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久违的一切

经观书评
2013-10-09 看过
马阳杨

读安·贝蒂的小说就像把雪攥在手里,融入我们长久以来浸泡在杂音和琐碎之中的身体,唤醒麻木的感觉和疲软的神经,放下戒心,丢弃敌意,尝试着让最原初的感受力去抚摸黏糊糊的生活,这久违的一切。

2005年,安·贝蒂摘获Rea短篇小说奖,评委不吝溢美之辞,称赞她“生而属于她的时代,并写就了这个时代。三十多年来,她的小说构成了一部美国生活的编年史”。有人会嫌这样的授奖词太过虚泛,无端地把人抬到空中,一旦热浪退潮,捧场与褒扬声暗暗地消去,便重重地摔在地上,引来揶揄与冷眼。对于这体态庞大、指称宏阔的表述,我却抱持好感。若打量一下美国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他们不少都与类似的称谓有缘。

六十年代有着光芒万丈的结尾,七十年代却是个强刹车,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重回生活,重回家庭,重新去看看周围那些受损的人,伐木工人、酒馆女招待、单身妈妈、落魄歌手、股票经纪人、满脸倦容的白领、在爱情里晕头转向的情侣、被忧郁附身的出轨男子、寡居的老太太、上周三开始失踪的邮递员,他们是美国梦的局外人,也从未身陷革命的漩涡。这群看不见的人,都是困兽犹斗的英雄,生活冰冻了他们的心,他们迟缓,疲倦,像钝了的斧子。安·贝蒂和雷蒙德·卡佛、约翰·契弗一道把他们推到了幕前,伤心人的寡淡日子和那张抽身不得的网,在他们的笔下,像缓释剂,慢慢地噬咬我们坚硬的心骨,就这样在沉缓中脱下话语的盔甲,悄然融于生活的涩味之中。

安·贝蒂和卡佛都被视为极简主义的灵魂人物,这几年,随着大规模的译介,卡佛的作品已为中文世界的读者所熟知,我们多少也领会了极简主义的妙处。它不是吝于言辞,而是不愿多着一字。当然,卡佛的写作展现的也许只是极简主义的一种风貌,安·贝蒂的世界也自有其气度。可惜,较之卡佛在中国赢得的身后名,仍然健在的安·贝蒂不免冷清得让人有些诧异。安·贝蒂安慰了一代美国人,当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也开始遭遇心灵危机的时候,她和她的小说才姗姗来迟,对于读者有些晚,对于城市的群体精神症候,却是恰逢其时。

安·贝蒂目前译成中文的作品有《什么是我的》和《〈纽约客〉短篇集》(收录了安·贝蒂历年发表在《纽约客》上的短篇),她的小说很好读,所谓好读,大抵可从两个层面分解。其一,安·贝蒂不刻意地经营情节,有些作品,一旦情节曝光,整个故事也就蒸发了,而在安·贝蒂的小说里,情节的吸引和牵绊作用同时降格为零,它不设门槛,不像某些作者想着法子挑衅读者的智力水准,我们可以一气读完,也可以挑着读,跳着读,或者睡前翻上几页,无需枕戈待旦,便自然地进入那种物我两忘的最佳阅读状态。其二,她捕捉到的细节都点染着生活的机趣,在《电视》里,安·贝蒂猜想养在白兰地酒杯里的金鱼比鱼缸里的金鱼看上去更快乐,内中的人物便试着在鱼缸里放置一个白兰地酒杯,安·贝蒂的想象力和串合力由此迸发:“于是那条鱼开始在浸没在水中的杯口外转悠起来,那副悠然自得的样,阿特利说,简直就像人们泡在热水浴缸里、手搭在水流喷口边的情形。”我们的自足和惬意,在本质上不会强于一条金鱼的自在,安·贝蒂不是高看了金鱼,就是高明的讽刺家。

“在安·贝蒂最好的小说中,我们发现的是一种荒诞感,是对那些我们用来安慰自己、逃避恐惧、压制疑虑的虚妄希冀的深深怀疑。”《巴黎评论》的诗歌编辑梅根·欧鲁尔克洞悉了安·贝蒂创作中的某些秘密,但并不是全部。《在阿默菲》中的克里斯廷出于善意答应替陌生的年轻女子保管一枚戒指,这蛋白石镶嵌红宝石的饰物显然价值不菲,陌生姑娘允诺她和同伴划完半小时的船便会回来,如你所料,直到落日晒得海滩微烫,也不见戒指的主人款款归来,此时,克里斯廷已经喝干了两杯埃皮斯科普。克里斯廷面对的与其说是道德困境,不如说是稍稍出了点岔子的本真生活,两人没有对好表,时间线兀自扭曲了一度,便涌出这般汹涌的荒诞,这般令人束手无策的黑色幽默。这种荒诞感,我们在卡夫卡、加缪、贝克特的笔下都见识过,安·贝蒂并非首开先河,她对荒诞的叙写和铺陈可能也不是最令人哑然失语的。

安·贝蒂的小说最像橄榄,起初,我们习惯了浓油赤酱的舌头品不出这回甘生津的滋味。当味蕾渐渐从麻木中恢复它敏感的天性时,鲜辣火烫的刺激也就变得索然无味。安·贝蒂的小说耐得起咀嚼,她的洞察力不输张爱玲,却不见刻薄和苍凉,她也不反对“但凡财运俱佳的单身汉,必然想娶妻成家,这是举世公认的道理”,只是若干年后,达西和伊丽莎白兴许同样会尝到生活的苦楚。安·贝蒂不是什么抒情家,也不是大时代变局的记录者,她只是忠实于感觉和微颤的心跳,为灰暗的夜幕下城市中产者踽踽独行的孤独留下让人回眸再三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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