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黄永年是怎样炼成的

Seven-11
2013-09-15 看过

1938年的冬天,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在沦陷的常州城里地摊上买到吕思勉的《经子解题》。这本小册子成为他接触古籍的启蒙读物,为他开启了研究古代文献的大门。几年后,他在苏州中学常州分校正式成为吕先生的学生。20岁那年,他买到周越然、纪果庵、周作人、谢刚主、陈乃乾、谢兴尧所著《蠹鱼编》,眼界大开。1946年,他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国文得了100分。这年冬天,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门市部购得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读了这本不厚的专书,他深受启迪,逐渐领悟怎样读史书、怎样做研究的门道。后来,他投入大量精力从事唐史研究,写了不少跟陈寅恪先生立异的论文。再后来,2007年他病逝于西安,享年八十二岁。
他曾这样自我评估:“从1979年重返教学岗位指导研究生,至今二十五年,自问做到了下面几点:传授了我国古代文史领域最基本且正确的知识(主要通过目录学),使今后不至闹笑话;开设了版本学、碑刻学以及《太平广记》研究等即使知名院校也未能开设的课;让学生知道要读老一辈学者吕诚之师、顾颉刚师以及陈寅恪先生的著作……”
嗯,大概不少读者猜到“他”就是黄永年先生了。
黄先生去世后,“黄门侍郎”曹旅宁历时数年,撰成《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我从布衣书局购得精装毛边本,先裁后读,不忍释卷,获益匪浅。要了解黄先生的生平、性情与学术,本书自是很不错的选择,不过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脑海里不停盘旋着一个问题:像黄先生这样成绩卓著的学者是怎样炼成的?
黄先生谈不上“家学渊源”,但“学有师承”,他的几位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顾颉刚先生,还有先是老师、后来成为他岳父的童丕绳(书业)先生,都是公认的一流学者或曰学术权威。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光有师承是不够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才可能换来文章不写一句空。辛德勇回忆老师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勤奋以至于忘我,严厉以至于苛刻。因此,在《编年事辑》不时看到黄先生对不少典籍烂熟于胸,比如他“对《左传》熟悉到大体可以背诵的程度”,“上课多引孟森明清史论著,其纯熟不下于陈寅恪先生的唐史论著”,等等。
除了刻苦钻研,方法是至关重要的。用黄先生自己的话说,跟老师学习,最主要的就是学习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对于我辈无缘亲承大家謦欬的普通读者而言,不仅可以从《编年事辑》中一睹先生的风神笑貌,更重要的是领悟治学的态度和方法。黄永年先生在考入复旦之前,已颇有学术根柢,上大学时他告诫自己不能光读古籍,还得接受‘五四’以来史学界的新成果,否则就有成为乾嘉学派末流以至冬烘学究的危险。因此,他曾用一两个月时间到图书馆把当时较有声誉的学术期刊全部浏览一遍,熟悉前贤研究成果,掌握学界动态。
在治学过程中与前辈时贤切磋论辩,也是更上层楼的良方。黄永年先生得名师指导之外,同时也与承名世、谢国桢、唐长孺、缪钺等往还密切,不仅得“旧学商量加邃密”之愉悦,还可能“新知涵养转深沉”。
做学问当然得掌握一些最基本的锁钥。在这方面,黄先生精通版本学、目录学、碑刻学。比如目录学,黄先生就要求他的学生通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也是老一辈学者流传下来的治学经验。至于版本学、碑刻学,他强调多查、多看,增广见闻。
通俗历史读物、入门指导著作的重要性是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黄永年先生曾撰有《唐代的长安》《司马迁的故事》《<旧唐书>和<新唐书>》《唐太宗李世民》等通俗的小册子。这种读物篇幅不大,但要真正做到深入浅出,手里没有金钢钻是绝对做不了瓷器活的。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例,它既吸取了前人的成果,也融入了自己的考索。黄先生曾颇为自负地对学生说:“太师母都能读。”该书1987年出版,三十年后仍受历史学者的推重,渴盼重印。黄先生在《唐史史料学》的自序中表示,写这种入门书不仅要求作者学识渊深广博,更重要的是以诚待人,不敷衍,不打官腔,无保留地把个人心得公之于众。这样诚恳、严谨的治学态度,加上他渊雅深醇的文史素养,邃密犀利的史学眼光,不能不让人感佩钦敬。
末了再提一句,此书搜集了很多第一手材料,内容甚为丰富,诸如黄先生的臧否人物、学林轶闻,看点多多,秋凉时节一册在手,快意何如。


《新京报 书评周刊》201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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