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顺乎人事，应乎天命”：读柳青《创业史》
华中吃饭大学 陈芝
柳青的《创业史》在共和国后三十年出生的人群里，除了中文系专门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生，想来早已是无人知晓，然而在前三十年他的声望就仿佛路遥曾经在这一代人里留下的记忆。柳青是路遥的导师，尽管在名声上不如路遥，但我觉得在文学性上柳青其实是胜过路遥一筹，虽然两人在文笔上是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记得我曾在大二期末考试的试卷上如此评论两人：他们的小说都只具有文学史价值，而不是文学价值，并且都应该放在政治神学而非文学的视角来解读。
八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论战时，有许多作家因为过往的际遇，非常排斥小说与政治相挂钩，然而柳青与路遥小说中的政治性是如此的明显，不将他们列入政治史的脉络是很难梳理清楚的。而把握里中的关键，我想是仪式性，某种程度上，这两部小说就是两场大型的交感巫术仪式，为各自的神灵招魂。
李硕昨天在人人上发状态认为用仪式本身来解释人类行为是毫无说服力的，比如食人部落的吃人行为与其说是因为宗教作用，不如说是由于缺乏蛋白质。这让我想起阿兹特克人周遭就缺乏大型食草类哺乳动物，其他食物也无法满足需求，所以统治阶级靠食人来补充蛋白质的解释想来是正确的，但他们需要宗教仪式来说服自己，使参与者都相信自己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人类有许多巫术/宗教仪式都是拿来欺骗（矫正）自己或者他人用的，为违反日常所遵奉道德的行为正名，比方说网络评论员表彰及培训大会。
但如果说这对路遥很迫切的话，柳青的仪式就没有这个需求了。因为两者所身处的背景不同，柳青完全没必要为自己的价值观，为自己所兹词的政权辩护，因为在”三反五反“、三大改造中政府已经提他实现了。他不再需要为社会主义的正当性辩护，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本身就充盈在文本之内外，他的价值就是理所当然的。
《创业史》写于1959年，此时共产主义彻底站稳了江山，在强权之下只有一种声音存在，毛的宣传机器与暴力机器矫正了两千年的宗法秩序，传统的旧道德在短短几年内被新道德迅捷淋漓地代替，柳青的写作只有锦上添花的意义。而路遥写作于1988年，共产主义道德僵而不死，与改革开放的神性叙事相拼搏，路遥吹响号角，用他的小说充当新时代的护教士，为脱离集体的个人奋斗和商品经济这该死的异端行为正名。
现在许多人拿路遥的小说只当励志书来读是很浅薄的行为，然而在当时路遥确乎激励了许多人从旧世界的最底层爬起来翻身做主人，彼时人们的灵魂浸入路遥摆下的仪式当中，感知到了新的迦南地的呼唤，因此日后依旧念念不忘。这本文学性很差的小说，就这样抓住了时代给予的际遇，因此二十年暴享大名，这也是为什么现今的读者越来越对路遥没有感觉的原因。
柳青无为社会主义合法性辩护之虞，他的仪式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教化，或者说为国家对公民的规训服务。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利维坦》理应取代当时大学当中盛行的人文主义/共和主义思潮，作为教化公民的最高法典，以避免异端邪说污人视听。然而霍布斯培养的理想公民，都是消极公民，他眼中公民最重要的德性仅仅是对主权者的敬畏与服从。主权者制定法律，但利维坦只满足于对公共领域的统治，换句话说公民只需要敬畏法律就够了，法律规定之外的事情霍布斯无意涉足。
而极权主义需要的，却是全身心认同的积极公民，极权主义要从社会全方面动员公民们的力量，把公民们从私域当中赶到广场上去，将肉身与灵魂一起献祭给社会主义的建设。在这个美丽新世界当中，极权主义不需要一点杂音，不但公域，私域也必须在政府掌控之下。在极权主义虚构的乌托邦当中，行政条令就是法律，毫无定则可言，而一个居委会大妈的价值高过千百名可能会有异议的知识分子。
只有在绝对主义的国家，才会有帝王师的存在，因为道统分裂，又与法统相作别，异论相搅的世界才有甘刘出山。而极权主义国家顺乎人事，应乎天命，道统和法统都在最高领袖那里，能够提起笔写作的人其人生的价值都仅在为领袖服务这一点上。
路遥这一代人的小说，其灵魂与肉身互相悖逆，对自我的质疑和否定哪怕是再自信的作者笔下，偶尔都会悄悄地流露出来，而柳青这一代人，一切软弱一切怀疑都被视为资本主义最腐朽的表现被抹杀干净，在小说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热忱的信念与坚毅的意志，怯懦哪怕是主人公的怯懦都被视为可耻的，人们从不怀疑自己脚下的道路的正义和必然性，也不敢怀疑脚下道路的正确性。
在共产主义的新道德确立起来以后，被动员到广场上的作家们为了体现自己的忠心，就一次又一次将小说极端化。这样的后果是人们完全可以抛弃文学性，将政治神学的绝对主义价值观倾斜于文本当中，小说的作用仅仅在于承载意义，教化众生，将党的正确性更深入人心。许多人认为十七年文学乃至前三十年主流文学文学性不强仅因为政策的限制，但其实同样有作家们的自觉性，而柳青既是这种逆生长的先驱者，也必将成为其受害者，被后来者践踏，而小说的文学性自然是一蟹不如一蟹，与路遥这一代人恰成鲜明对照。
这套政治神学的话语体系现在依然留存，就像库库尔坎的学弟的评论：”我觉得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数十年来最为经久不衰的政治话语，其实可以归结为一种无神性的政治神学叙述策略：党正论。这一叙述策略以党的前定和谐理论，中央的全知全能理论和主席永无谬误论为基础，试图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统一两个三十年，为什么要两个不能否定，以及为什么要有三自信。“只是这种调和毛与邓两种格格不入的道德的努力，在一个出帝王师异论相搅的时代，只可能失败。要么往东走，要么向西行，别无出路。与甘国师左右不是人的通三统相比，还是刘国师认毛做父更具有可行性，当然他们之间也是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柳青的《创业史》在共和国后三十年出生的人群里，除了中文系专门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生，想来早已是无人知晓，然而在前三十年他的声望就仿佛路遥曾经在这一代人里留下的记忆。柳青是路遥的导师，尽管在名声上不如路遥，但我觉得在文学性上柳青其实是胜过路遥一筹，虽然两人在文笔上是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记得我曾在大二期末考试的试卷上如此评论两人：他们的小说都只具有文学史价值，而不是文学价值，并且都应该放在政治神学而非文学的视角来解读。
八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论战时，有许多作家因为过往的际遇，非常排斥小说与政治相挂钩，然而柳青与路遥小说中的政治性是如此的明显，不将他们列入政治史的脉络是很难梳理清楚的。而把握里中的关键，我想是仪式性，某种程度上，这两部小说就是两场大型的交感巫术仪式，为各自的神灵招魂。
李硕昨天在人人上发状态认为用仪式本身来解释人类行为是毫无说服力的，比如食人部落的吃人行为与其说是因为宗教作用，不如说是由于缺乏蛋白质。这让我想起阿兹特克人周遭就缺乏大型食草类哺乳动物，其他食物也无法满足需求，所以统治阶级靠食人来补充蛋白质的解释想来是正确的，但他们需要宗教仪式来说服自己，使参与者都相信自己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人类有许多巫术/宗教仪式都是拿来欺骗（矫正）自己或者他人用的，为违反日常所遵奉道德的行为正名，比方说网络评论员表彰及培训大会。
但如果说这对路遥很迫切的话，柳青的仪式就没有这个需求了。因为两者所身处的背景不同，柳青完全没必要为自己的价值观，为自己所兹词的政权辩护，因为在”三反五反“、三大改造中政府已经提他实现了。他不再需要为社会主义的正当性辩护，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本身就充盈在文本之内外，他的价值就是理所当然的。
《创业史》写于1959年，此时共产主义彻底站稳了江山，在强权之下只有一种声音存在，毛的宣传机器与暴力机器矫正了两千年的宗法秩序，传统的旧道德在短短几年内被新道德迅捷淋漓地代替，柳青的写作只有锦上添花的意义。而路遥写作于1988年，共产主义道德僵而不死，与改革开放的神性叙事相拼搏，路遥吹响号角，用他的小说充当新时代的护教士，为脱离集体的个人奋斗和商品经济这该死的异端行为正名。
现在许多人拿路遥的小说只当励志书来读是很浅薄的行为，然而在当时路遥确乎激励了许多人从旧世界的最底层爬起来翻身做主人，彼时人们的灵魂浸入路遥摆下的仪式当中，感知到了新的迦南地的呼唤，因此日后依旧念念不忘。这本文学性很差的小说，就这样抓住了时代给予的际遇，因此二十年暴享大名，这也是为什么现今的读者越来越对路遥没有感觉的原因。
柳青无为社会主义合法性辩护之虞，他的仪式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教化，或者说为国家对公民的规训服务。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利维坦》理应取代当时大学当中盛行的人文主义/共和主义思潮，作为教化公民的最高法典，以避免异端邪说污人视听。然而霍布斯培养的理想公民，都是消极公民，他眼中公民最重要的德性仅仅是对主权者的敬畏与服从。主权者制定法律，但利维坦只满足于对公共领域的统治，换句话说公民只需要敬畏法律就够了，法律规定之外的事情霍布斯无意涉足。
而极权主义需要的，却是全身心认同的积极公民，极权主义要从社会全方面动员公民们的力量，把公民们从私域当中赶到广场上去，将肉身与灵魂一起献祭给社会主义的建设。在这个美丽新世界当中，极权主义不需要一点杂音，不但公域，私域也必须在政府掌控之下。在极权主义虚构的乌托邦当中，行政条令就是法律，毫无定则可言，而一个居委会大妈的价值高过千百名可能会有异议的知识分子。
只有在绝对主义的国家，才会有帝王师的存在，因为道统分裂，又与法统相作别，异论相搅的世界才有甘刘出山。而极权主义国家顺乎人事，应乎天命，道统和法统都在最高领袖那里，能够提起笔写作的人其人生的价值都仅在为领袖服务这一点上。
路遥这一代人的小说，其灵魂与肉身互相悖逆，对自我的质疑和否定哪怕是再自信的作者笔下，偶尔都会悄悄地流露出来，而柳青这一代人，一切软弱一切怀疑都被视为资本主义最腐朽的表现被抹杀干净，在小说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热忱的信念与坚毅的意志，怯懦哪怕是主人公的怯懦都被视为可耻的，人们从不怀疑自己脚下的道路的正义和必然性，也不敢怀疑脚下道路的正确性。
在共产主义的新道德确立起来以后，被动员到广场上的作家们为了体现自己的忠心，就一次又一次将小说极端化。这样的后果是人们完全可以抛弃文学性，将政治神学的绝对主义价值观倾斜于文本当中，小说的作用仅仅在于承载意义，教化众生，将党的正确性更深入人心。许多人认为十七年文学乃至前三十年主流文学文学性不强仅因为政策的限制，但其实同样有作家们的自觉性，而柳青既是这种逆生长的先驱者，也必将成为其受害者，被后来者践踏，而小说的文学性自然是一蟹不如一蟹，与路遥这一代人恰成鲜明对照。
这套政治神学的话语体系现在依然留存，就像库库尔坎的学弟的评论：”我觉得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数十年来最为经久不衰的政治话语，其实可以归结为一种无神性的政治神学叙述策略：党正论。这一叙述策略以党的前定和谐理论，中央的全知全能理论和主席永无谬误论为基础，试图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统一两个三十年，为什么要两个不能否定，以及为什么要有三自信。“只是这种调和毛与邓两种格格不入的道德的努力，在一个出帝王师异论相搅的时代，只可能失败。要么往东走，要么向西行，别无出路。与甘国师左右不是人的通三统相比，还是刘国师认毛做父更具有可行性，当然他们之间也是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