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梦醒子》的几点感受
读完了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女士的名著＜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深受感触，有几点印象深刻，杂录如下：
1. 很多网友提笔就说主人公刘大鹏（梦醒子）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遭遇是时代的缩影。那么，他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典型呢？这一点，沈艾娣女士在序言中已经做了探讨，并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原因有三：
其一，刘大鹏的行为不典型------他以曾国藩为偶像，坚持写日记长达五十年，还写出了其他著作。据刘大鹏的墓志铭称，除日记外，他还有方志、游记、家谱、自传、诗文等263卷作品，总文字量达数百万，这在任何时代都不能说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行为。
其二，刘大鹏的思想不那么典型-------刘大鹏对儒家思想非常虔敬，完全服膺于儒家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但他的乡邻并不像他那样奉行儒家思想，他的同侪考友们也坚信：＂忠于儒家是考试要求的套话，而非一种生活方式＂。少年时他读书刻苦，怀抱＂封侯之志＂，屡次科考，只考中举人，最终未能入仕，但科考的失利并未改变他对儒家的坚持，反而是多次进京赶考的经历让他深深地认识到人性的虚伪、尘世功名的虚妄，从反面验证了他儒家伦理观。刘大鹏终生严格践行孝道，将孝道视为品评他人和要求自我最重要的品德，他将自己所遭遇的顺境或逆境都与是否尽孝联系起来，甚至将自身的顽疾归咎于自己不够孝顺、德行有亏。他对儒家价值的深刻认同和严苛持守在他的时代已不是时代的典型。
其三，刘大鹏的家庭背景非常普通，其父在世时，家境尚可；20世纪后，家道衰落，成了彻彻底底的穷人，穷到连取暖的煤钱都付不起。这与人们通常印象中士绅不愁吃穿的形象也存在距离。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不典型＂的人的遭遇呢？ 沈艾娣女士坦言："我并没有因为他（刘大鹏）有代表性而写他。真实的人总是非典型的......我之所以写他是因为我希望他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而非任何抽象的某个阶级或者某一类人的化身------能启发我们重新思考生活在20世纪中国的变革当中会是什么样子。＂可能，这就是微观史写作最迷人之处，它能让我们贴近历史的细节，感同身受地体会那些被典型化、被抽象、被凝缩成一个名词的历史脉搏、时间节点或事件的结晶。在诸种微观史所展现了个案中，我们似能看到那些习以为常的历史叙事中的＂褶子＂，甚或历史车轮呼啸而过时扑面而来的风尘。
2. 刘大鹏的身份认同。沈艾娣女士在书中向我们展示了刘大鹏作为儒生、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等不同身份状态下的生活境况。很明显，这些身份的变化与他家庭的经济状况密不可分，但耐人寻味的是，不同的身份并未给刘大鹏本人带来太大的困扰。虽然我们无法真正地了解刘大鹏个人的想法，但就他的生活经历来看，在他的心目中，他始终以儒者自居；也就是说，刘大鹏身份认同的核心是儒家。
刘大鹏自称＂梦醒子＂，他认为自己总是不由自主地做梦，直到有一天他描述自己经历了一场梦而彻悟了儒家的道德核心-----＂诚敬＂------之后，他才完全认同＂梦醒子＂这个名称，以其为笔名。我们知道，传统社会中儒家教育扮演着两个角色：作为社会流动手段与作为道德教化，这两者在两汉＂举孝廉＂的时代，是合一的，也就是说道德优秀就意味着社会升迁；但至晚清，这两个角色已经分途，优秀的科考成绩能提供入仕的机会，优秀的道德却不一定能带来物质上的回馈。刘大鹏所说的＂梦醒＂，其实就是指他看清了儒家现实主义目标的虚妄，远离政治权力才能实现伦理上的高标。他称自己＂生平大病，莫甚于不诚不敬＂，从思想上清理了自己的困扰，全面拥抱儒家理想主义。现实生活的失利并没有让他放弃儒家思想，反而是强化了他的认同感。
20世纪最初的十年，儒家思想遭到了政府彻底的否弃------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政府的目标已经从维护儒家社会转移到动员社会财富以便国家能应对国际上的竞争。＂新式教育、新式工业在政府的支持下蓬勃开展。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新式教育因其昂贵的成本而无法在晋中地区实施，旧式教育又因为失去原有的价值而遭到废弃。清政府的新政对于晋中地区的村镇没有带来任何益处，反而因为庚子赔款和地方政府在推进现代化，导致税赋增加、摊派增多，村镇经济恶化。对于像刘大鹏这样的乡居者而言，新政的结果是：使得生活变的更糟。新学校遭到人们的普遍厌恶。刘大鹏认为：新政违背了国家本身应尽的责任，是＂舍仁义而讲财利＂的行为。
辛亥革命后，刘大鹏因举人的功名和威望还数次当选县议长。他一心想要努力整顿县财政状况，却因为会触动其他成员的利益，无法施政，不得不多次辞职。那些儒者的声名和威望所承载的政治价值尽管急剧贬值，但刘大鹏仍有自信去批评时弊。他曾上书南京政府，起诉阎锡山在山西的苛捐杂税，南京政府回复了一封非常长的复函，命令山西省减税；阎锡山看到是一位老儒生上书之后，丝毫不理会南京政府的复函。尽管刘大鹏的一些行为看起来不合时宜，但他的勇气和壮举仍然被当地村民所敬重。传统“士工农商”的四民社会解体了，但士的担当意识仍深存于他的心中。
1913年，刘大鹏任职的晋祠新学堂无力发薪，失业的他只好转投商业，他与人合伙经营采煤。他先后做过煤窑的财务、合伙人、商业纠纷的调停人。这些都得益于他长期践行儒家伦理所获得的声望，他极强的道德感和诚信的品质。
3.被裹挟进入现代化经济的山西乡村。刘大鹏生于1857年，卒于1942年，他的一生处于近代中国变化最大的一个世纪。从大的历史叙事来说，这是中国人落后挨打，被迫反抗，并成功实现民族独立的一段历史。但落实到地处晋中的乡村、刘大鹏的故乡赤桥时，则是一个被“进步和落后”这种现代化话语重新形塑的过程。
赤桥村的主业是造纸业，村民善造纸，不仅解决了本地的青年劳动力的就业，还吸引了许多的外来移民。在刘大鹏的祖辈时，赤桥就不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乡村，大约一半以上的村民不依赖农耕生活，可以说,赤桥是一个由乡村工业支撑的社会。不仅如此，赤桥的很多人还出门经商。直至19世纪中期，山西一直处于中国与蒙古、俄国商贸往来的要道上，繁荣的边贸生意催生了许多山西的富户大贾；19世纪后期，对俄贸易衰落，但晋商网络开始转向票号，票号生意一度繁荣到中央政府都要向其借贷。流回山西的商业利润使得山西乡村的经济都比较活跃，年轻人离家经商，供养乡居的家人是当时的一种风气。
20世纪初，清政府实施“新政”，鼓励工商业，结果使得社会资源开始向城市集中，政府支持的民族工业因为投资不足，反而要向加重向农村的摊派。赤桥的人们感到了经济的压力。
辛亥革命，重创了山西原有的经济。一方面票号、商号在战争中被损毁；另一方面，随着清朝的覆亡，票号与清政府之间的借贷无法收回，新政府又需要得到大商贾的金钱来应付时局变化。同时，由于害怕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政府取消了与蒙古的边境贸易，这直接使得山西由一个主要的商道变成一个与外界隔绝的腹地省份，商业活力几被斩断。至1920年，山西的票号几乎倒闭殆尽，商号损失大半，大批失业者返回家乡，加入农耕队伍。赤桥本地的土地不足以养活当地的人口，不少像刘大鹏这样的人，失业返乡后还加入了小商人的队伍，他们从事山西早已有之的煤业。然而，煤业的困境在于层层税收，刘大鹏参与经营的都是规模较小的煤矿，课税之后，利润十分有限。20年代末，席卷全球的经济衰退影响至中国时，山西的地方政府着力拯救大型现代煤矿，通过把矿产所有权收归国有、加收开矿的注册费，来淘汰小煤窑，让大型煤矿控制市场。政府的做法意图很明确，因为现代化的企业更符合改革者的现代化梦想。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造纸、小煤窑这种乡村工业在种种困局中难以为继。最后，刘大鹏一家也“只能靠他们仅有的一片耕地度日”。
近代中国被裹挟着进入了现代化进程，同时也继承了现代化的话语逻辑——“乡村作为农业空间的观感，并且是需要国家将工业和商业引入的地方，这是源自欧洲的意识形态，被现代化者接受”。赤桥本以乡村工业为主体经济，但在被动的现代化过程中，它的乡村工业被压榨殆尽，人们只好依赖村里有限的土地供养。但此时，整个社会还未将农民的身份与土地捆绑在一起，城乡之间的流动未被阻断，刘大鹏的孙儿们还能在城市找到工作。土改之后，赤桥有限的土地分给个人，城乡界限分明，“农民”和“工人”身份严格，赤桥的造纸虽被批准，但被视为对农业的补充，是带有原始性、落后色彩的“手工业”，造纸工也需要自己种庄稼，向国家缴纳粮食税。当整个社会都接受了“把农民看作过时的封建生活方式的代表”，“而这种生活方式将被现代化的工业所取代”时，被裹挟着进入现代化的山西赤桥村就在这样的话语中烙上了“落后的”印记。
1. 很多网友提笔就说主人公刘大鹏（梦醒子）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遭遇是时代的缩影。那么，他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典型呢？这一点，沈艾娣女士在序言中已经做了探讨，并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原因有三：
其一，刘大鹏的行为不典型------他以曾国藩为偶像，坚持写日记长达五十年，还写出了其他著作。据刘大鹏的墓志铭称，除日记外，他还有方志、游记、家谱、自传、诗文等263卷作品，总文字量达数百万，这在任何时代都不能说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行为。
其二，刘大鹏的思想不那么典型-------刘大鹏对儒家思想非常虔敬，完全服膺于儒家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但他的乡邻并不像他那样奉行儒家思想，他的同侪考友们也坚信：＂忠于儒家是考试要求的套话，而非一种生活方式＂。少年时他读书刻苦，怀抱＂封侯之志＂，屡次科考，只考中举人，最终未能入仕，但科考的失利并未改变他对儒家的坚持，反而是多次进京赶考的经历让他深深地认识到人性的虚伪、尘世功名的虚妄，从反面验证了他儒家伦理观。刘大鹏终生严格践行孝道，将孝道视为品评他人和要求自我最重要的品德，他将自己所遭遇的顺境或逆境都与是否尽孝联系起来，甚至将自身的顽疾归咎于自己不够孝顺、德行有亏。他对儒家价值的深刻认同和严苛持守在他的时代已不是时代的典型。
其三，刘大鹏的家庭背景非常普通，其父在世时，家境尚可；20世纪后，家道衰落，成了彻彻底底的穷人，穷到连取暖的煤钱都付不起。这与人们通常印象中士绅不愁吃穿的形象也存在距离。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不典型＂的人的遭遇呢？ 沈艾娣女士坦言："我并没有因为他（刘大鹏）有代表性而写他。真实的人总是非典型的......我之所以写他是因为我希望他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而非任何抽象的某个阶级或者某一类人的化身------能启发我们重新思考生活在20世纪中国的变革当中会是什么样子。＂可能，这就是微观史写作最迷人之处，它能让我们贴近历史的细节，感同身受地体会那些被典型化、被抽象、被凝缩成一个名词的历史脉搏、时间节点或事件的结晶。在诸种微观史所展现了个案中，我们似能看到那些习以为常的历史叙事中的＂褶子＂，甚或历史车轮呼啸而过时扑面而来的风尘。
2. 刘大鹏的身份认同。沈艾娣女士在书中向我们展示了刘大鹏作为儒生、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等不同身份状态下的生活境况。很明显，这些身份的变化与他家庭的经济状况密不可分，但耐人寻味的是，不同的身份并未给刘大鹏本人带来太大的困扰。虽然我们无法真正地了解刘大鹏个人的想法，但就他的生活经历来看，在他的心目中，他始终以儒者自居；也就是说，刘大鹏身份认同的核心是儒家。
刘大鹏自称＂梦醒子＂，他认为自己总是不由自主地做梦，直到有一天他描述自己经历了一场梦而彻悟了儒家的道德核心-----＂诚敬＂------之后，他才完全认同＂梦醒子＂这个名称，以其为笔名。我们知道，传统社会中儒家教育扮演着两个角色：作为社会流动手段与作为道德教化，这两者在两汉＂举孝廉＂的时代，是合一的，也就是说道德优秀就意味着社会升迁；但至晚清，这两个角色已经分途，优秀的科考成绩能提供入仕的机会，优秀的道德却不一定能带来物质上的回馈。刘大鹏所说的＂梦醒＂，其实就是指他看清了儒家现实主义目标的虚妄，远离政治权力才能实现伦理上的高标。他称自己＂生平大病，莫甚于不诚不敬＂，从思想上清理了自己的困扰，全面拥抱儒家理想主义。现实生活的失利并没有让他放弃儒家思想，反而是强化了他的认同感。
20世纪最初的十年，儒家思想遭到了政府彻底的否弃------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政府的目标已经从维护儒家社会转移到动员社会财富以便国家能应对国际上的竞争。＂新式教育、新式工业在政府的支持下蓬勃开展。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新式教育因其昂贵的成本而无法在晋中地区实施，旧式教育又因为失去原有的价值而遭到废弃。清政府的新政对于晋中地区的村镇没有带来任何益处，反而因为庚子赔款和地方政府在推进现代化，导致税赋增加、摊派增多，村镇经济恶化。对于像刘大鹏这样的乡居者而言，新政的结果是：使得生活变的更糟。新学校遭到人们的普遍厌恶。刘大鹏认为：新政违背了国家本身应尽的责任，是＂舍仁义而讲财利＂的行为。
辛亥革命后，刘大鹏因举人的功名和威望还数次当选县议长。他一心想要努力整顿县财政状况，却因为会触动其他成员的利益，无法施政，不得不多次辞职。那些儒者的声名和威望所承载的政治价值尽管急剧贬值，但刘大鹏仍有自信去批评时弊。他曾上书南京政府，起诉阎锡山在山西的苛捐杂税，南京政府回复了一封非常长的复函，命令山西省减税；阎锡山看到是一位老儒生上书之后，丝毫不理会南京政府的复函。尽管刘大鹏的一些行为看起来不合时宜，但他的勇气和壮举仍然被当地村民所敬重。传统“士工农商”的四民社会解体了，但士的担当意识仍深存于他的心中。
1913年，刘大鹏任职的晋祠新学堂无力发薪，失业的他只好转投商业，他与人合伙经营采煤。他先后做过煤窑的财务、合伙人、商业纠纷的调停人。这些都得益于他长期践行儒家伦理所获得的声望，他极强的道德感和诚信的品质。
3.被裹挟进入现代化经济的山西乡村。刘大鹏生于1857年，卒于1942年，他的一生处于近代中国变化最大的一个世纪。从大的历史叙事来说，这是中国人落后挨打，被迫反抗，并成功实现民族独立的一段历史。但落实到地处晋中的乡村、刘大鹏的故乡赤桥时，则是一个被“进步和落后”这种现代化话语重新形塑的过程。
赤桥村的主业是造纸业，村民善造纸，不仅解决了本地的青年劳动力的就业，还吸引了许多的外来移民。在刘大鹏的祖辈时，赤桥就不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乡村，大约一半以上的村民不依赖农耕生活，可以说,赤桥是一个由乡村工业支撑的社会。不仅如此，赤桥的很多人还出门经商。直至19世纪中期，山西一直处于中国与蒙古、俄国商贸往来的要道上，繁荣的边贸生意催生了许多山西的富户大贾；19世纪后期，对俄贸易衰落，但晋商网络开始转向票号，票号生意一度繁荣到中央政府都要向其借贷。流回山西的商业利润使得山西乡村的经济都比较活跃，年轻人离家经商，供养乡居的家人是当时的一种风气。
20世纪初，清政府实施“新政”，鼓励工商业，结果使得社会资源开始向城市集中，政府支持的民族工业因为投资不足，反而要向加重向农村的摊派。赤桥的人们感到了经济的压力。
辛亥革命，重创了山西原有的经济。一方面票号、商号在战争中被损毁；另一方面，随着清朝的覆亡，票号与清政府之间的借贷无法收回，新政府又需要得到大商贾的金钱来应付时局变化。同时，由于害怕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政府取消了与蒙古的边境贸易，这直接使得山西由一个主要的商道变成一个与外界隔绝的腹地省份，商业活力几被斩断。至1920年，山西的票号几乎倒闭殆尽，商号损失大半，大批失业者返回家乡，加入农耕队伍。赤桥本地的土地不足以养活当地的人口，不少像刘大鹏这样的人，失业返乡后还加入了小商人的队伍，他们从事山西早已有之的煤业。然而，煤业的困境在于层层税收，刘大鹏参与经营的都是规模较小的煤矿，课税之后，利润十分有限。20年代末，席卷全球的经济衰退影响至中国时，山西的地方政府着力拯救大型现代煤矿，通过把矿产所有权收归国有、加收开矿的注册费，来淘汰小煤窑，让大型煤矿控制市场。政府的做法意图很明确，因为现代化的企业更符合改革者的现代化梦想。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造纸、小煤窑这种乡村工业在种种困局中难以为继。最后，刘大鹏一家也“只能靠他们仅有的一片耕地度日”。
近代中国被裹挟着进入了现代化进程，同时也继承了现代化的话语逻辑——“乡村作为农业空间的观感，并且是需要国家将工业和商业引入的地方，这是源自欧洲的意识形态，被现代化者接受”。赤桥本以乡村工业为主体经济，但在被动的现代化过程中，它的乡村工业被压榨殆尽，人们只好依赖村里有限的土地供养。但此时，整个社会还未将农民的身份与土地捆绑在一起，城乡之间的流动未被阻断，刘大鹏的孙儿们还能在城市找到工作。土改之后，赤桥有限的土地分给个人，城乡界限分明，“农民”和“工人”身份严格，赤桥的造纸虽被批准，但被视为对农业的补充，是带有原始性、落后色彩的“手工业”，造纸工也需要自己种庄稼，向国家缴纳粮食税。当整个社会都接受了“把农民看作过时的封建生活方式的代表”，“而这种生活方式将被现代化的工业所取代”时，被裹挟着进入现代化的山西赤桥村就在这样的话语中烙上了“落后的”印记。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