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的流变》读书报告

jiji
2013-12-29 看过
                《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的流变》读书报告
       英国作家尼格尔•泰勒所作的《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的流变》一书对二战之后西方城市规划思想进行了梳理。作者Nigel Taylor是一个优秀的规划师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思辨精神的思想家。本书在1998年第一次印刷出版,它对规划理论的叙述通俗简明,同时又内容丰富,条理清楚,对城镇规划行业的老师与学生、研究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对规划思想发展史感兴趣的其他人员而言,这都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书。亚马逊上的就有人这样评价这本书:
    I would use Nigel Taylor's book as a first point of entry. The text is peppered with very good illustrations of planning theory in practice and Nigel Taylor is very careful to show the implications, impacts, and contradictions of theoretical ideas when applied to a range of planning contexts.
    Nigel Taylor’s book is an enjoyable overview of what can be an overly complex and embattled subject area. His clear account of post-war planning is an excellent starting point for students negotiating the politically complex minefield of Britain’s attempts at modern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该书包括4个部分共9个章节,其中前3篇主要以英国为主论述了西方战后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3个历史阶段,而第4篇则是该书作者在整体层面上的分析和评价。
       首先应明确town/urban/city三个词,这是规划学科研究焦点,即建成环境,因此城镇规划是关系到我们生活质量的非常重要的行为。这里用了“行为”一词,同时表明了规划性质是一种行动实践。在叙述具体理论之前,作者提出了规划理论的核心内容:①高质量的城市环境的构成要素;②何种条件下,这些环境质量目标最可能实现;③为建设更好的人居城市,公共部门城镇规划能扮演什么角色。基于这三点,全书对规划思想的演变进行了详细的叙述。
       在第一部分,深入的介绍了二战后早期的规划理念。这个时期,城镇规划被定义为物质空间形态的规划设计,是基于设计的城乡规划理论。传统观念认为,城镇规划本质是对人类聚居地的物质空间进行规划设计的活动,是建筑艺术以及土木工程的一种自然延伸。战后头几年,对规划本质的理解是早期历史观念的延续。因此设计工作成了规划教育的重点,重视景观质量和审美特征,虽然在规划中会考虑到功能但是并不是以功能为主体,很少有人系统地研究城市和区域,或者去思考,具体的规划活动是如何运行的。而进行决策也大部分是基于直觉或简单化的美学概念。这里应该对这种理论背后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战后英国的政治共识呈现激进和保守理念并存,处于极端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折中路线。激进派的规划人员基于社会变革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乌托邦式的规划方案如勒柯布西耶的阳光城市,戈涅的工业城。这些方案以详细蓝图或总体规划图纸形式出现,提出了理想的城镇或超市应该怎样在三维空间上进行组织,认为城镇可完全参照它的总图来发展。这种乌托邦是的综合规划认为城镇规划应摒弃现有的城市模式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模式。这也体现了注重功能设计的现代主义,在美学上还表现在“推倒重建”的激进想法。保守派的规划思想主要体现在反城市化的美学思潮。它强调了对社会稳定和卸掉的维护以及对土地的慎重管理。终极目标是城市保护,对城市增行进行控制和引导,鼓励分散式开发,自给自足,自我平衡,希望乡村逃离城市的无序扩张。在规划思想方面,出现“环境分区”“邻里单元”这样的方案,在每个邻里配置自由的社区设施。这些方案关注了小尺度的组成部分及地方性,而非大尺度的整体与功能性。这个时期的规划师认为存在一定的社会共识,及对于规划的目标本身不存在争议,因此走向了技术主义路线。
       战后乐观情绪下的大规模建设并没有持续很久,在20世纪50年代末,这种物质空间形态规划理论日益受到质疑。其实很容易理解,城镇规划是一种社会行为,不仅仅是物质空间形态的规划。如果不考虑社会因素,就很难明白物质形态规划的目标是什么。社会的发展往往是复杂多变的,简单的认为城镇的形态以及布局会影响到社会与经济生活是不是过于幼稚了。就好像是学生时代的一些设计作业,每个人总会为自己的方案赋予很大的社会意义,但归根到底其实也不过对自己所采用的具体形式附加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比如说规划时在小区里设置各种功能齐全的公共设施,提供形式多样的交流空间,修建出环境优美的外部景观,那么这样的设计就能最大程度地促进了邻里关系,就能营造出富有活力健康发展的社会关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漂亮的图纸的作用可真大。这个期间有两个重要的批判人物:L.M.理查德,伊恩.耐恩。一点是指向规划师对他们所做工作的城市缺乏了解,只集中精力在物质方面的要素,较少关注社会层面。另一点指出城镇规划是一个长期性不断的工作,是“弹性”策略而不是“终极”成果。城镇规划试图通过“固化”土地利用分区来确定未来城市形态的努力和功能分区的土地活动一直处于持续变化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而规划师们对城市运作过程情况无兴趣。1961年,美国记者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对规划的简单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然而放眼如今的中国,似乎正走着当年西方的老路。要知道好的城市不等于好看的城市。中国的一座座城市在快速发展着,一座座地标性建筑拔地而起,争相攀比着,求快求洋求怪的现象并不少见。对这三十多年来物质方面的成就的炫耀就能体现出这座城市的美好吗?城市最核心的属性是明星建筑的表演还是普通群众的生活?我想到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作为一次国际性的展览,我觉得它不应该仅仅是展现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城市发展水平,更应该是切实地引发一些关于城市的思考。就拿世博那几天的上海交通情况来说,作为一个游人或许没有感觉到多少美好。进入园区后的参观过程中,每个人记忆最深刻的估计就是长时间的等待和排队吧。究竟什么样的城市才是更美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是仅仅规划人员需要回答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应该都有发言权。
       在全书的第二部分,作者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城市规划理念。在上一个时期刘易斯吉伯勒的《城乡规划的原理与实践》是一本很重要的规划理论书籍,而1961年布莱恩麦克洛克林的《城市和区域规划:系统方法》则提出了对规划思想根本性的变化:城市规划是对系统的分析与控制活动,强调了分析与控制而不简简单单的设计。这期间城市规划出现了两种重要的理论:系统规划理论和理性过程规划理论,前者是对规划的目标或实质的叙述,后者是关于规划的过程或者程序的论述。系统论的特征是,规划人员需要从经济社会方面来考察城市,了解城市是怎样运行的,因此要进行调查、分析,然后才是规划。规划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持续地监视分析干预的过程。规划的成果也应该是发展轨迹线而非终极状态的蓝图式图纸。这种理论的产生与更大范围的多种社会思潮的兴盛有关,“建模”、“科学”“数学”等等这方面的发展促进了新理论的成长。然而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鸿沟。过程理论强调了规划的非连贯性与渐进性。这两种理论是60年代狂热的“现代派”乐观主义的一部分。人们坚信科学,坚信人们有能力在科学地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善生活质量。“科学”这一词的重要性被突出的强调出来。联想到中国的城镇规划教育,其实可以感受到对于系统性的强调,以及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对调查与分析的重视。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上却显得有些薄弱,特别是在调查与分析这一环节相比于西方确实差距很大。在加之城规学生经济政治社会学方面知识的缺乏,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往往流于形式。而国人急功近利希望看到明显成效性的心态也使渐进式的规划难以实施。
       事物的发展总是螺旋式上升的,60年代后期对这一规划思想出现了公众抗议,这些抗议凸显了一种价值缺失,系统论和过程论轻视了它的存在。价值判断通常不止是常识,而是强烈的充满感情色彩的异议,所以对于规划的判断更多的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或者科学的。比如对规划的评估,所谓的科学的方法会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但这种效益分析法本身就存在很多假设。比如说评价经济增长会采用GDP指数,这就默认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就代表了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如果GDP增长了,伴随着富人更富了穷人更穷了,这不见得就是最好的发展。对于过程论同样也有批判,认为规划过程在一开始就应该清楚以什么来开始。在这种批判思想下,“公众参与”一词被考虑进规划理论中。规划依托于对未来理想的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反应了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因此规划过程中应该听到来自各方的声音。“听证会”制度或许是公众参与的最突出的表现。1996年,作为官方宣传民主化、听取民意的形式,听证会制度被引入中国。但是17年来,听证会成为“走过场”的代名词。“听证专业户”、“中国听证帝”等几张老面孔频频相聚,"市民"却屡屡缺席,在会上表达反对意见的民众,会后屡遭威胁。“程序正义”陷入“信任危机”,真正的成了“中国式听证会”。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随着批判浪潮的加剧,对规划的理论又一次进行了思考。过程论它过于注重构思决策轻时间,被认为是“空洞”“抽象”的,同时也对行动的结果缺乏足够的了解。一些学者提出了实施理论,认为实施规划的任务要在指定规划的同时进行考虑。而一项看起来十分简单的事实行为本身又具有复杂性,需要许多主体的参与。对不同主题之间的利益的调和的工作需要规划人员来完成,因此规划人员实际上最大的作用是沟通职能。规划人员要参与到各方的谈判,应该积极保护各公众群体的利益。这里要特别提下这个时期英国的社会背景。随着撒切尔政府的掌权,社会经济转向更为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政府在规划方面的影响力减弱,更大程度上由自由市场来支配。社会民主下出现的通货膨胀,经济萧条以及低效率的官僚主义,加速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复苏。城市发展应由市场力量支配而非政府,规划活动主要是一种经济活动,规划者的职能是纠正市场中的机能失效。越来越多的规划师将自己看成是与市场经济和私人部门开发商公事的伙伴。虽然这个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上产生了重大变化,对规划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规划体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实施理论依然占主导。只是规划师的作用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主导的规划实践中被削弱了。撒切尔政府新右派倡导活跃的自由市场策略,规划作为解决社会和经济的手段,产生了更明确的以问题为核心的规划研究,如旧城复苏、社会平等、生态可持续发展、城市环境的美学品质、公众规划等。各类理论的焦点放在了具体问题上而不是有关“规划本质”的回答。
       总体来说,理论流变无所谓对错,对它的评价也应该还原到特定的历史之中去。规划理论流变从具体到抽象,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被纳入。西方规划理论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从物质空间形体设计到系统的理性的程序规划,从单纯设计人员到沟通角色。作者在书里的引用前半部分多是规划设计师的作品,而后半部分的引用多是政治、经济、哲学的理论。因此后半部分稍稍有些难懂。如今西方城镇理论已经普遍被认为是非科学非艺术的,而是一种社会行为,是做出关于向保护或创造的环境类型的价值判断。对它的研究也集中在实践和规范理论两个领域。
       从城镇规划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规划理论并不是自发的脱离社会现实发展出来的,也不能脱离自身国家实际情况创造出来。实际上应该是从社会现实中挖掘出来。规划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收到更深层次的道德政治审美价值左右,那么规划师有必要思考自身的价值取向。虽然规划人员的职责从技术专家转为“协调者”“沟通者”,但我其实对这点存在疑惑,或许至少规划人员不应该只是沟通者,至少作为具有一定专业知识能力的人,应该思考自己的影响发挥一点作用,不是被利益推着走。面对如今中国的大中小城市的新城建设、城中村、失地农民等等现象,规划人员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到底应该是在设计院里提供蓝图的大师还是规划局里一切推倒重来的帮手?是政府部门里纸上谈兵的规划专家还是开发商之间利益最大化的智囊团?最重要的还是应该有良知与价值判断。
       最近中国各个城市严重的雾霾和1952年的伦敦大雾如此相似,我不仅会产生怀疑在城市发展上我们和西方是差距了五十多年吗?更应该有的态度应该是在这个差距里寻找经验教训,他们走过的曲折的道路我们是不是可以尽量去避免呢?
10 有用
0 没用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2条

添加回应

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的更多书评

推荐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