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小清新”遭遇“甜蜜犯罪感”

邝海炎
2013-12-24 看过
       在中国当下的历史学界,杨念群一直是以大胆引进、采用西方新潮理论著称的,其张扬个性下“强悍的解释能力”与“粗糙的实证能力”齐飞,也一直是读书界的有趣话题。为此他受到一些年轻学子的崇拜(有崇拜他的研究生就以美文体写硕士论文,结果被学校退出要求重写),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沈登苗批评杨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多处逻辑不通,观点站不住脚;雷颐认为杨著“观念大于史实,有些非常生搬硬套的东西”;谭伯牛批评杨点校的《杨度日记》错误百出。)。可尽管有争议,我仍然认为杨先生是一位有才气的学者,《再造病人》等著给史学界带来的新风且不说,他主编的《新史学》比起陈新主编的《新史学》,其问题意识的高明也是显而易见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杨先生并没有满足于“ 以‘问题意识’为范导、以社会理论作依托的历史诠释路径”,近年来又鼓吹起“感觉主义”,即在“问题意识”越来越专门化的状况下,要锤炼一种“对‘问题意识’的丰满和对历史细节选择的精致起到导引作用”的感觉,让历史感知变得丰富有趣起来。而他新近出版的《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无疑就是这一优雅“野心”的展示,该书不是论著,而是随笔集,但正如他自己说的:“操弄随笔犹如孤身入室作案,精心布置一个悬疑的犯罪现场,案发后能躲在暗处偷看观众陷入案情迷思后的种种反应,正如社会学家戈夫曼所云,多少带点儿阴谋家的甜蜜犯罪感。危险也是常有,一旦技艺不熟,会把作案现场搅得劣迹斑斑,狼狈不堪。 ” “随笔不是知识的堆积、学问的稀释,而是率性感觉的表达,来不得那么多温良恭俭让。 ”
        杨先生所谓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是尊严感。在一次朋友圈讨论“ 你最喜欢生活在哪个年代?”时,杨先生回答是:“晚明”,理由是“和明代比,清代获得了大一统的地盘,也拥有维系这个局面的超级能量,正因此,清代皇家为维系这个放出的大烟花不破灭,终使清朝变成一个千方百计让人活得难受的朝代。难受到什么程度?不是一般的打杀和廷杖,而是用无穷尽的洗脑暗示杖杀你的心灵,过程犹如慢工出细活般小火煎熬,最后过滤出的,是一个个精神药渣。”。“一脸真诚的扇起自己的嘴巴,那情形就像大粪浇到自己头上还以为在洗热水澡,一脸扭曲的舒服相。”想想文革时“灵魂深处闹革命”和现在薛蛮子等大v的可怜相,你就不得不对这段话感同身受,因此,一个人有了尊严,才会有对历史的健康评判,奴才对自己被奴役的历史是不会郁闷的。
        优秀的历史学者不只能解释过去,也能理解活生生的现实。针对国学热,他调侃道:“虽然早有人从心灵鸡汤里喝出了禽流感的味道,可就是火得不行,鸡汤照样好卖”。对于抗日愤青的好战叫嚣,杨先生告诫说“与唐代比,宋代气量狭小,最讲华夷分界,结果界线分得越清,文人叫嚣打仗的声音丝毫不弱,仗却越打越臭,徽钦二宗被掳去不说,连寡妇出征都入了戏文。”更讽刺的是,当年日本牧歌式的庭院因为梁思成给美军轰炸画了地图而幸免于难,中国的北京城老建筑却被拆得七零八落,杨先生是以愤愤道:“自己的文化被邻居拿去后成了真正的文化资源,而我们却通过破坏不断的作践自己,在这种自杀式或自我阉割式狂欢中还冠冕堂皇地大谈民族振兴。”如此鲜活的“现实感”就是在时评作者里也不多见。
        杨先生毕竟是历史学者,其充沛灵动的历史感自然也为此书增添了不少风采。比如,对于黄仁宇“中国应该走西方数目字化管理道路”的主张,杨先生认为中层架构不只是技术制度问题,中国革命破坏了传统的文化网络,导致中间架构难以生长。这明显是借助了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的观点。而更巧的借助在《炮灰史观的煽情与阙失》一文里,龙应台那本享誉华语读书界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前就被台湾作家张大春批评是“空洞而虚无的史观”,可具体怎能“空洞虚无”,作为作家的张大春却没有论证。而杨念群则借助现代史家杨奎松的研究道出,黄仁宇龙应台以“解放军士兵构成密集方队,在机关枪密度极大的扇面扫射下,成排冒死冲锋”来推断“林彪的残忍和共产党的无情。”可林彪队伍中有不少新入伍的士兵,他们没经过多少训练就上了战场,何以却表现得毫无胆怯异常生猛?“龙应台没有想到,也许正是这些玩命扑向枪眼的士兵,某些人刚刚分得了土地,他们是在以血肉捍卫刚刚获得的利益。这些绝非简单的‘炮灰论’所能解释。”于是乎,杨先生提出了比张大春更让人信服的批评:“无疑,我们从小受到过太多的‘正义’教育。是非的边界像刀刻在心里的纹身,似乎终身都涂抹不掉。龙应台提供的‘人道’药水似乎可以擦洗掉心灵被‘纹身’的耻痛。但我以为,龙应台的‘炮灰论’让失败和胜利者并排站立,然后让他们相互煽情地搂搂抱抱,用‘人道’的眼泪黏合剂把他们强行粘在一起,这当然让两岸的政治家和民众听着受用,有皆大欢喜的催泪效果,但对那些笔下的小人物而言,却又等于是把他们统统抛回到生存的虚无中,恰恰遮蔽了历史发生的线索和真实原因,也可能恰恰给发动战争者一个开脱自己的理由。对牺牲价值高低的确认永远都会是见仁见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努力去厘清牺牲付出的缘由和区分信仰不同的价值所付出的代价。”在这里,“感觉”帮助了“规范”精确制导,专业“规范”则对煽情和想象进行了解毒,两者相得益彰,历史解释能力大为提高。
       杨先生说龙应台是“历史小清新”, 所谓小清新,就是消费情绪和好奇,“大众喜欢什么就提供什么的,有服务性,让人觉得舒服,提供娱乐却未能引导读者深层思考”。其实,回望近几年的“民国热”,陈丹青、章诒和等人又何尝不是历史小清新?套一句张晓舟语式——他们要的仅仅是一个小清新的民国,一个陈寅恪、胡适的民国,一个斯文未坠、人文飘香的民国,一言以蔽之,要的是一个没有政治腐败、民生艰难的民国镜像,作为当下的“他者”而清新绽放。而杨先生的“甜蜜犯罪感”显然冒犯了他们的玫瑰色想象,这是历史小清新的不幸,却是大多数读者的幸运。

      刊于12月23日《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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