上班，后调沪西工人文化宫。“1984年，差不多是现在的十二月末，上海下雪，让我想到东北零下40度，雪像黄沙一样干燥，写1500字《多雪的冬天》投《新民晚报》，也就印出来了，第一次投稿成功让我有信心，到那时直到现在，我从没有吃过退稿。”
1985年，金宇澄在《萌芽》发表处女作《失去的河流》,被《小说选刊》和《新华文摘》转载；次年的《方岛》发表在《萌芽》。《失去的河流》和《方岛》连获两届《萌芽》小说奖，金宇澄因此进入上海作协1986年举办的第一期青年创作班，他和邮递员孙甘露等人被作为文学新人集中培养。
“每天有安排，听讲座，参观各种地方，寺庙，监狱，看电影，话剧，最后半个月到浙江宁海，两人一个房间，写一部小说出来。孙甘露当时已写好《访问梦境》，一点事没有，有些人爬山去了，我感觉压力，结束前3天的某个夜里，整夜写了小说《风中鸟》。”
“简单的故事，东北农场规矩，有人要死了，医生请木匠师傅做棺材。小说开始，是做了棺材，老人却恢复健康，棺材就搁置在露天，让知青坐在上面打扑克，聊天，吃饭，‘我’有次迫不得已，躺进棺材躲避女青年的情景，透过板缝，发现阳光青草，女青年的尼龙袜子脚踝，最后，这只棺材被大家养鸡鸭，风吹雨打，成为一个很丑陋的东西，但当地许多老人，有意无意来看看它，按照规矩，谁死就得用它。小说结尾是两个病重老人，长久弥留，就是不死，‘我’和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
“死亡非常丑陋，从棺材缝隙看外面一段，阳光、青草，随后走来一个女知青，她到处找我，你在哪里啊？她不知道我在棺材里躺着，生命是如此的美好。”
1988年，《风中鸟》获得《上海文学》短篇奖，也是这一年，金宇澄调入作协，成为《上海文学》小说编辑，直到如今的常务副主编。每周一三五上班，“工作就是看小说”；日常也是与同龄人差不多的内容，交往范围包括各时期认识的朋友，“有一些是社会闲杂人员了，比如下岗多年的下乡弟兄，最好的一位，我16岁去东北，他就坐在我对面，一直没结婚，几年前过世了，生活在最底层，有段时间在国有的钢厂食堂里做，过中秋、春节，他会带食堂做的月饼，八宝饭来我家，他说，不是给你的，是给我侄子吃的”。这些情感的流动，是金宇澄解释的江湖文本。
《繁花》第29章小毛请客，在座阿宝、沪生，小毛邻居、朋友，大家开“故事会”。白妹讲二楼爷叔偷窥发廊妹与客人的勾当，小毛讲深夜打牌结束，在汽车站搭讪了一个陌生女子，手拎两袋衣服，一直不说话，上海话就是“不响”，最后她勉强说三个字：汏衣裳（洗衣服），蚊子叫一样，小毛马上说，自己单身汉，有洗衣机，建议去他家洗，女人不响。随后两人上车，等到小毛下车，女人一声不响跟小毛进家门，最后，两个人“做了生活”，以后，迷迷糊糊的小毛，听见女人整夜手洗衣服，最后天亮了，门锁的声音，女人走了。小毛再也没见过这个幽灵般的女人。
据说，王家卫喜欢这默片一般的洗衣故事；据说，这也是金宇澄一位故友的真实告白。老友是保安，一直未婚，前几年病逝。小说写小毛弥留之际，病房内围了一堆落泪的女人，老中青都有。
《繁花》中，饭桌上各人都有酸甜苦辣，说不尽的前世今生。金宇澄说，“我有意不写知识分子和农民，城市的草根群体，在城市野草中生长，是更复杂的人生之谜，比如多年前，我被朋友拉到外滩附近一家小店吃饭，店主是阿根廷回来的几个上海姊妹，一桌人都不是所谓知识分子，是另一种样子的价值法则。有人问一个女孩什么时候结婚，对方坦然说，我阿姨讲，让我先包几年再说，她的语气很平和，当时有人问，你阿姨是做啥的？她说，一般的白领，让一个日本人包着。非常平静。我这才发现城市的这个空间，不大惊小怪的空间，什么都可以公开谈，像无论我们的大环境如何变化，海面如何波浪起伏，海底是另一种生态，这是小说家应该注意的。”
《繁花》题记“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整部小说频繁出现“不响”达1500多个，成为金宇澄的文本特征。“因为长时间看小说，我想换一种写法，小说的个性，是语言、甚至包括标点符号的特点；文学是人学，如何描写人？可以去掉盛行的内心描写，去掉解释与分析，现在的读者十分聪明，以对话代替，是可以的。小说结尾，沪生问阿宝说，有女人问，阿宝怎么一直不结婚，一辈子一声不响，心里想啥呢？阿宝回答说：沪生你也一样呀，一辈子不离婚，碰到事情，就是笑笑，你心里想啥呢？阿宝说，其实女人想搞懂男人的心思，很简单，去买几本文艺小说，里面有很多男人的心理，看了两本，就都明白了——我这样写，脱不了一种嘲讽，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一般意义的内心世界，大家都懂了，不必重复，中国人最聪明，什么都懂了，什么都可以不响，小说可以大声疾呼，也该允许我一声不响。”
女作家朱文颖印象中，金宇澄在饭桌上是个有意思的旁观者。记者也是在饭桌上访问金宇澄，他回答问题，喝了两口蘑菇汤，突然蹦出一句“你是什么星座？”接这个话题他说：“我射手座，比较戆，《皇帝的新衣》的小孩，就是射手座，勇敢，我做不到他那么勇敢，但《繁花》这本书，我自认发现了国民特性；一是饭局，家里的客厅没客人了，有事没事，包括结婚，死人，中国人就是去吃饭，无穷无尽的饭局。另一个是‘不响’，中国人最关心世道，最聪明，样样事体其实都懂得，但一般只能是‘不响’。很多事情，个人承担不了，最后也只能无语，小说写到一句，天底下只有耶稣和老毛，最了不起，那么多的人，每天跟这两个人讲心里话，但这两个人，就是一声不响。确实的，其实人很无助、很迷茫，是哀怨的。能够祈祷，求到了指引的情况不多见，我们缺乏这个。”
“一个阿飞下去了，又一个阿飞上来了。”
入冬后的上海夜晚，天色一片暗沉，市廛声也渐趋闲静。
一个瘦长男人，从隔壁的作协机关穿进咖啡馆来。藏青绒帽，灰呢围巾，皮夹克皮包，用上海话讲，噱头蛮好。老板娘迎上前笑盈盈招呼，“金老师真是越来越年轻了。”
金宇澄笑笑，“本打算吃了夜饭过来，没想一到单位就忙到现在。手头有5个人的采访，等文稿出来我要昏倒了。”他点了意大利罗勒素面，边呼啦面条边接受本刊记者的专访，期间接了3、4个电话，临近年终盘点，《繁花》又拿了不少奖。
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灯下数钞票，数清一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捻开细看，再摸出一副。接下来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梳齐，全身笔挺，骨子里疏慢，最后，关灯。否极泰来，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
《繁花》开篇，金宇澄借王家卫电影亮相，有意味的是，两年半后的今天，有消息传来，王家卫读了小说非常欢喜，认为“繁花”这名字取得好，“喜欢里面那么多故事”。
“一个阿飞下去了，又一个阿飞上来了。”金宇澄解释《阿飞正传》的结尾镜头，指指一旁圣诞树，“繁花就像星星点点生命力特强的一朵朵小花，好比树上闪烁小灯，这个亮起那个暗下，是这种味道。”
2011年5月，金宇澄化名“独上阁楼”，在上海弄堂网论坛发帖，每天几百字的趣人逸事，颇受网友欢迎，不断有人顶帖：“爷叔，后来呢？下文呢？”。
这些有一搭没一搭的故事，从沪生、阿宝、小毛三个不同家庭背景的上海少年展开，从1960年代讲到1990年代，主人公穿梭于“上只角”和“下只角”，前后牵扯出100多个人物，包括芸芸众生的情欲、梦想和迷茫，“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冲向终点”，细绘上海市井百态、人性嬗变及历史沧桑。
“说到上海叙事，自有白话小说盛行以来，一直到金宇澄的《繁花》横空出世，大约有四位作家是绝对绕不过去的。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他们分别是韩邦庆、张爱玲、王安忆以及金宇澄。”茅盾奖评委王春林如许评价。
自1988年进入《上海文学》杂志社，金宇澄20年来没写小说，一直安静地当小说编辑，没想到快退休时，在网上用沪语写故事出了名。“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不说教，没主张；不美化也不补救人物形象，不提升‘有意义’的内涵；位置放低，常常等于记录，讲口水故事、口水人——城市的另一个夹层，那些被疏忽的群落。”
2012年8月，金宇澄的网络初稿《上海阿宝》，删改为29万字的《繁花》，发表在《收获》长篇小说增刊秋冬卷，杂志一时脱销、加印；2013年3月和10月，中国作协和上海作协两次在京、沪举办《繁花》研讨会，南北的小说家、评论家出席，给出极高评价。李敬泽认为《繁花》深得《红楼梦》“能无限地实，但又能无限地虚”之精髓；吴亮说“碰到了一件非常惊人的作品”；《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评价“《繁花》是2012年中国文学天空划过的一道闪电。它建立了一座与南方有关、与城市有关的人情世态的博物馆”；小说家路内发微博：“《繁花》是一部有神性的小说。……我读《繁花》，读懂它的部分我觉得像《红楼梦》，没有读懂它的那部分，我觉得就是《金瓶梅》。”
在《收获》发表版本基础上金宇澄又改多遍，加了十多幅手绘插图。2013年3月，35万字单行本《繁花》出版，至今印出6万册，拿下中国小说学会2012年度最佳长篇的榜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2013年“施耐庵文学奖”、“文化中国年度人物大奖-小说奖”、“鲁迅文化奖-小说大奖”等荣誉，获得深圳、杭州等等各大媒体“年度好书”榜，拿奖拿到手酸。
年过六旬的金宇澄，显然还没习惯被拎出来示众：“比如妙龄女子，肚皮凸出，可以大摇大摆，挺出挺进，游走妇女保健院，我这副样子，讲句戏话，等于一个老女人忽然怀孕，感觉难堪——步态，心情，忽然不一样，这把年纪了，不习惯，不自然。”
“潜伏者”
金宇澄1952年生，土生土长上海人。“50年代父母取名随便，哥哥第一个生，比较忙乱，就叫金芒芒，我是第二个，舒服一点，就叫金舒舒，上海话拗口，很不好听，有资产阶级味道。文革时爸爸帮我改掉，取自毛泽东诗词‘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现在金宇澄这个陌生名字，有个80后的读者说，大概是韩国人吧。”
网上多年“潜水”，“老金”对时下新鲜话题触感锐敏。《繁花》火了，人们才发现，这位20年来默默为他人做嫁衣的好好编辑，乃小说界一大“潜伏者”。
金宇澄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繁花》的沪生、阿宝、小毛是军队干部、资本家、普通工人的后代， “三人的经历我都有一部分，小说是组合，把现实打碎了再拼接。”
母亲毕业于复旦新闻系，父亲出自吴江古镇家族，与柳亚子是远亲，苏州读了高中，加入革命，曾属潘汉年领导的上海地下工作者。“我爸爸很不愿意谈往事，当年很多人都死了，1942年东京警事厅破了一个要案，来上海抓人，把我爸爸和另一地下人员陈先生，押送北四川路桥日本宪兵司令部，一路上我爸爸相当紧张，进去怎么应对审问？两人住一间前楼，因为是‘单线联系’，明知自己人，却很不了解，没想到敞篷卡车开到四川路桥堍，陈先生就带手铐跳下去……半夜，宪兵押我爸爸赶到监狱医院对质，陈先生满头裹了纱布，眼睛睁开一条缝，握紧我爸爸的手，不行了，这一来，审讯时我爸爸逃过一劫，老虎凳什么都吃过，地下工作者，对于历史，一般是不响的。”
新中国成立，金宇澄的父亲担任了某机关的处长，全家搬进长乐路机关宿舍，市中心的新式里弄。“我爸爸有时很有钱，有时一点钱都没有。1954年‘潘杨案’事发，他立刻被隔离审查，关了两年，随后一切没有了。他同母亲离开了上海，下放到浙江湖州一个水泥厂工作，我和哥哥，一个妹妹，三个孩子跟祖母生活。”
蹉跎一代的记忆，即便怀旧，也是被疾风暴雨的狰狞现实阻断。《繁花》的少男少女目击上海马路“破四旧”，剪小脚裤，家里兜底翻，“扫地出门”。阿宝去旧货店，寻找蓓蒂家抄走的钢琴，沪生和姝华议论学校隔壁被铲平的天主教堂，这块空地忽然成了塑造七八米高的领袖像工棚，一教师在瑞金路撞车自杀，路边滚来“一粒孤零零眼睛，一颗眼球，连了血筋，白浆，滴滴血水。”
《繁花》很多细节来自金宇澄的耳闻目睹，他说，遗漏的素材太多了，以后或可做个仔细的注释本。
“1966年7月开始的抄家狂潮，每天流传小道消息，我过去一本《洗牌年代》也提到，比如某位资产阶级太太，鸡蛋挖小洞，倒出蛋清，把珍珠、钻石塞进蛋壳，没想到抄家人员里，有个菜场卖蛋的，份量一掂，发觉问题了，一篮子鸡蛋全部没收。”
“也听说过神乎其神的‘独脚强盗’，半夜三更，进入抄家组织封存的房间，拎走资本家皮箱，飞檐走壁，楼下备了黄鱼车，地形看好，皮箱用绳子吊下来，人顺下水管道滑下，骑车绝尘而去。”
“写《繁花》时，我有个亲戚说，哎呀呀，应该写一写上海五原路呀，那条路的居民，人人晓得，此地有个大人物，花园大铁门从来紧锁，结果搞革命了，铁门打开，这男人养了5个老婆。”
“当时奇闻满天飞，徐汇区一幢洋房里，抄出一个白毛女。某某人家汽车间，抄出一只厚棺材，棺材板掀开，白蚂蚁像烟雾一样飞腾出来，直接钻进人的鼻孔、耳朵，大家乱逃。各种怪事实在是多，这一笔账是写不胜写的。大革命，一般就是三个特点，谣言四起，暴露秘密，财产转移。”
1969年7月，全国一片红，16岁的金宇澄和哥哥一起去黑龙江嫩江农场务农，一做7年，期间种玉米大豆，做泥瓦匠，盖房、砌墙、做石工，伐木，出窑、掏井、打油，补缸，磨豆腐，也做粉条，几次的临时马夫。“农场到春天，就要‘骟马’，十几匹小公马要做阉割，马到三岁发情，就是‘害群之马’，碰到母马，身上拉有马车，也会扑上去，容易出事，因此要手术，然后强迫这一批太监马，日夜走路，因为太痛了，马就会趴到地上，伤口感染，一般是两个临时马夫，早晚两班倒，骑一匹，旁边再带一匹，马身压几百斤沙袋，日日夜夜走路，不是一天两天，走半个多月，人，真不可以跟动物比的，动物更苦。”
这段时间，金宇澄觉得，再也回不了上海。“当时严格的户籍票证制度，离开城市，缺失户口，有钞票也吃不到饭，穿不到衣，样样凭票。《繁花》有一段真实的经历：1969年我从上海到黑河，三天四夜火车，到铁岭站，大家下车打水，后来火车慢慢开动，我看见一个女孩子跳上了车，大概觉得吊在车门口都是陌生男同学，又想下车，再换一个车门，没想一跳下去，跌进了月台的缝隙，一条大腿立刻压掉了。后一年我听说，少一条腿的女孩子，户口已返回上海了。第一时间，大家极其羡慕：啊啊，这就可以回上海了？有上海户口了？！也许很少有人会想，人家已经是一个独腿女人了。”
“饭局”与“不响”
上山下乡那几年，金宇澄唯一乐趣是和上海文友通信。“认识几个上海高中生，喜欢黑格尔《小逻辑》、叔本华、翻译小说，看信他们讲，哎哟，你可以写小说！《繁花》插图的画法，在当时也起过作用，文字写不明白，在信纸上画北方环境，北方的火炕、火墙结构。”
1977年，从金宇澄东北“病退”回沪，在街道的某零件厂上班，后调沪西工人文化宫。“1984年，差不多是现在的十二月末，上海下雪，让我想到东北零下40度，雪像黄沙一样干燥，写1500字《多雪的冬天》投《新民晚报》，也就印出来了，第一次投稿成功让我有信心，到那时直到现在，我从没有吃过退稿。”
1985年，金宇澄在《萌芽》发表处女作《失去的河流》,被《小说选刊》和《新华文摘》转载；次年的《方岛》发表在《萌芽》。《失去的河流》和《方岛》连获两届《萌芽》小说奖，金宇澄因此进入上海作协1986年举办的第一期青年创作班，他和邮递员孙甘露等人被作为文学新人集中培养。
“每天有安排，听讲座，参观各种地方，寺庙，监狱，看电影，话剧，最后半个月到浙江宁海，两人一个房间，写一部小说出来。孙甘露当时已写好《访问梦境》，一点事没有，有些人爬山去了，我感觉压力，结束前3天的某个夜里，整夜写了小说《风中鸟》。”
“简单的故事，东北农场规矩，有人要死了，医生请木匠师傅做棺材。小说开始，是做了棺材，老人却恢复健康，棺材就搁置在露天，让知青坐在上面打扑克，聊天，吃饭，‘我’有次迫不得已，躺进棺材躲避女青年的情景，透过板缝，发现阳光青草，女青年的尼龙袜子脚踝，最后，这只棺材被大家养鸡鸭，风吹雨打，成为一个很丑陋的东西，但当地许多老人，有意无意来看看它，按照规矩，谁死就得用它。小说结尾是两个病重老人，长久弥留，就是不死，‘我’和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
“死亡非常丑陋，从棺材缝隙看外面一段，阳光、青草，随后走来一个女知青，她到处找我，你在哪里啊？她不知道我在棺材里躺着，生命是如此的美好。”
1988年，《风中鸟》获得《上海文学》短篇奖，也是这一年，金宇澄调入作协，成为《上海文学》小说编辑，直到如今的常务副主编。每周一三五上班，“工作就是看小说”；日常也是与同龄人差不多的内容，交往范围包括各时期认识的朋友，“有一些是社会闲杂人员了，比如下岗多年的下乡弟兄，最好的一位，我16岁去东北，他就坐在我对面，一直没结婚，几年前过世了，生活在最底层，有段时间在国有的钢厂食堂里做，过中秋、春节，他会带食堂做的月饼，八宝饭来我家，他说，不是给你的，是给我侄子吃的”。这些情感的流动，是金宇澄解释的江湖文本。
《繁花》第29章小毛请客，在座阿宝、沪生，小毛邻居、朋友，大家开“故事会”。白妹讲二楼爷叔偷窥发廊妹与客人的勾当，小毛讲深夜打牌结束，在汽车站搭讪了一个陌生女子，手拎两袋衣服，一直不说话，上海话就是“不响”，最后她勉强说三个字：汏衣裳（洗衣服），蚊子叫一样，小毛马上说，自己单身汉，有洗衣机，建议去他家洗，女人不响。随后两人上车，等到小毛下车，女人一声不响跟小毛进家门，最后，两个人“做了生活”，以后，迷迷糊糊的小毛，听见女人整夜手洗衣服，最后天亮了，门锁的声音，女人走了。小毛再也没见过这个幽灵般的女人。
据说，王家卫喜欢这默片一般的洗衣故事；据说，这也是金宇澄一位故友的真实告白。老友是保安，一直未婚，前几年病逝。小说写小毛弥留之际，病房内围了一堆落泪的女人，老中青都有。
《繁花》中，饭桌上各人都有酸甜苦辣，说不尽的前世今生。金宇澄说，“我有意不写知识分子和农民，城市的草根群体，在城市野草中生长，是更复杂的人生之谜，比如多年前，我被朋友拉到外滩附近一家小店吃饭，店主是阿根廷回来的几个上海姊妹，一桌人都不是所谓知识分子，是另一种样子的价值法则。有人问一个女孩什么时候结婚，对方坦然说，我阿姨讲，让我先包几年再说，她的语气很平和，当时有人问，你阿姨是做啥的？她说，一般的白领，让一个日本人包着。非常平静。我这才发现城市的这个空间，不大惊小怪的空间，什么都可以公开谈，像无论我们的大环境如何变化，海面如何波浪起伏，海底是另一种生态，这是小说家应该注意的。”
《繁花》题记“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整部小说频繁出现“不响”达1500多个，成为金宇澄的文本特征。“因为长时间看小说，我想换一种写法，小说的个性，是语言、甚至包括标点符号的特点；文学是人学，如何描写人？可以去掉盛行的内心描写，去掉解释与分析，现在的读者十分聪明，以对话代替，是可以的。小说结尾，沪生问阿宝说，有女人问，阿宝怎么一直不结婚，一辈子一声不响，心里想啥呢？阿宝回答说：沪生你也一样呀，一辈子不离婚，碰到事情，就是笑笑，你心里想啥呢？阿宝说，其实女人想搞懂男人的心思，很简单，去买几本文艺小说，里面有很多男人的心理，看了两本，就都明白了——我这样写，脱不了一种嘲讽，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一般意义的内心世界，大家都懂了，不必重复，中国人最聪明，什么都懂了，什么都可以不响，小说可以大声疾呼，也该允许我一声不响。”
女作家朱文颖印象中，金宇澄在饭桌上是个有意思的旁观者。记者也是在饭桌上访问金宇澄，他回答问题，喝了两口蘑菇汤，突然蹦出一句“你是什么星座？”接这个话题他说：“我射手座，比较戆，《皇帝的新衣》的小孩，就是射手座，勇敢，我做不到他那么勇敢，但《繁花》这本书，我自认发现了国民特性；一是饭局，家里的客厅没客人了，有事没事，包括结婚，死人，中国人就是去吃饭，无穷无尽的饭局。另一个是‘不响’，中国人最关心世道，最聪明，样样事体其实都懂得，但一般只能是‘不响’。很多事情，个人承担不了，最后也只能无语，小说写到一句，天底下只有耶稣和老毛，最了不起，那么多的人，每天跟这两个人讲心里话，但这两个人，就是一声不响。确实的，其实人很无助、很迷茫，是哀怨的。能够祈祷，求到了指引的情况不多见，我们缺乏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