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考斯基:去他妈的时代文化

李小丢
2013-09-26 看过
有这么一个没有什么突出技能的劳动者,从1941年开始做过各种最底层的工作,包括洗碗工,卡车司机和装卸工,邮递员,加油站服务员,仓库管理员,船务文员,停车场服务员,红十字会勤务员和电梯操作员;他还在狗饼干厂、屠宰场、蛋糕和曲奇饼工厂工作,并在纽约地铁站里张贴过海报。跟他的人生态度相比,这些卑微的工作都显得高尚起来。他是个将自己的生活过的一团糟的邋遢汉,沉溺于酒精和药物,周旋在荡妇和妓女之间。这虽然是一个典型的Loser形象,可也不能使人们有更多的兴趣来谈论他,除非,他是查尔斯•布考斯基——继惠特曼之后离现实最近的诗人和小说家。


【距离真实0.01厘米的记录者】

初读布考斯基,恐怕迎面而来的是不适之感。我们已经习惯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落差,习惯了艺术和现实之间的距离。然而在布考斯基那里,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他打通了二者之间的距离,他所要表达的,就是粗糙的未经修饰的现实。他用近乎凶猛和疯狂的态度,无情地揭开了底层生活的真相:癫狂的欲念、淡漠的亲子关系、不负责任的两性关系和看不到希望的未来。文本中充斥着大量F打头的四字脏话和限制级的性行为描写,使得他被扣上了“低俗小说家”的帽子,早期给色情杂志供稿的历史,更成为了清高的学院派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们鄙薄他的借口。

这也是布考斯基在华语文学圈所遭遇的尴尬,当雷蒙德•卡佛在国内大卖的时候,被《时代》杂志称为“美国下层人民的桂冠诗人”的布考斯基,还仅在地下文学圈子里小范围流传,目前网上能看到的布考斯基诗歌,大多是诗人伊沙和老G夫妇译介而来。广西师大理想国首度引进的两部布考斯基作品,分别是长篇小说《邮差》和短篇小说集《苦水音乐》,诗集何时出版仍是未知之数。说到《苦水音乐》还有一则轶事,2004年台湾圆神出版社出版该书时,曾将书名改为颇具性暗示意味的《进去,出来,结束》。一方面以色情小说家的名头臧否他,另一方面又用作品中色情的成分来做噱头,正映射出这个时代的扭曲和矛盾。

“色情”并不是布考斯基作品中的全部,那只是构成他地下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真实生活的一个侧面。可笑的是,很多人对这人类的本能唯恐避之而不及,反而调转枪口来谴责将之表现出来的作家。因为有些真实是人们不愿意面对的,或者说不愿意在公共空间讨论的,有一些禁忌的欲念是为个人所私享的,然而布考斯基却昭然于众让我们猝不及防,在两篇主题皆为《父亲之死》的小说里,充满了俄狄浦斯式的弑父娶母情节,在父亲葬礼的前夜,“我”就和父亲最后的情人上了床,以至于误了第二天的葬礼……这就是我们应当读布考斯基的原因,倘若少了他的描述,艺术版图中的人性就不再完整。


【从不取悦他人的叛逆者】

我们可以将布考斯基的名人粉丝列出一张长长的名单,里面有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奥斯卡影帝、好莱坞著名的坏小子西恩•潘、U2乐队主唱Bono、著名的诗人歌者莱昂纳德•科恩等等。这些布考斯基的追捧者们大致都是同一类人,被称为“叛逆”和“不合群”的那种人,他们对这个时代抱持着谨慎和怀疑的态度,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异见者。所以他们喜欢布考斯基,因为他比他们走的更远,更彻底。

当摇滚乐逐渐变成主流文化的今天,叛逆者的形象也开始从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叛逆”就像是青春痘一样,成为了青春期必备的点缀,所以,自然会有人来塑造和引导有利于消费文化发展的叛逆者形象。叛逆者们被贴上了简单的标签,詹姆斯•迪恩是“性感的反叛”,塞林格是“离群索居的隐士”等等。他们叛逆的行为却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因为他们都或多或少的迎合了大众对叛逆行为的想象,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美化,因而能被广泛接受。

但布考斯基显然不是一个能够被美化的叛逆者,和雷蒙德•卡佛那种“温和的抱怨”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试图采用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书写他所经历的一切。他不取悦任何人,他拒绝用夸张的手法让倒霉的生活变得诙谐一些,他只是生活忠实的记录者。由他小说改编的电影《酒心情缘》(Barfly, 1987)、《冷月亮》(Lune froide, 1991)和《勤杂多面手》(Factotum, 2005)中,他基本摒弃了三段式的戏剧结构,他表现的是生活本身,事物的发展没有明显的开始和结束,也鲜有所谓的高潮,就像一波一波的浪拍打在海滩上,直到死亡将之终结。

他在半自传电影《勤杂多面手》中借主人公的内心独白重申了他的立场:“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会掉到各种各样的陷阱里。写作也会成为陷阱,过去一些人往往写一些能取悦读者的东西,他们听到赞赏的表彰就会轻易相信,对写作的最终评判只有一个,那就是作家本身。当他受评论家、编辑、读者的影响,他就完了。而当他为名利所动,你应该把他和粪便一起丢到河里冲走。”


【对抗时代文化的异见者】

Bono是这样表达布考斯基对他的意义的:“我们的大众文化跟我们说,走,再吃个麦当劳汉堡,走,去购物中心——全都没问题。但全都有问题。这是摇滚乐的意义。也是布考斯基的意义。”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请原谅我用这样的陈词滥调来形容这个时代。网络等新兴科技的兴起抹平了地缘文化的最后一道壁垒,我们看到非洲的年轻人钟情于可乐,印度的年轻人成为好莱坞的拥趸,亚洲的年轻人对耐克的限量版跑鞋如数家珍。时代文化,首先举着消费文化的大旗占领了整个世界,铺天盖地的广告不知疲倦地在我们耳边轰炸,告诉我们应当拥有最新最先进的手机、数码相机和各种我们可能根本就用不上的数码产品,我们应当穿什么品牌的服饰,甚至我们应当吃什么品牌的食品,才能算得上是时下最酷的生活方式。

紧接着,在生活方式被同化之后,绝大多数人也认可了主流价值观,那些关于成功和失败的定义。似乎所有人都要不计一切代价成功,成为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人。昂贵的西装、有中央空调的办公室、150平米以上的房子、30万以上的车,完成了人们对成功人士的贫瘠想象。没有人要做这世界的底层,甘心于默默无闻的命运——就算命已如此,也不忘摆出一副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姿态,借以欺骗自己和世人:我还在努力地迈向成功。

只有布考斯基看出了这一切的虚妄,在这个人人被时代文化所裹挟的时代,只有他甘愿以伟大的失败者的形象来对抗这个时代,用最放浪形骸的生活来撕碎现代人光鲜亮丽的桎梏。“我总是一手拿着酒瓶,一面注视着人生的曲折、打击与黑暗……对我而言,生存,就是一无所有地活着。”在《完成》这首诗里,他清晰地表达了他的生活哲学:“我们像玫瑰/懒得开花/待到太阳/等不及了/我们才怒放”,面对未知的命运,不可选择,但又坦然迎接。生活,从来就不只有一种姿态。


(刊于9.14 《周末画报》第7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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