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门前”的思考

杯酒人生
2013-08-27 看过
“法的门前”的思考
——读《法的门前》
《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8月23日)》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每当路过法院门口,看到众多为追求自己心中的公正而不断信访的群众,内心总有一种复杂而困惑的感受,人们所追求的公正究竟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左右着人们对正义的获取,以及法律对正义的运送。
客观地说,利益牵涉于具体案件中的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本身就处于争议冲突的两端,各行其是,各执一词,很难期望他们在获得法院判决时都平心静气地接受司法过程带来的结果:败诉方不满意自不待言,因为即便输掉的不是经济利益,也可能事关名誉或形象;问题是,胜诉方或许也不认可判决结果,毕竟人心不足,谁也不能保证他没有得陇望蜀之心。从这个角度看,即便司法工作人员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中严格依法办事,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更不涉及任何道德风险,仅仅鉴于司法裁判的居中特性所带来的这种后果上的两难,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甚至要让胜败双方皆服判息诉,确非易事。
这就提出了当事人眼中的公正与司法过程产生的公正可能并不一致的问题。当然,对于这种不一致,不能总是以强调法律的专业性、当事人对法院判决不理解或者对事实和法律的认识存在差距为辩解理由;相反,必须承认,跟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一样,法院判决也有发生错误的时候,错误的原因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像某些媒体那样动辄归咎于司法工作人员的道德风险更不足取,只会进一步降低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于改进和提升司法公信并无实益。
那么,如何解决当事人对正义的需求与司法过程作出的回应之间的差距?毫无疑问,提高司法的公信力、树立司法的权威非常重要。面对同样的问题,持信任态度的人与怀质疑之心的人会走向截然不同的两端。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戈尔与小布什之争,最终戈尔选择服从最高法院的裁决承认败选,与最高法院在历史上形成的司法公信,以及戈尔对最高法院权威的遵从密切相关,此情形发生在军政府国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正如作者所言,当整个社会被法律浸润之后,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会诉诸司法解决,而不是相反。
问题在于,提高司法的公信力、树立司法的权威不是一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有效手段,它仍然是需要努力的一个目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其最终的实现还得落实到一步一步的脚下。读完美国学者彼得•德恩里科教授和我国学者邓子滨先生共同编著的《法的门前》(以下简称“本书”),笔者以为,至少可以作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
首先,对于法治以及构成法治的若干制度,应当澄清其应有的含义,还以本来的面目。本书第十二章“对抗制”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认为,美国法律体系的面貌,最本乎其定义、运作和特征者,在于其核心原则:通过一个对抗制过程,可以最好地解决冲突。对抗制假定:(1)在讼争中陈明双方各自立场的主要责任最好留给那些最受该讼争影响者;(2)讼争者的对话必然产生自利偏见,而通过将对话置于不偏不倚的中立法庭面前,能够最大限度地抵消这一自利偏见;(3)冲突和对话能够受普适的程序和实体规则体系的制约,这一规则体系阐明了讼争结果中的国家利益。对抗制过程的终极目的不是胜诉,而是克制国家加入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冲动。
但这只是对抗制面目的一部分,作者同时指出,这种审判方式的成功受到至少两个条件的限制:(1)法院或陪审团可能无法获得所有的重要证据;(2)法官或陪审团可能没有能力进行关于真相的询问。在对抗制下,法庭发现案件真实的最佳方式是让每一方尽可能努力奋战,以一种强烈的派系观念,让法庭注意那些有利于本方的证据。但是,立场对立的律师之间的偏袒也经常妨碍关键证据的发现或者导致关键证据以一种歪曲的方式进行。因此,作者援引了法官角色正在转变、司法作用也在转型的现象:许多法官已经背离了他们先前的态度,放下了相对中立的姿态,采取了更积极、更具管理性的立场。所有这些,对于全面、客观地了解美国的对抗制不可不察。
我国虽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美国对抗制不同,但同样应作全面、客观的评价。目前,对所追求的法治中国的目标,尤其应重申其本来的含义。1997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的时候,法治被明确为一种治国基本方略,其主要含义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可见,“依法治国”这四个字的重点在于“法”,区别于“人治”的“人”,而不在于“国”;“国”为虚指,在统一之下的中国领土内,所有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都依法进行,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近些年,所见“依法治县”、“依法治镇”、“依法治路”等口号甚为流行,不经意间,法治的侧重点从“法”转移到了“县”、“镇”、“路”等等之上,这种表面上的突出和重视,其实在无形中淡化和曲解了依法治国的本义,并不利于法治观念的真正深入人心。这对于准确理解法治中国同样不可不察。
其次,应当在宪法的高度尊重个人,尊重理性。不同于其他各个相对独立的章节,本书第十三章至第十六章以“信奉陪审团”、“选择陪审员”、“陪审团的式微”、“一致裁决”连续四章体系化地探讨了陪审团的历史沿革、运作方式和精神价值。为什么人们愿意接受陪审团的审判并且认为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也是宪法修正案所保障的内容?从陪审团的产生来看,作者认为,赋予刑事被告人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是为了防止政府的压迫,其宁愿以陪审团的普通理智判断,以防止腐败的或者过分热忱的检察官的侵害,防止屈从、偏袒或怪癖的法官的侵害。但陪审团制度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运用陪审团审判,其核心难题是公众不愿将其接受为确定有罪的合法手段,大多数人依然对神明裁判充满信心,因为它是上帝的判断,对陪审团裁决缺乏信任,因为它是人的判断。何以以前接受神明裁判,而现在拒绝神明裁判?作者认为是因由于一种共同信仰,神明裁判是以对神的信任为基础,陪审团审判则是基于人的理性;陪审团与神裁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的功能,而在于两种看似背道而驰的制度所服务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不同。中世纪英格兰指望的是上帝的判决和教会的权力;21世纪的美国,作为宪政创造者们开明价值观的继承人,指望的是理性和平等。可见,理性的精神价值并非一开始就获得高度认可,而只是用以对抗不受制约的权力在司法中的延伸。陪审团开始将解决纠纷的正当决定之权,从上帝转给同样是神秘存在物的理性人。这种转型因个人主义开明哲学、理性主义和法律的正当程序而不断累积,从而将权威的核心从国王转到臣民,从一人之治转到多人之治,并最终转为法治。
笔者在此大量引述作者的原文,并不在探讨我国是否借鉴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而重在探讨该制度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即对个人和理性的尊重,试图阐发的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如何理解尊重个人、尊重理性?笔者以为可分为“减法”和“加法”两个方面。在“减法”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应当逐步有计划地减少和消除对宪法和法律所保护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某些限制,解除影响个人发挥其理性精神的种种束缚。十年前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以及当下正在酝酿的对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都属于“减法”的范畴,这些举措的意义不仅在于将宪法的规定落到实处,更有助于强化公众对法治的信心。
在“加法”方面,不仅要倡导和鼓励发挥个人的理性精神、创造精神,而且还应允许和包容个人的某些怀疑精神甚至反对态度。举例而言,在民事诉讼中,原告和被告的代理人各自为着委托人的利益尽责行事,其职业要求就是“各为其主”,相互之间必然存在质疑和反对,否则即无所谓争议,但现实中令人遗憾的是,一方对另一方代理人在法律之外横加指责甚至打击报复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连这个限度的异见容忍都无法做到,对他人的尊重从何谈起?又如何奢望对那些可能以怀疑和反对的形式出现但实则有利于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声音持宽容态度?更具争议的是,对不同声音的允许和包容究竟应作何种限度的理解,或许作者的观点仍可参考:接纳的机制是宪法,宪法是全国上下最权威的官方价值观的体现,这对所有的人都很重要。
此外,本书还涉及了法官、警察、律师等美国司法的部分主体,以及利益、公意、女权等价值观的探讨,全书始终保持了开放性的思辨精神。仅仅是这种精神本身,也不失笔者为之推荐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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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法的门前 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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