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宫廷政治那些事
孙骁骥/文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有史家回答说，宜从明史说起。为什么别的朝代不提而偏偏提明朝？这是因为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发展到明代，各个方面已臻于成熟，最具代表性。汉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里对明朝的评价就颇高，他用一种近乎仰慕的口吻写道：“从1368年到1644年的明代是人类历史上政府有序、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在相对和平的二百七十六年内平均人口约为一亿左右……总之，明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十分稳定，以致1644年至1911年在外族的清朝统治时（政治制度）又基本没有改变地保持了二百六七十年。”
然而，古代帝制发展到明朝，虽然表面保持了稳定，国家呈现出一片和乐融融的盛世之景，但华丽的旗袍之下，覆盖的全是跳蚤。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提出的著名论断至今还常常被人提及：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用粗疏的道德教条代替了科学的国家治理，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黄仁宇眼里，明朝政治犹如“潜水艇三明治”（submarine sandwich），政治上层的文官集团，好比一块大而无当的长面包；底层散乱无序的农民阶层也是一块长面包。这块硕大无朋、随时可散架的制度面包，却是靠尊卑男女老幼的道德勉强维系着。此乃中国封建政治的稳定基础，也恰恰是其潜在的危机。
当然，我不是故意要挑大师的刺，但我总觉得所谓的道德，难免成为肉食者拿来糊弄大众的工具。道德家最擅长的莫过于说一套做一套，人前反三俗，被窝看毛片。道德之下，肯定还藏着什么别的门道。如果确实如黄仁宇所说，剥开明朝“盛世”之皮，底下全是虚浮的道德，那么再进一步剥开道德的皮，底下又将有何物呢？一位名气不太大的业余史家回答说，道德所掩盖的是官场厚黑和权力斗争，并且，他还顺便回答了费正清所说的明代“政治和社会制度十分稳定”的原因，也恰恰是因为“官场权斗”四字。明代上演的一出又一出官场权力角斗，朝臣们整天忙于党同伐异、搞政治运动，精疲力竭之后，自然没有人再有心思打皇帝宝座的主意。
这位史学家叫温功义，他在《三案始末》一书里给读者提了一个醒：谈历史的时候，不要以为问题都到道德为止。恰恰相反，历史上大多数问题，正是从道德开始，顺藤摸瓜往下看，可有好戏瞧呢。温老的观点，大致来说就是：中央政府内的党争表面上看确实有利于权力制衡，稳固皇权，但长期看来，它也为一个政权的覆灭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一统天下后最大的心头病就是权高震主的宰相，他为了保全基业，最大手笔的一项就是废宰相，把中书省的职能分配给六部，而宰相的职能则被分给了一众阁臣。阁臣们在殿阁里商量的事必须上报皇帝，经由皇帝批准才能执行。这种“制度创新”的确巩固了朱家王朝的稳定，但也由此带来了朝廷中的另一大麻烦：由于权力被分散、各部门相互制约，朝臣们抱团结党的风气自此大为盛行，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长期这么搞下来，到了万历年间，朱家王朝的朝廷内已经是派系林立、遮天蔽日的景象了。
再看看这帮朝臣，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看家本领并不是处理政务，而是窝里斗。逮着任何一件事他们都千方百计推给政敌，然后群起骂之，彻底把对方批倒斗臭。颇为巧合的是，当朝廷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宫廷狗血剧的时候，皇宫内接连爆发了史上著名的“明末三案”，这一下，可就把明末的宫廷连续剧剧情推向了高潮。
所谓“三案”，原是指“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个宫廷案件。就事论事来看，三案并无可影响明朝政治走向的力量。简言之，“梃击案”是指万历四十三年，有一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后被捕一事。“红丸案”则是万历皇帝的儿子光宗病重时，李可灼进献红丸仙丹，光宗服后暴毙的案件。所谓“移宫案”，指光宗死后，妃子李氏与太监魏忠贤密谋，企图移居乾清宫，挟皇长子以自重，后被逼移出乾清宫之事。它们看似各不相干，但在权力斗争你死我活的政府高层眼里，每一个案件都是大可做文章的政治资本。
拿皇族那点家务事来做政治文章，首先就得搬出“道德”两字。道德是一根棍子，忠奸是一顶帽子，谁被扣了帽，就会惨遭政敌摁住一顿痛打。道德在现实中的化身，便是封建礼法。上到庙堂，下至闺房，明朝所有的事情都要被道德礼法管束起来。当中，也包括了皇帝“下半身”的那点事。万历皇帝极宠爱郑贵妃，却不小心和宫女发生了一夜情，生下长子朱常洛。万历并不喜欢那个意外获得的长子，他更想立郑贵妃生的第三子朱常洵为王储，但他这点心思很快被朝臣洞悉，狗血剧情就此一发不可收拾。
自古立幼废长不合于礼法，万历的决定亦不例外。朝臣听闻后哄然，不少人拿出了祖宗的道德规劝皇帝。户科给事姜应麟上奏说：“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无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他一把鼻涕一把泪跪求，“伏请俯察舆情，收回成命”。心太软的万历皇帝见拗不过，只好使用拖延战术，对立储的时间一拖再拖，拖到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长洛年届二十，朱常洵也年至十六，还迟迟没有结婚。眼看皇子成了“剩男”，万历终于妥协，册封皇长子为太子。
但故事到此远远未结束，因为这时“朝中竟自形成了一种风气，便是以是否主张立储，作为忠奸正邪的辨别”。主张立长子的传统派、同情郑贵妃的投机派、摇摆不定的骑墙派以立储为基础，搬弄是非，大做文章，搅得大明朝的后院鸡犬不宁。从这个角度看，后来的“三案”源头上在于党争，党争又是由立储的问题所引发，而立储的争执得以发生，直接原因还在于皇帝没能管住自己的下半身。——但皇帝有义务管住自己的下半身吗？当然没有，全天下的女人理论上都是属于他的，爱谁谁。顺一遍下来，党争问题根本就是无解。
当手拿凶器的张差被法医鉴定为精神病时，拥护太子一派就有人说，这是心狠手辣的郑贵妃派人要杀太子；当没做几天皇帝的朱常洛吃错药暴毙时，又有人散布阴谋论说，郑家有人谋害了皇上……总之是谣言四起，辟谣也四起，人心浮动。满朝文武都在忙着扮演大型宫廷真人秀，没心思搞“实干兴邦”的动作了。而高高在上的皇帝们呢，则是新褡裢换个破口袋，一代不如一代。“明代的皇帝，除去朱元璋和朱棣活得较长之外，寿数都不算高，大多是才过中年便下世了”。有了党争、攻讦不断的朝廷，有了分权的制度，朱家的皇帝们自然可以高枕无忧，玩女人、玩银子、炼丹、修道……反正什么都玩，玩得骷髅形骸、精尽人亡，就是死都不理朝政。国家至此，可以休矣。
温功义总结道：“三案都属于宫廷案件。在元凶已获，罪人斯得，原已可算了结。但由每一案件自发生以至暂结，都牵扯到很多复杂的关系，盘根错节，很难了断，以至每案虽结，却都不能彻底……这是由于明代自始便是以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制约来增重帝权的，随之而来的便是诸臣之间互相勾结，渐成门户。”这道破了中国宫廷政治的本质，其实就是一锅六必居酱菜，糊成一片。皇帝腌好菜，群臣放作料，再用道德、党争的棍儿一搅和，成就了大明梦。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有史家回答说，宜从明史说起。为什么别的朝代不提而偏偏提明朝？这是因为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发展到明代，各个方面已臻于成熟，最具代表性。汉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里对明朝的评价就颇高，他用一种近乎仰慕的口吻写道：“从1368年到1644年的明代是人类历史上政府有序、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在相对和平的二百七十六年内平均人口约为一亿左右……总之，明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十分稳定，以致1644年至1911年在外族的清朝统治时（政治制度）又基本没有改变地保持了二百六七十年。”
然而，古代帝制发展到明朝，虽然表面保持了稳定，国家呈现出一片和乐融融的盛世之景，但华丽的旗袍之下，覆盖的全是跳蚤。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提出的著名论断至今还常常被人提及：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用粗疏的道德教条代替了科学的国家治理，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黄仁宇眼里，明朝政治犹如“潜水艇三明治”（submarine sandwich），政治上层的文官集团，好比一块大而无当的长面包；底层散乱无序的农民阶层也是一块长面包。这块硕大无朋、随时可散架的制度面包，却是靠尊卑男女老幼的道德勉强维系着。此乃中国封建政治的稳定基础，也恰恰是其潜在的危机。
当然，我不是故意要挑大师的刺，但我总觉得所谓的道德，难免成为肉食者拿来糊弄大众的工具。道德家最擅长的莫过于说一套做一套，人前反三俗，被窝看毛片。道德之下，肯定还藏着什么别的门道。如果确实如黄仁宇所说，剥开明朝“盛世”之皮，底下全是虚浮的道德，那么再进一步剥开道德的皮，底下又将有何物呢？一位名气不太大的业余史家回答说，道德所掩盖的是官场厚黑和权力斗争，并且，他还顺便回答了费正清所说的明代“政治和社会制度十分稳定”的原因，也恰恰是因为“官场权斗”四字。明代上演的一出又一出官场权力角斗，朝臣们整天忙于党同伐异、搞政治运动，精疲力竭之后，自然没有人再有心思打皇帝宝座的主意。
这位史学家叫温功义，他在《三案始末》一书里给读者提了一个醒：谈历史的时候，不要以为问题都到道德为止。恰恰相反，历史上大多数问题，正是从道德开始，顺藤摸瓜往下看，可有好戏瞧呢。温老的观点，大致来说就是：中央政府内的党争表面上看确实有利于权力制衡，稳固皇权，但长期看来，它也为一个政权的覆灭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一统天下后最大的心头病就是权高震主的宰相，他为了保全基业，最大手笔的一项就是废宰相，把中书省的职能分配给六部，而宰相的职能则被分给了一众阁臣。阁臣们在殿阁里商量的事必须上报皇帝，经由皇帝批准才能执行。这种“制度创新”的确巩固了朱家王朝的稳定，但也由此带来了朝廷中的另一大麻烦：由于权力被分散、各部门相互制约，朝臣们抱团结党的风气自此大为盛行，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长期这么搞下来，到了万历年间，朱家王朝的朝廷内已经是派系林立、遮天蔽日的景象了。
再看看这帮朝臣，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看家本领并不是处理政务，而是窝里斗。逮着任何一件事他们都千方百计推给政敌，然后群起骂之，彻底把对方批倒斗臭。颇为巧合的是，当朝廷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宫廷狗血剧的时候，皇宫内接连爆发了史上著名的“明末三案”，这一下，可就把明末的宫廷连续剧剧情推向了高潮。
所谓“三案”，原是指“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个宫廷案件。就事论事来看，三案并无可影响明朝政治走向的力量。简言之，“梃击案”是指万历四十三年，有一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后被捕一事。“红丸案”则是万历皇帝的儿子光宗病重时，李可灼进献红丸仙丹，光宗服后暴毙的案件。所谓“移宫案”，指光宗死后，妃子李氏与太监魏忠贤密谋，企图移居乾清宫，挟皇长子以自重，后被逼移出乾清宫之事。它们看似各不相干，但在权力斗争你死我活的政府高层眼里，每一个案件都是大可做文章的政治资本。
拿皇族那点家务事来做政治文章，首先就得搬出“道德”两字。道德是一根棍子，忠奸是一顶帽子，谁被扣了帽，就会惨遭政敌摁住一顿痛打。道德在现实中的化身，便是封建礼法。上到庙堂，下至闺房，明朝所有的事情都要被道德礼法管束起来。当中，也包括了皇帝“下半身”的那点事。万历皇帝极宠爱郑贵妃，却不小心和宫女发生了一夜情，生下长子朱常洛。万历并不喜欢那个意外获得的长子，他更想立郑贵妃生的第三子朱常洵为王储，但他这点心思很快被朝臣洞悉，狗血剧情就此一发不可收拾。
自古立幼废长不合于礼法，万历的决定亦不例外。朝臣听闻后哄然，不少人拿出了祖宗的道德规劝皇帝。户科给事姜应麟上奏说：“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无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他一把鼻涕一把泪跪求，“伏请俯察舆情，收回成命”。心太软的万历皇帝见拗不过，只好使用拖延战术，对立储的时间一拖再拖，拖到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长洛年届二十，朱常洵也年至十六，还迟迟没有结婚。眼看皇子成了“剩男”，万历终于妥协，册封皇长子为太子。
但故事到此远远未结束，因为这时“朝中竟自形成了一种风气，便是以是否主张立储，作为忠奸正邪的辨别”。主张立长子的传统派、同情郑贵妃的投机派、摇摆不定的骑墙派以立储为基础，搬弄是非，大做文章，搅得大明朝的后院鸡犬不宁。从这个角度看，后来的“三案”源头上在于党争，党争又是由立储的问题所引发，而立储的争执得以发生，直接原因还在于皇帝没能管住自己的下半身。——但皇帝有义务管住自己的下半身吗？当然没有，全天下的女人理论上都是属于他的，爱谁谁。顺一遍下来，党争问题根本就是无解。
当手拿凶器的张差被法医鉴定为精神病时，拥护太子一派就有人说，这是心狠手辣的郑贵妃派人要杀太子；当没做几天皇帝的朱常洛吃错药暴毙时，又有人散布阴谋论说，郑家有人谋害了皇上……总之是谣言四起，辟谣也四起，人心浮动。满朝文武都在忙着扮演大型宫廷真人秀，没心思搞“实干兴邦”的动作了。而高高在上的皇帝们呢，则是新褡裢换个破口袋，一代不如一代。“明代的皇帝，除去朱元璋和朱棣活得较长之外，寿数都不算高，大多是才过中年便下世了”。有了党争、攻讦不断的朝廷，有了分权的制度，朱家的皇帝们自然可以高枕无忧，玩女人、玩银子、炼丹、修道……反正什么都玩，玩得骷髅形骸、精尽人亡，就是死都不理朝政。国家至此，可以休矣。
温功义总结道：“三案都属于宫廷案件。在元凶已获，罪人斯得，原已可算了结。但由每一案件自发生以至暂结，都牵扯到很多复杂的关系，盘根错节，很难了断，以至每案虽结，却都不能彻底……这是由于明代自始便是以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制约来增重帝权的，随之而来的便是诸臣之间互相勾结，渐成门户。”这道破了中国宫廷政治的本质，其实就是一锅六必居酱菜，糊成一片。皇帝腌好菜，群臣放作料，再用道德、党争的棍儿一搅和，成就了大明梦。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