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曼的文学批评与欠发达国家的现代主义
这是一部经典作品，很奇怪我隔了这么多年才去读它，也许是那个胡子拉扎的伯曼在两个月前撒手去见了马克思，冥冥之中也是一种凭吊吧。
先谈的问题是关于文学的阅读方法，这本书可以作为经典的文学系的教科书，恐怕是名副其实的文学批评集吧。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了一个“旧”字，在西方几年，就算是最拙劣的学生习作，现在也很难有这样直接进入文本和历史的方式，你在伯曼的分析中基本见不到理论名词，根本不屑去搭理论的架子。但这样一种看似简单的方法却也可能写出名著，这是为什么?
我想恐怕有两个原因，一是作者的阅读与文本的“贴”，讨论《浮士德》的时候就引用《浮士德》，紧贴着《浮士德》的主旨，对《浮士德》的基本章节有一个清晰的把握，而且更最要的是，对作品所流露的、读者阅读《浮士德》所基本感受到的东西有一个准确的捕获。文学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的直接性，它直接通过审美建立起一个普遍的阅读体会，而一个很好的文学阐释正是在于触摸到了读者感触很深的部分、表达了读者隐约体会到但不知如何表述的东西，从而从“贴”又上升到了“准”，比如在《浮士德》中，浮士德发展主义的激情、甘泪钦的悲剧里头一个小镇的宁静而死寂的伦理世界如何被现代性的伟力所击碎和摧毁、乃至浮士德直道最后和魔鬼所分享的现代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同时作为启蒙力量的积极的摧毁和建设的力量，这些东西非常准确地击中了所谓“现代性”给我带来的体验。
第二个原因我想在于思想的深度，或者也可以说是理论的深度。伯曼以马克思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为核心去理解现代性，其实后面隐藏了整个现代性批判建立起来的思想深度，歌德的、黑格尔的、马克思的、波德莱尔的、尼采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些东西已经作为伯曼的基本思想出发点内在化了，因而不再需要使用某个范畴或某个摘句，而已经成为一种有机的思想力量了，而这恐怕是建立在大量西方现代性经典的阅读和体会的基础上的，这本书是真正的“功夫在书后”的。相反，这些天阅读的关于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些著作，大都在理论话语和中国经验上“脱”得很厉害，很明显能感受到作家想给中国经验提供一种解释，但对这种解释总是没有充分的信心，文学经验要强迫放入到某个理论话语之中，而实际上一旦被纳入到这样的话语和理论问题之中，文学的直接性力量也就马上消散了。这种局促似乎并不是能够容易克服的，因为相反如果我们不用理论直接细读文本的话，我们的感受可能是琐碎而无法获得意义提升的，并且很有可能被另一套隐性的思想框架牢牢束缚住了。由此我感觉到伯曼能写出这样一个轻巧的作品来之后准备之深，拿《共产党宣言》一章举例来说，马克思的“现代主义”的问题，“碎片化的摧毁性”，“灵晕”的问题，“裸身而上的人和钱作为唯一的价值核心的问题”，以及“虚无的启蒙”的问题不仅深深嵌入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内部，而且在黑格尔讨论启蒙的时候、尼采进行文化批判的时候，卢卡奇、本雅明等人继承马克思对西方现代性进行美学分析的时候，都是一直被讨论的问题，伯曼只是非常轻巧地用一个著名的文本把这些主题发挥出来、集中起来了，从而让我们与现代性有了“直接的”接触。
接下来还想谈谈这本书的另外一个主体，通过阅读俄苏文学中对“彼得堡”这个城市的书写而引发的对“欠发达国家的现代性”的思考。我觉得伯曼对俄苏的知识并没有他对欧洲自身的知识那么熟悉，因而他对俄苏文学作品的选择，特别是以“彼得堡”这样一个西化的城市为中心来谈俄苏文学和历史的问题，就已经带有一种选择性的偏见了。比如说“托尔斯泰”，远方的“西伯利亚”和莫斯科，俄国式的民粹和虚无党这些东西就都没有涉及到，更不要说对“苏联”时期有一定的体量和理解了。在这一章中，伯曼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式的（也是激进的存在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偏狭是非常明显的，个人（平民）的尊严和平等，作为西方启蒙精神的核心内容在伯曼的整个叙述中有着非常中心和稳固的位置。但说这是一种偏见，并不能否定这个偏见的深刻性，而且更为重要的，伯曼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了“历史性”的分析方法，即伯曼坚持把俄国在遭遇现代所遇到的问题与他的空间位置和历史处境联系在一起，这里面关键的要素是：俄国的现代主义并没有现代性的物质基础——一个具体的资本主义化的城市生产和消费空间、一个坚实的城市中产阶级、以及一个现代化了的、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政治文化氛围。俄国知识分子在没有这些社会基础的时候，抽象地在彼得堡身上寄予了“平民”的基本尊严和平等，因而引起了著名的“书记员”和“贵族官员”的对抗，这个俄国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基本范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对于西方来说现代性的主体是bourgeoisie， 那么对于俄国19世纪的民主革命来说，主体则是raznochintsy（俄国中下层知识分子），而正是这种不同的历史性决定了俄国作为“欠发达的现代主义”的独特性。而这种历史性的挖掘又与伯曼自己的对于现代性的“激进的存在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理解接合在了一起。
历史化是祛魅的有效方式，现在，俄国知识分子已经不是神秘的概念了，所以伯曼也就理所应当地认为这样一个俄国身上发展出来的激进个人主义和欠发达的启蒙现实的偶合有着普世的现实意义。但这么做的时候却要非常小心。以中国的经验来说，作为另外一种欠发达的现代主义，或者我更愿意说成欠发达的启蒙经验，其复杂性和变异性恐怕更有甚于俄国的经验。故而，伯曼总结的一些东西，比如对现代主义想象的虚幻性和激进性，只能作为一种视角来观察中国的经验（甚至是俄国的经验），而不能成为直接的结论。如果我们要续写一章关于中国的现代性经验的话，恐怕还是需要一种进一步的历史化，我们不仅要对欧洲启蒙以及他的世界扩散的核心意味有着深刻的认识，同时也要对中国的空间位置和时间结点有着充分把握，这也许是一个重大但非常迫切的工程。
先谈的问题是关于文学的阅读方法，这本书可以作为经典的文学系的教科书，恐怕是名副其实的文学批评集吧。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了一个“旧”字，在西方几年，就算是最拙劣的学生习作，现在也很难有这样直接进入文本和历史的方式，你在伯曼的分析中基本见不到理论名词，根本不屑去搭理论的架子。但这样一种看似简单的方法却也可能写出名著，这是为什么?
我想恐怕有两个原因，一是作者的阅读与文本的“贴”，讨论《浮士德》的时候就引用《浮士德》，紧贴着《浮士德》的主旨，对《浮士德》的基本章节有一个清晰的把握，而且更最要的是，对作品所流露的、读者阅读《浮士德》所基本感受到的东西有一个准确的捕获。文学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的直接性，它直接通过审美建立起一个普遍的阅读体会，而一个很好的文学阐释正是在于触摸到了读者感触很深的部分、表达了读者隐约体会到但不知如何表述的东西，从而从“贴”又上升到了“准”，比如在《浮士德》中，浮士德发展主义的激情、甘泪钦的悲剧里头一个小镇的宁静而死寂的伦理世界如何被现代性的伟力所击碎和摧毁、乃至浮士德直道最后和魔鬼所分享的现代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同时作为启蒙力量的积极的摧毁和建设的力量，这些东西非常准确地击中了所谓“现代性”给我带来的体验。
第二个原因我想在于思想的深度，或者也可以说是理论的深度。伯曼以马克思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为核心去理解现代性，其实后面隐藏了整个现代性批判建立起来的思想深度，歌德的、黑格尔的、马克思的、波德莱尔的、尼采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些东西已经作为伯曼的基本思想出发点内在化了，因而不再需要使用某个范畴或某个摘句，而已经成为一种有机的思想力量了，而这恐怕是建立在大量西方现代性经典的阅读和体会的基础上的，这本书是真正的“功夫在书后”的。相反，这些天阅读的关于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些著作，大都在理论话语和中国经验上“脱”得很厉害，很明显能感受到作家想给中国经验提供一种解释，但对这种解释总是没有充分的信心，文学经验要强迫放入到某个理论话语之中，而实际上一旦被纳入到这样的话语和理论问题之中，文学的直接性力量也就马上消散了。这种局促似乎并不是能够容易克服的，因为相反如果我们不用理论直接细读文本的话，我们的感受可能是琐碎而无法获得意义提升的，并且很有可能被另一套隐性的思想框架牢牢束缚住了。由此我感觉到伯曼能写出这样一个轻巧的作品来之后准备之深，拿《共产党宣言》一章举例来说，马克思的“现代主义”的问题，“碎片化的摧毁性”，“灵晕”的问题，“裸身而上的人和钱作为唯一的价值核心的问题”，以及“虚无的启蒙”的问题不仅深深嵌入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内部，而且在黑格尔讨论启蒙的时候、尼采进行文化批判的时候，卢卡奇、本雅明等人继承马克思对西方现代性进行美学分析的时候，都是一直被讨论的问题，伯曼只是非常轻巧地用一个著名的文本把这些主题发挥出来、集中起来了，从而让我们与现代性有了“直接的”接触。
接下来还想谈谈这本书的另外一个主体，通过阅读俄苏文学中对“彼得堡”这个城市的书写而引发的对“欠发达国家的现代性”的思考。我觉得伯曼对俄苏的知识并没有他对欧洲自身的知识那么熟悉，因而他对俄苏文学作品的选择，特别是以“彼得堡”这样一个西化的城市为中心来谈俄苏文学和历史的问题，就已经带有一种选择性的偏见了。比如说“托尔斯泰”，远方的“西伯利亚”和莫斯科，俄国式的民粹和虚无党这些东西就都没有涉及到，更不要说对“苏联”时期有一定的体量和理解了。在这一章中，伯曼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式的（也是激进的存在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偏狭是非常明显的，个人（平民）的尊严和平等，作为西方启蒙精神的核心内容在伯曼的整个叙述中有着非常中心和稳固的位置。但说这是一种偏见，并不能否定这个偏见的深刻性，而且更为重要的，伯曼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了“历史性”的分析方法，即伯曼坚持把俄国在遭遇现代所遇到的问题与他的空间位置和历史处境联系在一起，这里面关键的要素是：俄国的现代主义并没有现代性的物质基础——一个具体的资本主义化的城市生产和消费空间、一个坚实的城市中产阶级、以及一个现代化了的、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政治文化氛围。俄国知识分子在没有这些社会基础的时候，抽象地在彼得堡身上寄予了“平民”的基本尊严和平等，因而引起了著名的“书记员”和“贵族官员”的对抗，这个俄国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基本范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对于西方来说现代性的主体是bourgeoisie， 那么对于俄国19世纪的民主革命来说，主体则是raznochintsy（俄国中下层知识分子），而正是这种不同的历史性决定了俄国作为“欠发达的现代主义”的独特性。而这种历史性的挖掘又与伯曼自己的对于现代性的“激进的存在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理解接合在了一起。
历史化是祛魅的有效方式，现在，俄国知识分子已经不是神秘的概念了，所以伯曼也就理所应当地认为这样一个俄国身上发展出来的激进个人主义和欠发达的启蒙现实的偶合有着普世的现实意义。但这么做的时候却要非常小心。以中国的经验来说，作为另外一种欠发达的现代主义，或者我更愿意说成欠发达的启蒙经验，其复杂性和变异性恐怕更有甚于俄国的经验。故而，伯曼总结的一些东西，比如对现代主义想象的虚幻性和激进性，只能作为一种视角来观察中国的经验（甚至是俄国的经验），而不能成为直接的结论。如果我们要续写一章关于中国的现代性经验的话，恐怕还是需要一种进一步的历史化，我们不仅要对欧洲启蒙以及他的世界扩散的核心意味有着深刻的认识，同时也要对中国的空间位置和时间结点有着充分把握，这也许是一个重大但非常迫切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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