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德良长城和中国长城
今天看到一条微博，原文如下：
@严锋
与索耶谈了不少《三体》，我说索耶的宇宙和人类未来都比较光明，是否与西方启蒙和理性传统有关。而刘慈欣的宇宙是黑暗森林，文明彼此猜疑毁灭。索耶问大刘这样写，是否与传统和长城有关，因被侵略而形成的对外族和“陌生人”的猜疑防备心理；而他身处加拿大，移民来自五湖四海，所以更强调文明的融合。
我的第一个反应，索耶也太无知了吧！因为就在古罗马，也有非常著名的长城。当时为了防御日耳曼人南下，多米提安皇帝就曾连接多瑙河防线和莱茵河防线，建设了日耳曼长城为主的防御工事。以此为基础，此后皇帝不断加固这条从英国、经德国、一直到东欧罗马尼亚的防线，尤其是建设了举世闻名的哈德良长城。之后比乌斯皇帝又在英国建造了安东尼奥长城。其中，哈德良长城在英国和德国仍保存完好，是有名的文化遗产。
不过转念一想，其实问题不是那么简单，长城只是个符号而已。在此背后，罗马的确体现出一种多元性和开放性，而中国传统上对此一向强调不多。举个例子，罗马城自始至终是没有城墙的，而古罗马的道路在帝国境内密布如蜘蛛网一般，即使在和迦太基人打仗的间歇，罗马人也未曾因为防御外敌，而放弃建造道路的念头。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这绝不是一句比喻。相对来说，罗马长城的建造历史还真只局限于帝国的某段时期呢。
而对比中国，其实在大一统伊始的秦朝，就建设了从咸阳到对阵匈奴前线的直道，而历史上秦朝的灵渠、都江堰，之后的京杭运河，也是水利交通的典范。但相对来说，中国的公共建设还是无法与罗马相比（当然中世纪欧洲面对罗马也会惭愧无比）。记得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里提到，英国访问团对清朝北京的第一印象，就是北京虽然皇宫富丽堂皇，但公共设施很不完善。
由此看来，似乎真应验了罗马的开放融合，以及中国的传统闭塞。（举个例子，罗马的公民权是向包括行省人民、部落首领等开放的，即便你是行省出身的外族人，也有机会成为元老院议员甚至皇帝；而中国的向上晋升一直是以个人化、分散化的形式存在，强烈依附于官僚体系，以及官员的个人关系。）而考虑文化多元也是如此，在罗马帝国境内，存在着古罗马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等迥然不同的文明成分，而罗马人几乎未曾破坏这些文明社会的结构（不过也有哈德良把犹太人赶出耶路撒冷、图拉真分裂达西亚民族，乃至罗马彻底毁灭迦太基城等反例）。而中国自古以来面对的，大多是文明程度远低于己的异族（当然也有反例，比如佛教的全面影响，蒙古、女真族的侵略等），真正与异族的文明共处乃至互相影响相对较少。
这么一比较，尤其是正反面例子的叠加，让我觉得虽然中国和西方存在着某些区别，但因为不同年代、不同区域而有所区别，其实差别并没有那么大，也不是那么一目了然。比如刚才说到罗马的道路建设，其实在宋朝，由寺院和宗族投资建设的公共事业也非常蓬勃繁荣，各类通衢大道、桥梁设施丝毫不差。又比如说文化多元之分，且不论南北朝直到唐代的文化交融，即便开放如古罗马，在帝政的顶峰时期，也存在迫害基督教（尼禄及后来皇帝的镇压）、达西亚族等事件。
而且回到长城本身代表的所谓“保守性”来说，其实自古至今，扩张型的帝国非常少见，只有亚历山大帝国、蒙古帝国以及各个帝国早期阶段而已。而更多的是在四周建筑防御屏障的内向型国家。比如四处建造防御墙的罗马，以莱茵河、阿尔卑斯山作为天然疆界的法国，以岛屿为边疆的英国等等。就这一点上，长城和所谓保守性，还真不一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呢。
啰嗦一大堆，只想说，脱离具体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来比较东西方，尤其是东西方文化的异同，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严锋
与索耶谈了不少《三体》，我说索耶的宇宙和人类未来都比较光明，是否与西方启蒙和理性传统有关。而刘慈欣的宇宙是黑暗森林，文明彼此猜疑毁灭。索耶问大刘这样写，是否与传统和长城有关，因被侵略而形成的对外族和“陌生人”的猜疑防备心理；而他身处加拿大，移民来自五湖四海，所以更强调文明的融合。
我的第一个反应，索耶也太无知了吧！因为就在古罗马，也有非常著名的长城。当时为了防御日耳曼人南下，多米提安皇帝就曾连接多瑙河防线和莱茵河防线，建设了日耳曼长城为主的防御工事。以此为基础，此后皇帝不断加固这条从英国、经德国、一直到东欧罗马尼亚的防线，尤其是建设了举世闻名的哈德良长城。之后比乌斯皇帝又在英国建造了安东尼奥长城。其中，哈德良长城在英国和德国仍保存完好，是有名的文化遗产。
不过转念一想，其实问题不是那么简单，长城只是个符号而已。在此背后，罗马的确体现出一种多元性和开放性，而中国传统上对此一向强调不多。举个例子，罗马城自始至终是没有城墙的，而古罗马的道路在帝国境内密布如蜘蛛网一般，即使在和迦太基人打仗的间歇，罗马人也未曾因为防御外敌，而放弃建造道路的念头。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这绝不是一句比喻。相对来说，罗马长城的建造历史还真只局限于帝国的某段时期呢。
而对比中国，其实在大一统伊始的秦朝，就建设了从咸阳到对阵匈奴前线的直道，而历史上秦朝的灵渠、都江堰，之后的京杭运河，也是水利交通的典范。但相对来说，中国的公共建设还是无法与罗马相比（当然中世纪欧洲面对罗马也会惭愧无比）。记得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里提到，英国访问团对清朝北京的第一印象，就是北京虽然皇宫富丽堂皇，但公共设施很不完善。
由此看来，似乎真应验了罗马的开放融合，以及中国的传统闭塞。（举个例子，罗马的公民权是向包括行省人民、部落首领等开放的，即便你是行省出身的外族人，也有机会成为元老院议员甚至皇帝；而中国的向上晋升一直是以个人化、分散化的形式存在，强烈依附于官僚体系，以及官员的个人关系。）而考虑文化多元也是如此，在罗马帝国境内，存在着古罗马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等迥然不同的文明成分，而罗马人几乎未曾破坏这些文明社会的结构（不过也有哈德良把犹太人赶出耶路撒冷、图拉真分裂达西亚民族，乃至罗马彻底毁灭迦太基城等反例）。而中国自古以来面对的，大多是文明程度远低于己的异族（当然也有反例，比如佛教的全面影响，蒙古、女真族的侵略等），真正与异族的文明共处乃至互相影响相对较少。
这么一比较，尤其是正反面例子的叠加，让我觉得虽然中国和西方存在着某些区别，但因为不同年代、不同区域而有所区别，其实差别并没有那么大，也不是那么一目了然。比如刚才说到罗马的道路建设，其实在宋朝，由寺院和宗族投资建设的公共事业也非常蓬勃繁荣，各类通衢大道、桥梁设施丝毫不差。又比如说文化多元之分，且不论南北朝直到唐代的文化交融，即便开放如古罗马，在帝政的顶峰时期，也存在迫害基督教（尼禄及后来皇帝的镇压）、达西亚族等事件。
而且回到长城本身代表的所谓“保守性”来说，其实自古至今，扩张型的帝国非常少见，只有亚历山大帝国、蒙古帝国以及各个帝国早期阶段而已。而更多的是在四周建筑防御屏障的内向型国家。比如四处建造防御墙的罗马，以莱茵河、阿尔卑斯山作为天然疆界的法国，以岛屿为边疆的英国等等。就这一点上，长城和所谓保守性，还真不一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呢。
啰嗦一大堆，只想说，脱离具体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来比较东西方，尤其是东西方文化的异同，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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