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维伯林：我的故事一半写在纸上，一半写进你的脑子里
听说萨曼塔•施维伯林（Samanta Schweblin）很久了，阿根廷美女作家，科塔萨尔接班人，这些标签引起了我的好奇。我们约在咖啡馆见面，可能是上海的天气太过怪异，忽冷忽热，她一进门就说：“今天感觉糟透了，我大概感冒了。”
她坐定后要了一杯美式咖啡，我们先用英语寒暄了几句，正式采访的时候，她得说西班牙语才觉得安全。
施维伯林出生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在拉美大陆上是最像欧洲的国家，97%的人口是西班牙、意大利后裔。施维伯林不是西班牙语姓氏，她的祖上来自夹在德法之间的阿尔萨斯。
在很多文艺青年的想象中，杰出的小说家都是三头六臂的强人，技巧超群，洞悉人性，文采斐然。小说家们的沙龙聚会必然像华山论剑一般精彩纷呈。其实小说家们私下聚在一起绝对不会切磋文学技巧，多半互相打听一下版税行情，抱怨一下世风日下，再说说熟人八卦。听说萨曼塔在塞万提斯图书馆碰上周嘉宁，就交流了作家的穷困生活以及如何糊口的问题。
萨曼塔小时候有些自闭，到现在依然不喜欢和人打交道，为新书做宣传都要硬着头皮演讲或是接受采访。她12岁那年自闭症状达到顶点，决定拒绝说话。学校的校长写信给她家人，要求找心理医生鉴定，证明她是正常人才可以继续留在学校。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她都没有说话。
她很早就开始写作，写些短小的故事。家里人不停地敦促她去参加小说比赛，她被闹烦了，就决定去报个名，反正不会拿奖，正好可以封住家里人的嘴。结果，她在一年中拿下阿根廷三项文学奖的头奖，成了西语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两本短篇小说集出版后，英国老牌文学刊物《格兰塔》将她推上“最佳西班牙语青年作家”榜单，评论界盛赞她是科塔萨尔的接班人，连巴尔加斯•略萨也不吝溢美之词：“施维伯林是西班牙语文学最有希望的新生力量之一。她会有远大前程，对此我毫不怀疑。”
《吃鸟的女孩》是施维伯林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西语原文是Pájaros en la Boca，“嘴里的鸟”，听上去更惊悚些。施维伯林很虐心，很重口，也很擅长制造悬念和紧张感，你读着读着心就提到嗓子眼了，然后她在结尾处就狠狠地把你的心掐在嗓子眼，硬是不让掉下去。我和译者姚云青热烈地讨论了其中好几篇神叨叨的故事，因为作者故意不写明白“这个”“那个”到底是什么，她在翻译过程中经常如坠云里雾里，又不好意思直接问作者，就和负责版权代理的西班牙姑娘一来一回地电邮讨论。在很少见的情况下，作者会笔下开恩把故事点明，比如最后一篇《储存》，讲一个怀孕的女人寻求新疗法延迟生产，结尾一句是，“我轻柔地把她吐了出来”。这时你只能自己接住掉下来的下巴：哇，这也可以！
B=《外滩画报》
S=萨曼塔•施维伯林（Samanta Schweblin）
B：你的姓氏不像西语姓，是德国姓氏吗？
S：我祖父是阿尔萨斯人。他18岁就被强征入伍打仗，受了重伤，他妈妈就把他藏在家里地窖里，后来他伤快好了，但是我太祖母怕他又被抓回去打仗，就把他送上一艘去阿根廷的船。他在船上认识了我奶奶，一见钟情，三个月后漂到阿根廷时已经是夫妻了。祖父在军队里的职位是侦察兵，要到处探查敌情，仔细观察敌方的活动，然后回来汇报，这工作跟文学其实挺像的。
B：那祖父给你讲了很多战时的故事吗？
S：祖父住在阿根廷南部，我们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所以平时不太经常见面。见面的时候他也从来不说战争时候的事，他的事儿都是听我奶奶和我叔祖父说的。叔祖父说有很多事情要等爷爷去世以后才会公布，现在他九十多了，还挺健康。
B：听说你现在住在柏林？
S：德国给我一笔奖学金，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全心全意地写作，不用考虑生计问题，还能带上我的男朋友和狗一起去，真的很理想。但是有大把时间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我男朋友有点无所事事，所以他就开了一间酒吧叫Gloria。我在不写作的时候会去柏林的塞万提斯学院教写作。柏林是个很酷的城市，当然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我永远的家，但在柏林住上几年也很好。
B：你有一只狗？那你写《杀死一条狗》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心理障碍？
S：我其实很喜欢小动物，所以才会写这么个故事。祖母以前常跟我说，人总是在考虑自己害怕的事情，比如痛苦、受伤、死亡等等。人对阴暗面的好奇心在生活中无法实现，但在文学里可以把它们展示出来。
B：我觉得你的很多小说都呈现了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紧张状态……
S：确切地说，应该是人在和自然的关系中发现自然是不可抗拒，也无法逃避的。自然是远远强于人的东西，所以人会对自然产生无可奈何的恐惧感。我在写《吃鸟的女孩》的时候，生理上也有点不能接受，小女孩生吃活鸟想着就挺恶心的，但是扪心自问，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呢？我不是也经常吃鸟吗，鸡肉也是鸟肉啊，我跟这故事里的小孩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共识造成大家对吃活鸟感到不舒服，但对大自然来说，这再寻常不过了。
B：你在接受《格兰塔》采访时，提到过五位对你有影响的作家，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弗兰纳里•奥康纳、约翰•契佛、塞林格，这里一位西语作家都没有，那么你个人的文学环境是怎样的？你觉得自己属于哪一种文学传统？
S：对我来讲，阅读和写作的老师是不同的。我开始大量阅读是13岁到16岁，主要是拉美文学，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等等经典都读过。后来我自己学习写作时，开始读英美作家的作品，同时学习他们的写作方式和写作技巧。所以在写作技法上，英文文学对我影响更大些。
B：如果说爆炸时期的作家是你的祖父辈，那么你怎么看待后爆炸时期的拉美作家？也就是相当于你父辈这一代的作家？
S：我读书的时候正好是爆炸期作家的书最畅销的时候，我父辈那一代的作家当时大致还在成型期，没有大规模的受众度。对小孩来说，往往更容易受到祖父的影响。而且文学爆炸期的成就实在太辉煌了，对我们的父辈作家来说其实是沉重的负担。要卸下重负，进入新的文学阶段是很辛苦的，但对我们这一代来说，经历了缓冲期，已经轻松了很多，现在年轻的拉美作家都挺个人化的。
B：你以前学过电影，你的小说画面感很强，有动作有对话，很适合拍成电影。通常大家普遍认为文学能够完胜于电影之处是心理描写，而你的小说里心理描写几乎没有。你觉得电影和文学之间是什么关系？
S：电影和文学都有各自的强烈风格，很难做出平面比较。我的小说虽然没有很多心理描写，但是一直在和读者玩心理游戏，你读到结尾时，往往会发现小说戛然而止，但真正的结尾其实就在你的期待之中。我的故事一半写在纸上，还有一半就写进了你的脑子里。这一点电影很难做到。
举个例子，如果要表现一张木桌，书里会写出现了一张木桌，读者会想象各自在生活中见过的各式各样的木桌，还不止一张，有海滩上用的，书房里用的，学校里用的等等。这里有一种无限想象的空间。如果拍电影的话，就得找一张真实的木桌，对它进行打灯光、聚焦、特写等等，所有的观众看到的都是这一张木桌。这就是电影和文学的区别。当然，电影和文学没法说谁好谁坏，它们有时平行有时互补，不是竞争关系。
B：你一直在写短篇，有没有写长篇的打算？
S：我下一本书里有两个比较长的短篇，一个五十页，一个八十页，但是写成长篇还是短篇的形式不是由我决定的，是由想法决定的。有的想法适合短篇，有的则适合长篇，重要的是想法，而不是长度或者体裁。
写短篇小说其实给我造成了很多困扰，特别是出版社，文学编辑们似乎认为短篇小说家还处于练习阶段，写短篇是练练手，不写长篇就不算成熟作家。之前有很多很多人跟我说过，你短篇写得这么好，但是现在应该开始写长篇啦。我觉得很诧异，这好像是在否定我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努力和获得的成果。还好今年爱丽丝•门罗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让我们这些写短篇的都松了口气，这下子总算有点合法性了，以后应该不会有那么多人追着要我写长篇了。
不过我现在又有了另外的难题，我已经被打上了短篇小说家的标签，如果要写长篇就很冒险，除非交出很棒的作品，不然恐怕短篇的成功也保不住。
B：有的作家先写结尾，有的作家从别人书里的话开始，你的小说的起始点是什么？
S：我的灵感通常来自于一幅画面或是一个场景，然后构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场景，补充各种细节。比如《吃鸟的女孩》，我最先想到的画面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捂着嘴巴，眼神很惊恐。再想下去，她虽然眼神惊恐，但其实手掌下面捂着的嘴巴是在笑的，诡异的感觉就出来了，再想下去，就有一丝血迹顺着嘴角流下来……然后就有了《吃鸟的女孩》的故事。我去散步的时候会把故事的框架结构想好，等动笔的时候基本上腹稿已经打好了。我一开始就知道结尾应该怎样，所以结尾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她坐定后要了一杯美式咖啡，我们先用英语寒暄了几句，正式采访的时候，她得说西班牙语才觉得安全。
施维伯林出生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在拉美大陆上是最像欧洲的国家，97%的人口是西班牙、意大利后裔。施维伯林不是西班牙语姓氏，她的祖上来自夹在德法之间的阿尔萨斯。
在很多文艺青年的想象中，杰出的小说家都是三头六臂的强人，技巧超群，洞悉人性，文采斐然。小说家们的沙龙聚会必然像华山论剑一般精彩纷呈。其实小说家们私下聚在一起绝对不会切磋文学技巧，多半互相打听一下版税行情，抱怨一下世风日下，再说说熟人八卦。听说萨曼塔在塞万提斯图书馆碰上周嘉宁，就交流了作家的穷困生活以及如何糊口的问题。
萨曼塔小时候有些自闭，到现在依然不喜欢和人打交道，为新书做宣传都要硬着头皮演讲或是接受采访。她12岁那年自闭症状达到顶点，决定拒绝说话。学校的校长写信给她家人，要求找心理医生鉴定，证明她是正常人才可以继续留在学校。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她都没有说话。
她很早就开始写作，写些短小的故事。家里人不停地敦促她去参加小说比赛，她被闹烦了，就决定去报个名，反正不会拿奖，正好可以封住家里人的嘴。结果，她在一年中拿下阿根廷三项文学奖的头奖，成了西语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两本短篇小说集出版后，英国老牌文学刊物《格兰塔》将她推上“最佳西班牙语青年作家”榜单，评论界盛赞她是科塔萨尔的接班人，连巴尔加斯•略萨也不吝溢美之词：“施维伯林是西班牙语文学最有希望的新生力量之一。她会有远大前程，对此我毫不怀疑。”
《吃鸟的女孩》是施维伯林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西语原文是Pájaros en la Boca，“嘴里的鸟”，听上去更惊悚些。施维伯林很虐心，很重口，也很擅长制造悬念和紧张感，你读着读着心就提到嗓子眼了，然后她在结尾处就狠狠地把你的心掐在嗓子眼，硬是不让掉下去。我和译者姚云青热烈地讨论了其中好几篇神叨叨的故事，因为作者故意不写明白“这个”“那个”到底是什么，她在翻译过程中经常如坠云里雾里，又不好意思直接问作者，就和负责版权代理的西班牙姑娘一来一回地电邮讨论。在很少见的情况下，作者会笔下开恩把故事点明，比如最后一篇《储存》，讲一个怀孕的女人寻求新疗法延迟生产，结尾一句是，“我轻柔地把她吐了出来”。这时你只能自己接住掉下来的下巴：哇，这也可以！
B=《外滩画报》
S=萨曼塔•施维伯林（Samanta Schweblin）
B：你的姓氏不像西语姓，是德国姓氏吗？
S：我祖父是阿尔萨斯人。他18岁就被强征入伍打仗，受了重伤，他妈妈就把他藏在家里地窖里，后来他伤快好了，但是我太祖母怕他又被抓回去打仗，就把他送上一艘去阿根廷的船。他在船上认识了我奶奶，一见钟情，三个月后漂到阿根廷时已经是夫妻了。祖父在军队里的职位是侦察兵，要到处探查敌情，仔细观察敌方的活动，然后回来汇报，这工作跟文学其实挺像的。
B：那祖父给你讲了很多战时的故事吗？
S：祖父住在阿根廷南部，我们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所以平时不太经常见面。见面的时候他也从来不说战争时候的事，他的事儿都是听我奶奶和我叔祖父说的。叔祖父说有很多事情要等爷爷去世以后才会公布，现在他九十多了，还挺健康。
B：听说你现在住在柏林？
S：德国给我一笔奖学金，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全心全意地写作，不用考虑生计问题，还能带上我的男朋友和狗一起去，真的很理想。但是有大把时间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我男朋友有点无所事事，所以他就开了一间酒吧叫Gloria。我在不写作的时候会去柏林的塞万提斯学院教写作。柏林是个很酷的城市，当然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我永远的家，但在柏林住上几年也很好。
B：你有一只狗？那你写《杀死一条狗》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心理障碍？
S：我其实很喜欢小动物，所以才会写这么个故事。祖母以前常跟我说，人总是在考虑自己害怕的事情，比如痛苦、受伤、死亡等等。人对阴暗面的好奇心在生活中无法实现，但在文学里可以把它们展示出来。
B：我觉得你的很多小说都呈现了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紧张状态……
S：确切地说，应该是人在和自然的关系中发现自然是不可抗拒，也无法逃避的。自然是远远强于人的东西，所以人会对自然产生无可奈何的恐惧感。我在写《吃鸟的女孩》的时候，生理上也有点不能接受，小女孩生吃活鸟想着就挺恶心的，但是扪心自问，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呢？我不是也经常吃鸟吗，鸡肉也是鸟肉啊，我跟这故事里的小孩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共识造成大家对吃活鸟感到不舒服，但对大自然来说，这再寻常不过了。
B：你在接受《格兰塔》采访时，提到过五位对你有影响的作家，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弗兰纳里•奥康纳、约翰•契佛、塞林格，这里一位西语作家都没有，那么你个人的文学环境是怎样的？你觉得自己属于哪一种文学传统？
S：对我来讲，阅读和写作的老师是不同的。我开始大量阅读是13岁到16岁，主要是拉美文学，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等等经典都读过。后来我自己学习写作时，开始读英美作家的作品，同时学习他们的写作方式和写作技巧。所以在写作技法上，英文文学对我影响更大些。
B：如果说爆炸时期的作家是你的祖父辈，那么你怎么看待后爆炸时期的拉美作家？也就是相当于你父辈这一代的作家？
S：我读书的时候正好是爆炸期作家的书最畅销的时候，我父辈那一代的作家当时大致还在成型期，没有大规模的受众度。对小孩来说，往往更容易受到祖父的影响。而且文学爆炸期的成就实在太辉煌了，对我们的父辈作家来说其实是沉重的负担。要卸下重负，进入新的文学阶段是很辛苦的，但对我们这一代来说，经历了缓冲期，已经轻松了很多，现在年轻的拉美作家都挺个人化的。
B：你以前学过电影，你的小说画面感很强，有动作有对话，很适合拍成电影。通常大家普遍认为文学能够完胜于电影之处是心理描写，而你的小说里心理描写几乎没有。你觉得电影和文学之间是什么关系？
S：电影和文学都有各自的强烈风格，很难做出平面比较。我的小说虽然没有很多心理描写，但是一直在和读者玩心理游戏，你读到结尾时，往往会发现小说戛然而止，但真正的结尾其实就在你的期待之中。我的故事一半写在纸上，还有一半就写进了你的脑子里。这一点电影很难做到。
举个例子，如果要表现一张木桌，书里会写出现了一张木桌，读者会想象各自在生活中见过的各式各样的木桌，还不止一张，有海滩上用的，书房里用的，学校里用的等等。这里有一种无限想象的空间。如果拍电影的话，就得找一张真实的木桌，对它进行打灯光、聚焦、特写等等，所有的观众看到的都是这一张木桌。这就是电影和文学的区别。当然，电影和文学没法说谁好谁坏，它们有时平行有时互补，不是竞争关系。
B：你一直在写短篇，有没有写长篇的打算？
S：我下一本书里有两个比较长的短篇，一个五十页，一个八十页，但是写成长篇还是短篇的形式不是由我决定的，是由想法决定的。有的想法适合短篇，有的则适合长篇，重要的是想法，而不是长度或者体裁。
写短篇小说其实给我造成了很多困扰，特别是出版社，文学编辑们似乎认为短篇小说家还处于练习阶段，写短篇是练练手，不写长篇就不算成熟作家。之前有很多很多人跟我说过，你短篇写得这么好，但是现在应该开始写长篇啦。我觉得很诧异，这好像是在否定我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努力和获得的成果。还好今年爱丽丝•门罗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让我们这些写短篇的都松了口气，这下子总算有点合法性了，以后应该不会有那么多人追着要我写长篇了。
不过我现在又有了另外的难题，我已经被打上了短篇小说家的标签，如果要写长篇就很冒险，除非交出很棒的作品，不然恐怕短篇的成功也保不住。
B：有的作家先写结尾，有的作家从别人书里的话开始，你的小说的起始点是什么？
S：我的灵感通常来自于一幅画面或是一个场景，然后构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场景，补充各种细节。比如《吃鸟的女孩》，我最先想到的画面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捂着嘴巴，眼神很惊恐。再想下去，她虽然眼神惊恐，但其实手掌下面捂着的嘴巴是在笑的，诡异的感觉就出来了，再想下去，就有一丝血迹顺着嘴角流下来……然后就有了《吃鸟的女孩》的故事。我去散步的时候会把故事的框架结构想好，等动笔的时候基本上腹稿已经打好了。我一开始就知道结尾应该怎样，所以结尾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