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与自然:新教与儒教的自律模式

鳴鏑校尉文學史
2013-12-07 看过
大三东西文化比较课程选了这本书,读书报告一篇。

作为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新教伦理所鼓励的近乎苛刻的自律行为被认为是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重要起源之一。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自律行为从来就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但是如果仔细地考察中西方不同的伦理观念,会发现自律行为对于各自伦理的意义有着根本性质上的差别。对新教而言,自律行为是体现上帝荣耀的宗教手段,而对儒家而言,却是人生的世俗目的。这种差别,是基于两种伦理中出世与入世观念的根本差别的,并且在后来更进一步成为决定中西社会不同命运的要素之一。
一、 两种自律的性质不同
作为研究经济发展与伦理之间关系的划时代人物,马克斯.韦伯向我们揭示了自律行为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教的基本行为指导,主要出于体会超验的上帝的荣耀这一新教基本理想。而儒家伦理中对于此岸的重视,也为之此打下了基石。
作为新教中影响最大的两个教派,加尔文宗提出的预定论和浸礼宗提出的良知理念导致了自律精神的提出,前者开辟了道路,后者则进一步补充完善,共同基于体会上帝的荣耀的理想。预定论认为上帝是一个超凡先验的存在,人无法靠自我进行拯救,所以人的命运需要由上帝根据“他亘古不变的意旨”所预先安排定,“为了体现上帝的荣耀,一部分人与天使被预先赐予了永恒的生命,另一部分则预先注定了永恒的死亡。”而上帝这样做的意旨是不受任何世俗制约的,因为“一切归于上帝伟大的恩宠”。 良知理念则认为每个人都会得到拯救,良知则是上帝给与个人的启示,通过出于良知而非利益欲望的行为方式,才可以与上帝同在。两者的结合便很快带来两个意识层面上的结果。第一,人的命运,他是否能得到救赎,完全具有了外在客观的意义,已不再受自己的努力和情感左右,这就形成一种发自内心的深切孤独感,这种孤独感是出于对自身命运的单一关注,“因而成为对所有形式的感官文化的根本的敌对情绪的基础”, 这些敌对的对象包括一切仪式、巫术和冥想之类的宗教行为,这与中世纪基督教盛行的现世修行以求救赎的传统形成对比。第二,新教徒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依据上帝的意旨所组织实践的,每一种工作里都含有上帝的意旨在里面。既然宗教修行无济于事,那么只有通过努力工作,保持良好实用的美德,这样才能够证明自己在接受并体会上帝的荣耀,“认识得救的选召” ,心里才由茫然彷徨到坚定自信。因此,“他(新教徒)的行为才是以他自身内一种为上帝的荣耀而工作的力量为基础的。” 这意味着往昔宗教仪式的作用和地位转移到世俗工作中来,使之成为与超验的上帝进行沟通的唯一途径,本杰明.富兰克林就因此坦率地称之为“天职”(Calling) 。这两种意识相辅相成,形成良性互动,并且直接导致了自律行为的出现。一个新教徒愈关注自己的救赎,便愈感到孤独,愈需要充分体会上帝的荣耀,从而愈能感受到自己在受到恩宠。因此,为了更充分地实现与上帝同在的崇高理想,为上帝服务,就必须使自己不受到冲动而又无用的情感影响,防止懒惰和堕落夺走自己的选民资格。于是,用自律的行为理性地控制自己,安排自己的活动,自然成为不二法门。显然,这一切带有浓厚的出世色彩,正如韦伯所总结的:“通过将其伦理建立在预定论的基础上,加尔文宗得以用今生今世就已预定为上帝的圣徒的精神贵族来代替僧侣那种出世的、超世的精神贵族。”
与新教伦理相比,儒家伦理则关心的是现实生活本身——具体来说,是现实人际关系,一般对超验一类的概念漠不关心。“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从这一点出发,儒家追求的目标在于现实的实现,而非来世的拯救。它要求人在现实中追求至善和谐,而遵循固定传统的社会秩序即“礼制”,节制欲望的自律行为,这本身就是整个社会的善。从历史上看,最初,礼制带有直接的功利主义色彩,可以趋利避害。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的生活方式保证了长久居住此地的人们继续生活下去,但是人们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改变会带来破坏,有了敬畏之感 。后来,为了保证礼制的稳定,人们给它赋予了善的内涵在,使之逐步理论化、系统化,不再是“本来没有多少道理可讲”(李泽厚先生语)的外在秩序,而转化成了内在的善。这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孝道成为道德的源头。因为孝道体现了对传统服从,具有教化作用。而它的基础是亲子血缘关系,对每个人息息相关。如果强调孝道的这种善,不仅为人内心所认同,更可以保证传统的延续。因此,孝道自然就被染上了“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的色彩,成为基本的善。另一方面,儒家以孝道所体现的善为基础,推己及人到一切现实关系中 ,并将礼制放在现实关系中来进行考量和解释 ,从而赋予了其善的内涵,标志就是仁义思想的出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因此在儒家看来,礼制是人的善性而非上帝的善性的体现,即是人的尊严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所以遵循礼制不仅仅是为了功利或表现出有教养,更是人的内在本质的体现,所谓“人之必须扩充此善端者,因此乃人之所以为人也。” 同时,儒家将善形而上为天地自然之善(值得注意的是,这依然是在可观察可感知的现实范围内),“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可见,含有自律行为的“中”与“和”就是善的中心,也是自然的体现,人们遵循礼制,不仅可以实现人的现实价值,更可以实现人的理想价值:与自然同一,达到至善。这就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含义。因此,人之所以要“克己复礼”,并非是为了某种超验而不切实际的理想,而是因为这就是人的价值。不同于新教伦理那种“理性地把握世界”,韦伯认为儒家伦理是“理性的适应世界” ,其“实质是美学的。” 冯友兰先生也认为,类似祭祀这样的礼仪活动对于儒家而言是诗意的存在,表达人们内心的价值追求。恰恰在新教伦理中,诸如此类的礼仪活动是对上帝而言是不实用的,因而也是不必要的。
二、两种自律的结果不同
由于各自对于善的体认不同,因此中西方伦理中的自律行为所产生的作用均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在西方,自律行为导致了对工作的崇尚,而在中国,自律行为导致了对生活的崇尚。但是有一点至少是相同的,就是二者都偏重于其中一端而忽视另一端。
韦伯在本书中写道:“清教禁欲主义竭尽全力所反对的只有一样东西——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所能提供的一切。”这句话精辟地点出了自律行为在新教伦理中的作用。对自诩上帝选民的新教徒而言,既然“惟行动最能伺奉上帝,增添他的荣耀”,那么就应该“完成主所指派于他的工作,直到白昼隐退。” 因此,新教徒的安息是在彼岸,而非此岸。对财富的一切追求均会导致懈怠,耽于世俗享乐,影响世俗工作的完成。并且,在新教徒看来,世俗享受代表着肉体崇拜,这与对上帝的超验崇拜是根本冲突的。但是,如果理性地追求并使用财富,将之用于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面,就会被认为增添了上帝的荣耀。因此,新教徒,尤其是极端的清教徒,痛恨一切对世俗享受的追求,甚至包括艺术活动。而崇尚实干,工作是他们的理想,而工作中所反映出来的勤奋、责任、诚实、理性是他们的品格,具体则表现为对资本的计算、合理组织劳动、社会专业化分工、交易的诚实公平……说理性资本主义得以从他们身上开始发展,并不是偶然的。
而在儒家伦理中,由于世俗自然是善的,那么就要“天人合一”,在世俗生活中,在现实人际关系中去体现善,也即是遵循礼制,进行自律。因此儒家的自律行为强调人的行为举止对他人所造成的影响,营造和谐的生活氛围,除此并无别的禁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之所以成为一以贯之的夫子之道,原因即在于此。因此,儒家伦理对于世俗享受的正当追求并不排斥,因为这不仅不会对人际关系造成多大影响,反而会增添生活的情趣。这从中国的艺术成就可见一斑。至于追求财富方面,中国人固然节俭,但这种节俭“基本上就是农民把钱藏在袜筒里式的聚财” ,属于为个人生计打算,与新教那种为增添上帝荣耀而勤俭并用于社会的做法存在性质上的根本不同。儒家伦理其实也并不排斥对财富的正当追求,因为“仓廪实而知礼节” 。它反对的只是一切不正当的追求手段,因为这会破坏世俗关系,从而破坏了善。由于注重生活,中国人的精力自然较少放在如何有效发展生产等社会工作方面,韦伯认为,这就是为何中国有理性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却没有开花结果的伦理缘由 。
三、结语
简单一点说,新教认识到的是上帝的善性,所以才把自律行为当手段去体会,而儒家认识到的是人的善性,这一善性本身就是自律行为。从自律行为对中西方所带来的社会作用上的殊异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繁荣,是必须以某些牺牲为代价的。新教伦理选择了自我牺牲,而儒家伦理的自律行为,并不是一种自我牺牲,反而是自我价值和尊严的体现,因此,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长期停滞以及最终为西方所超过,不能说没有社会伦理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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