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年先生之個性及其他

彭浩仁
2013-09-17 看过

      此書倒不妨稱之為學術毒舌是如何煉成的。黃永年先生對學術的苛刻,大概是人所共見的,辛德勇在回憶中就說,“從第一堂課起,先生對那些空泛虛假‘學術’的貶斥,就滔滔不絕於耳,其疾言厲色的程度,我背地裏一直是用‘咬牙切齒’來形容。勤奮以至於忘我,嚴厲而近於苛刻,這便是我對先生的第一印象。”
      確實,在此書中黃先生“毒舌”的例子真不少,最集中的大概是P166-170,曹旅寧先生所記的《<古籍整理概論>識語》,大概將近一半是在吐槽。如P167:“某位老先生,書倒看得不少,有些不懂裝懂,他要編一部中華人民通史,頭腦不清,是年老了,還是年輕時就不清,不懂文字學,搞什麽《說文約注》,內行看了發笑,連吳梅村詩都讀不懂。”這位老先生是誰,想必大家都知道,黃先生在課上大概不會說“某位老先生”吧,我估計是曹旅寧先生為賢者諱了。我倒覺得沒這個必要,反正說都說了,大家也都知道是誰,那又何必遮遮掩掩呢。說這位老先生“不懂裝懂”,在我看來有些近於刻薄了,老先生的很多東西還是很有自己的東西的。而“編一部中華人民通史”,大概是八十年代初提出來的吧,我想那時候的氣氛,老先生或許仍有積極向組織靠攏的意思吧,經歷了那麼長時間的折磨,怕了,積極點,也沒什麽的,可以理解吧。當然,於學術而言,確實不太可能。又如P169:“對校,擺水果攤的人都做得到,我們爲何做不到呢?”這大概是就現在出版的古籍整理本而言的,大概是有感而發吧。P170“楊伯峻《春秋左傳校注》挖除古人的注,我實在不懂有啥好處。一般正常用文言,又不表明你不革命。”“真有這些人,虛詞詞典,引了虛詞,怕人不懂,翻譯,還要批判,‘文革’遺風使之然也。”又P170:“二十四史都翻譯,胡鬧!”話說,黃先生自己後來也選譯了不少了,不知道是不得已而為之還是自打嘴巴了,哈哈。而P366頁:“並對時下博導氾濫表示不滿。說:‘未名湖畔要找三十條狗不容易,三百個博導呼之即來。’”這就未免有些刻薄了。
      但無論如何,黃先生的學術“毒舌”都是從學術出發,為匡正學術發展而去的。同樣是辛德勇的文字(我一直以為辛德勇《在老師身邊讀書的日子》這篇文章是我見過的最好的回憶黃先生的文章,生動的刻畫了黃先生的形象,讓未曾見過黃先生者能有一個具象的想像,記得最早是在往復還是哪讀到的,此書收在P126-131):“先生對學術的嚴厲,形諸文字,有目共睹。這裏有對欺世盜名者的斥責,有對不良學風的批判,有對不同學術觀點的商榷,也有對他人學術論著瑕疵的匡正,性質並不相同,目的卻只有一個,這就是切實推進學術研究。先生是以學術為天下公器,其間不摻有絲毫個人意氣,一切都出自對學術的真摯追求。”這樣的“毒舌”實實是太少了,當下學界,缺的就是這樣的人,如果那些吹捧逢迎之作都能換作這樣挑剔的文字的話,學界大概早就乾淨了。
      且黃先生確實也有資格作這樣的批判文字,不說其學識之淵博,即其勤奮,亦能教人折服了。辛德勇說:“1989年春節,先生邀我到家裡吃晚飯,見我進屋,先生匆匆打了一個招呼後,便埋頭寫作。吃飯時,我和師母以及壽成師兄圍坐在桌旁,先生卻一直沒有離開書桌,是師母把一碗飯端到書桌前,先生這才放下手中的筆;急忙吃下這碗飯後,則又繼續伏案工作。直到9點多鐘,寫定文稿,才算開始過年。我詢問先生後,知道剛剛擱筆的乃是《唐史史料學》的書稿。後來每當我自責疏懶的時候,眼前都會浮現那一個除夕之夜先生緊張疲憊的神色。”黃先生這樣的勤奮,於我看來,簡直有些不近人情了。但也許這就是大學者與小學生之間的差別吧,我這樣的人,一輩子也只能當個“小學生”的。辛德勇先生能取得當下的成就,大概也是與黃先生的這種激勵分不開的吧。
      當然,除了直接的批判之外,黃先生對於學者的臧否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這以P185-187曹旅寧先生的筆記較集中。而對於自己欣賞的前賢、後學,黃先生也是不吝讚美之辭的。

      我當然學不來黃先生的學問淵博,在此不妨學學黃先生的“毒舌”,對此書說幾句求全責備的話吧。
      曹旅寧先生此書寫得頗為隨意,似乎並不善於寫《年譜》類的文字,此書即以黃永年先生之事為主,則無需過多關注自己,只當自己是為黃先生編年譜者,而“曹旅寧”則是黃先生一弟子耳。如此書P49述其借閱黃先生之《敦煌吐魯番法制文書》,此為曹先生與黃先生可稽考之事,自可入此書敘述。然後言“後來我據此寫成《以敦煌文書釋杜牧過華清宮詩本事》、《從敦煌文書看唐代的嶺南》兩則讀書劄記發表。”此則為曹先生之事,自不必在黃先生事輯中述之了。又如P50-51,述黃先生藏《大義覺迷錄》事,言及曹先生所在之華南師範大學藏有刻本二。曹先生以此二刻本與黃先生本比較,認為“與華南師大圖書館所藏原裝初刻及襯裝後印者相比,刷印時間居中而已。”這對於黃先生藏本的價值自有意義,但後述“《大義覺迷錄》一書原刻在華南地區流傳之稀少,從《中山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所載尚是一部六冊的清代抄本便可看出。這就不得不使我們對五十年代華師圖書館內行主事者的訪求充滿敬意。”是與黃先生何涉,不能不稱為蕪雜了。而P172頁注一,在論述黃先生與周紹良先生的交遊之後,另述一段作者與周先生的交遊情況,這就有些太過旁涉了。如人人都以作者自己為中心來寫年譜的話,那是不是賈二強先生、辛德勇先生、周曉薇先生來寫《黃永年先生編年事輯》的話,也得加入許多個人的事情呢,那不也過於個人化了嗎?且我以為,在這種書中,還是不要稱“我”了,直接書“曹旅寧”也許更合適,也更能提醒作者不要加入太多自己而不是譜主的事。此書後半本基本上稱自己為“學生曹旅寧”了,不知是不是曹先生也發現了這個問題,刻意為之?
      同時曹先生的註釋也常常加的並不“及時”。如黃永年先生與謝剛主之交往,P61已述之,而對謝的介紹卻是加在了P65謝再次出現之時。承名世與黃先生的交往開始於廿余歲時,而對其生平介紹之注卻是在1978年黃先生54歲時才出具的。如此種種頗多。第三,蕪雜。P65“當時南開大學的朱鼎榮協助剛主校訂清人全祖望的《鲒埼亭文集》和《外集》,先生有一部《外編》抄本和刻本頗多異同,因此借給剛主使用。”P68頁,重出此文,後言“此信即該鈔本使用完畢後所作。”徑將“該鈔本”改為“《鲒埼亭文集·外編》鈔本”不亦可乎?
      最後,這本書的校對並不精審,一遍翻下來,錯別字還是有好些,而P174頁更是將一大段曹旅寧先生的話當做了周紹良先生《小齋書記》的文字,作引文處理了,這更是有些過於草率了。黃先生大概是最重視這些細節問題的學者了,此書要是能再版的話,這些細節上的錯誤還是應該改改的。

      看辛德勇先生寫其在黃先生最後的幾個月中向黃先生請教,黃先生說:“辛德勇,我的腦子不行了,你說的這些,我聽起來太吃力,都聽不懂了。你自己考慮成熟,就趕快發表吧。要趕快寫文章,人一生做不了多少事。”這段話真讓人唏噓啊。

PS:曹先生此書,個把月前就看到有豆友讀了,期盼已久,昨日終於從卓越買到了。人的天資真是差很多的,記得那位豆友說半日時間將此書讀一過,而我從昨日下午拿到此書,到現在將將讀完,整整花費了一天半。像我這種才不及中人,而比之黃永年先生這樣的英才,卻還不用功的,註定只能是做個“小學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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