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文化转向内在了么?

社科文献九色鹿
2013-09-23 看过
       美籍宋史学者刘子健(James T. C. Liu)先生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一书于2012年1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距离这部论著在中国大陆首次出版已经过去十年,距离其在美国的出版时间1988年更是过去了二十余年。在这二十几年中,史学界的理论、方法和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但重读刘子健先生的这部论著还是不由得赞叹作者的宏观思维和对历史高屋建瓴的驾驭能力,书中的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是真知灼见,并深刻影响了二十年来国内外宋史学者的研究取径。本文从书中的几个宏观概念入手,梳理作者对两宋之际历史的解读和存在的偏差。

                                   对“宋代近世说”的挑战

       提到宋代近世说,就不得不论及日本学者。日本著名史学家内藤湖南先生于1922年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提出了唐宋在广义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的论点。其弟子宫崎市定先生又在经济等领域进行了完善,并将宋代与欧洲进行了比较,形成具有系统性的“唐宋变革假说”,并得出宋代为中国近世之开端的结论。此观点不仅影响到了日本史学界,引起了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的长期地争论,也极大的影响了美国汉学界。张广达先生认为,“‘内藤假说’最早由宫川尚志介绍到美国,时间是1955年”。在此后的一段时间,美国汉学界对宋代表示了密切的关注,受“内藤假说”的影响,美国汉学界把宋代看成一个开放性的社会,具有很多近世的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市民文化繁荣、手工业发展、贸易发达、纸币出现、文官制度成熟等。然而本书的作者刘子健先生却不同意日本学者和部分美国学者所提倡的“宋代近世说”,其在序言部分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宋代以后,中国的近世并没有出现”。“学者把宋代视为“近代初期”是东西方史学家在比较史学或者说全球历史的关照下,与欧洲历史作比较的”。(序言,P2)胡适先生曾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运用什么样的假说,什么样的架构和什么样的合理解释是本书所追求的。作者认为,“不同文化的演进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不是沿着单一的轨道、经过相同的特定步骤前进的。不同的文化常常有不同的发展中心”。(序言,P2)作者不仅批判了日本学者提出的“宋代近世说”,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即南宋的政治与文化逐渐转向内在,这就引出了唐宋史研究中的新范式——“两宋变革说”。

                           “两宋变革说”的提出及其影响

       作者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明确指出历史学家要关注南北宋之间的差异,“除了经济重心转移以外,还有文化和政治的转折,而后者是本书的研究主题”。(P5)作者认为两宋之际的差异主要集中在文化和政治两个方面,这在以前是被忽视的。“11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与之相比,在12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P9-P10)。此外,作者还对传统的四种观点即政治地理观念、巨额的军费开支、地主或土地所有者阶级不进行经济再投资、皇帝个人的素质进行了辨析和批判。(P11-P12)作者关于两宋之际变革的关注,早在20世纪70年初期就已经开始,在作者的几篇论文:《南宋君主和言官》、《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包容政治的特点》、《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中强调研究者要关注南宋,关注南宋与北宋的不同,要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去观察。
本书在讨论宋代学术时,作者对文学、经学、史学和哲学进行了融会贯通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探讨11、12世纪的差异,以便找出南北宋迥异的线索。(P21)12世纪的学术开始转向精致化、专业化,但与11世纪相比较却有一种画地为牢的味道。(P32)经学开始衰退、史学得到了大是发展,这主要是因为二者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也就是说政治对宋代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作者在提到宋代儒学时,认为南宋形成了一个“道德保守主义集团”,这个集团主张弘扬儒家的正统道德原则,作者称这些人为新儒家,即道学或理学家。这些人与王安石谋求建立一个运行高效的政府不同,主张建立一个具有自我道德完善能力的社会。(P46)但在南宋社会初期,道学保守主义者没有得到当政者的青睐,直到其代表赵鼎的出现才开始出现转机,这就引出了本书的第二部分。本书的第二部分进一步探讨了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关系,指出南宋的道德保守主义在经历了亡国之耻后,看到了种种道德沦丧的行为,极力要求道德重建。可是在高宗统治初期,由于政权的不稳定,王安石所倡导的改革被认为是北宋灭亡的根源之一,改革的大门被关闭。作者通过对宰相群体与个案的分析,指出南宋的君权达到空前的集中,宰相成为君主的代理人,宰相必须通过君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赵鼎的事例说明了道德保守主义者没有得到皇帝的认同,丧失了在国家层面上的话语权,远离了权力中心。本书的第三部分,综论了新儒家们的思想和所代表的文化如何从异端走向正统,这自然需要最高统治着的支持和利用,受到政治的控制,这也是作者在书中一直阐述的核心思想,即君主独裁政治对文化的巨大控制力。
此书的出版虽然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但书中的观点却如前文所提到的形成于七十年代,这些观点影响了后来的诸多美国学者对南宋史的重新思考,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开始从政治和文化等角度关注南宋,而非传统的经济角度;二是探求北宋与南宋在文化和政治等方面存在差异,南宋奠定了后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局面;三是从多个角度重视宋代士人群体,即北宋的“职业精英”转变为南宋的“地方精英”。在刘子健提出新启示的同时,美国“宾州学派”的开创者郝若贝(Robert Hartwell)也提出了人口、社会、经济、政治和士人群体在唐宋之间变革的假说,并将明清社会所表现出的诸多现象反推到两宋,特别是强调南宋社会的巨大变化,这与刘子健的研究不谋而合。包弼德(Peter Bol)也把刘子健和郝若贝共同定义为“明清主义者”,并进一步在思想文化转型上找到突破点。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总结近年来美国宋史研究的新趋向时指出:郝若贝的学生“韩明士(Robert Hymes)、韩森(Valerie Hansen)、柯胡(Hugh Clark)、Paul Smith等人分别探讨了从北宋向南宋转变的不同侧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刘子健只关注两宋文化和政治的差异,忽视经济、社会、宗教等方面变化的缺憾。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学界逐渐接受了刘子健和郝若贝关于南宋开创了中华帝国晚期局面的观点,并从诸多方面加以完善和扩展,直至发展出 “宋元明过渡说”。

                             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内在了么?

       作者在书中所指的“文化”是有特定含义的,并非广义上的文化。作者在余论中将“文化”界定为新儒家的文化,也可称为理学家或道学家的哲学思想倾向,即新儒家倾向于强调儒家道德思想中内在的一面,强调内省的训练,强调深植于个人心当中的内在化的道德观念。(P150)作者认为这些新儒家们对诸如农民、乡村生活、市井细民、宗教活动、社会现状以至统治艺术之类的实际问题没有太多的关心。(P150)虽然作者也承认新儒家们在学术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同样的视野开阔、充满张力和外向,但作者同时强调这些观念和做法要受到政治的约束。从11世纪到12世纪,同专制权力相比,士大夫们对权力的分享程度开始下降。12世纪的皇帝除了他的代理人之外,几乎不和任何官员分享权力。(P152)政治决定了当时的一切。基于南宋君主独裁的强化,南宋政治中很难看到“与士大夫共天下”的言论。作者对两宋差异的观点集中于政治和文化,特别是关于政治对“精英文化”的巨大影响,这种对南宋文化和政治的理解有着某种局限性,可能给其他学者观察两宋及其以后的历史带来误导。要想弄清楚南宋的文化是否转向,政治对文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作者一直所强调的新儒家“精英文化”是否能代表整个南宋社会的文化?
       根据社会学家所构造的社会模型中,社会群体包括精英群体和普通大众群体,他们所代表的文化自然也分成了精英文化和普通大众文化。作者认为的精英文化就是特指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思想,而南宋精英文化还应该包括如心学、浙东学派等,代表人物诸如陆九渊、陈亮、吕祖谦等,不只是一个朱熹就能代表。且精英文化也只能代表士或者士大夫们的思想,而城市中的民众和乡村里的农民等普通群体,他们的思想文化是怎么样的,作者没有给予论证。可能由于史料记载的原因,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文字记载大都是由南宋时期的士这个群体所记录的,这其中自然包括众多的理学家。他们的记录正如作者所说,对大众的文化涉及不多,所以关于大众文化的记载保留下来的很有限。但南宋文化的多元发展不应该被忽视,诸如市民文化、文学作品、文艺种类、宋人服饰等要给予关注。如王雪莉对宋代服饰的研究就得出了与作者不同的结论,其认为:“宋代由于外部环境与唐代大不相同,宋朝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宋人的‘中国’意识加强,其服饰风格更加接近传统汉人的服饰风格。所以没有所谓的唐人服饰开放,宋人服饰保守的绝对论。朱熹就曾说过:‘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这说明了南宋服饰处于一种杂糅之中,与晚唐北宋以来并无大的转折。”
       其次,还要考虑新儒家所代表的文化是否贯穿整个南宋历史时期?新儒家本身的思想行动是否转向内在?
       理学被南宋官方所承认是在理宗时期,此前一直处于被压制状态,作者在书中也有所论及,不能认为南宋后期才被奉为正统的理学就可以代表整个南宋的思想文化。而对于后一个问题,作者在书中所描述的种种现象与欧美汉学界的观点相一致,即南宋时期,地方社会出现了一批社会精英,这些精英只关注乡里、家族的事务,而对国家的政务缺乏兴趣。这种观点在学界已有所反思,如黄宽重先生认为:“如果从更宽广的视角以及地方社会长期演变,来观察江南士族的发展,可以发现南北宋之间有很强的连续性。”黄先生作出此番结论是基于多年地方家族史研究的基础上,南宋的地方士人、家族“关怀的目标是朝政,抱负的展现也在外乡。”包伟民先生也指出:“尽管到宋代儒学开始呈现‘为己之学’的新特征,但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特征并未变化,……参与国家政治,应举出仕,正是精英们主要人生价值之所体现。”即使是被作者称为道德保守主义者代表的赵鼎,其在任职宰相期间对金的态度也不是保守退让,而是主动抗争,不仅劝说高宗亲征,还积极支持对金采取强硬态度以保持南宋的地位。
       第三,在南宋社会,政治对文化的影响具有决定作用么?文化对政治不会产生反作用么?
       作者认为由于南宋君主权力的加强,文化受到君权的控制,士大夫也无法取得在北宋时同等的地位和发言权。作者没有注意到在每个朝代建立的初期,都会产生集权的一面,无论是南宋之前的北宋还是之后的元明清各代,在初期的集权过后是中期的震荡和后期的松弛。所以没有必要强调南宋社会是一个君主独裁的特殊时期,北宋初期的集权是最好的说明。而作者所论述的南宋政治包容性也给了我们另一方面的提示,即政府控制力的减弱,不得不促使南宋政府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具有一种无奈的意味。在南宋社会,依然会出现各种突破制度限制的行为,就如前文所说的服饰制度。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都会对统治者产生影响。理学最终建立正统地位也是政治统治的需要,来对抗北方元朝的文化影响。
       此外,作者应在更长的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中去考虑文化的问题,而不仅仅立足于南宋。南宋文化确实有其特殊的一面,但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毕竟只代表了一百多年的南方地域,在南宋之后的大一统社会,北方文化对南方文化的影响也应该有所关注。特别是元代的历史几乎被史学家所忽视,成为研究的盲区,没有注意到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及明代对元代的延续和继承。学者们认为的北宋与南宋之际发生的重要转折,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格局,固然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思考,但还是不应该忘记历史是在延续和继承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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