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有一个“荒诞”的空壳

曾于里
2013-07-25 看过
(此为发表版本,有删节,我原本对卡夫卡式的荒诞写作论述挺多的,可能是篇幅原因吧,被编辑删了)


余华的新作《第七天》出版后,读者或批评或赞赏不绝于耳。不过,从众多的报刊评论及网络言论看,不满意声音居多,而批评几乎众口一词地倒向余华小说对新闻事件的挪用,有人称之为“微博大观”“新闻简报”。各类批评对余华“新闻简报”的过分指责构成了某种“议程设置”,而遮蔽了对小说另一个更关键问题的思考——荒诞手法运用的得失,而这个问题在中国当代文坛具有普遍意义。本文将就此问题展开论述。

社会的浮世绘

小说名为《第七天》,描述死者杨飞“我”死后七天的地狱之旅,同时穿插往昔回忆构成;小说的主体是“我”与不同的死者相识,并讲述他们的死亡故事。而讲述“死亡”的同时,小说指涉的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串联”起了无数耳熟能详的社会事件。
余华在海外出版过一本随笔,叫《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通过“革命”“草根”“山寨”“忽悠”等十个词汇解说了“美好的和丑陋的、先进的和落后的、严肃的和放荡的”并存的中国当下社会;某种意义上,《第七天》也可以说是《七天里的中国》。余华通过故事将目前中国各种坏现象进行了一次浮世绘般的揭示和批判。小说的结构方式还是独具匠心的。通过一次荒诞不经的地狱之旅,借由各不相同的“死亡故事”,串联起社会上的诸种现象,因为故事的讲述者不同,因此每个社会事件的组合和衔接并不显得生硬和尴尬——并最后成功地浮现了整个社会的群雕。
与此同时,通过一次社会浮世绘的描写,小说起到见证者和记录者的功能。小说中有一个有意思的情节:二十多年后,“我”终于与生母相认,报纸铺天盖地都是关于我们的新闻,然而两天过后,这个新闻迅速被伪卖淫的新闻取代,全民上下都在讨论当事者巧妙的卖淫方式。同样地,当下社会信息爆炸、瞬息万变,余华小说里描写的各种现象,都曾不同程度地在电视、报纸、微博等媒体上引发讨论,然而“昨天”的新闻——即便再轰动,也很快地被“今天”的新闻取代;多数人只会在新闻爆发时爆爆粗口,随即便抛却脑后,遗忘得一干二净。余华通过文学的形式,将其刻录下来,时过境迁,媒体上的新闻令人遗忘,然而,捧起余华的小说我们将再次记起。何况,余华的记录尺度之大前所未见,“新闻简报”的背后何尝不是直面现实的勇气?可见,对社会新闻的挪用并不构成小说失败的充分条件。
然而,为《第七天》做某种辩白并非意味着它是“文学正确”的。恰恰相反,笔者企图揭示的是众口铄金的批评声后的“沉默的螺旋”,即《第七天》的问题并不在对社会事件的挪用,而在于对社会事件中人的忽视和淡漠,从而导致了小说荒诞手法的彻底失败。

何为“荒诞”?

《第七天》的开头这样写道: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
事实上,看到这个开头,我的第一反应是卡夫卡的《变形记》——都是一天开始,发现某种惊诧莫名的现象,一个是有人打电话催自己去火化,一个是醒来发现自己成了大甲虫;但叙述口吻都如此冷静。但故事进展,相较于余华与真实事件的紧密互动,卡夫卡的写作与社会事件八竿子打不着,显得太不可信,正如略萨说的:“假如在您还没有读过《变形记》之前,有人告诉您那篇小说的主题就是一个可怜的职员变成令人厌恶的甲虫,那您有可能一面打着哈欠一面心想:立刻放弃阅读这类愚蠢的玩艺儿”,然而:
由于您读过了这个卡夫卡用魔术般的技巧讲述的故事,您就毫不怀疑地“相信”了格里高尔·萨姆沙的意外事件:您认可这个事情,您同他一道痛苦,您感到毁灭那个可怜人物的绝望情绪同样在使您窒息,直到随着萨姆沙的去世、那不幸的冒险搅乱了的生活又恢复正常为止。
《变形记》虽看似荒诞不经,但小说的推进却严格遵循逻辑,它的内里是对“常识”的尊重。当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之后,卡夫卡并未忘记他是甲虫,于是他冷静而细致地描写了甲虫翻身的困难,“那些活蹦乱跳的小脚”“轻微的钝痛”看似无关紧要(小说中有大量类似描写),并且读者阅读时也很容易跳过去,然而它们却使得这部荒诞小说充满了“现实主义的细节”,具备了真实的氛围(人们可以感受到自己若变成甲虫也是这样),从而使得读者在无意识中认可了荒诞的“真实性和现实性”。
一个亟需解答的重要问题是,卡夫卡的小说既然充满了现实主义的因子,何以他要为小说套上一个荒诞的外壳?借由荒诞的艺术形式,卡夫卡为的是发现、捕捉和书写某种共通的人类“体验”———这一“体验”人们日常或熟视无睹或习焉不察或难以名状,只有借由荒诞的显影液它们方能众目昭彰,人们读毕才大梦初醒般惊诧不已。
跳脱出卡夫卡,不难发现所有青史留名的荒诞类的写作,无论是《等待戈多》抑或是《鼠疫》,荒诞的形式下始终如一的是对人类某种模糊的“生存体验”的澄清,他们有一个共通的公式:荒诞形式——细节、逻辑(“现实主义细节”)——个体的生存体验(即“存在的抽象”)。据此,我们不妨推断出文学意义上的荒诞的三个应有之义:
其一,荒诞并非只是一种形式意义,它更关乎内容,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创新,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写作者‘创造’了荒诞。在一部荒诞作品出现之前,人们对某一人类状况习焉不察甚或一无所知,随着作品的出现,这一黑暗领域才被照亮”。也即,经由荒诞的艺术形式,为的是发现隐藏的生存密码。其次,荒诞远非意味着虚构上的随意和信马由缰,恰恰相反,荒诞更考验作者的“说服力”,它需要持久而耐心地关注细节,推敲逻辑,要步步精确、剥皮见骨、直指人心;再次,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书写,人心——或个体的“生存体验”都是小说关注的重点,它是小说的出发点也是目的地,伟大的小说最终必须能够诉诸个体的自我反省和批判,荒诞书写也不例外。
余华的《第七天》有了一个与《变形记》相似的开头,小说是如何继续行进的呢?

徒有其表的荒诞写作

《第七天》开头当“我”得知“我”死了,预约了火化时间后,回到家注意到了需要去缴纳水电费通知。“我”一如既往的冷静乃至冷漠,虽然“我”是死人,但在小说中,我与一个“活人”没有任何差别,去殡仪馆火化,等公交、排队拿号等等,竟然像吃饭上厕所那样状态轻松。小说缺乏卡夫卡式的严密的逻辑推进和细节描写,它与我们的常识完全悖理,人物显得太过虚假浮泛。
这便是《第七天》存在的致命问题,当余华过于专注于社会事件以及其所谓的批判意图时,社会事件中的人及人心,便成了他无暇顾及的领域;余华并非借故事来衬托人物、穿透内心,恰恰相反,人物只是承载故事的道具——他们的内心是空白的;社会挤压下个体生之艰难、死的恐惧、生死之间的纠缠这些深刻命题余华只字未提。他们仍然只是电视新闻中的甲乙丙丁,面目表情模糊不清。他们不过是余华创造出来的合格道具,为的是把所有的社会事件串联起来,以实现其社会批判的“宏伟意图”。
卡夫卡借助荒诞,为的是进入人性的幽微领域,发现人的“异化”这一可怖的事实,并由此反思个体与社会; 而余华,不过只借用了荒诞的壳表达了空大的观念,始终未触及荒诞的秘密内核和奥妙所在。卡夫卡式的写作太过艰难了,他必须在虚拟的框架中填满现实主义的细节,时时刻刻紧贴个体的生存体验,令荒诞显得真实; 而余华式的写作又太过简单了,他不过将那些陈旧新闻进行罗列与排版,令荒诞显得荒谬。余华太迷恋于字面意义上的“社会批判”,而无法经由社会事件提炼出某种共通的“常识”,他显然是忘却了,他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之所以令人难忘,并非故事多离奇,而是通过人物的一次次“重复”传递了某种简单——却普泛的、直入人心的“体验”——生之艰辛,坦然活着。而《第七天》里,对“人”的遗忘,对人的“生存体验”的遗忘,以及细节和逻辑的阙如,导致小说“说服力”欠缺,当下读者都难以产生共鸣,遑论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读者乃至我们的下一代读者,这部小说只会成为他们猎奇的道具——因为它从未抵达人心,它也不可能获得卡夫卡式的超越时空的恒久魅力。
《第七天》对荒诞手法的错误理解和粗浅使用具有标本版的典型意义。从阎连科的《风雅颂》、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到余华的《第七天》,以荒诞来书写现实中国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叙事策略,然而,他们的实验都不成功。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仍旧停留在“文学反映什么”的初级阶段,自然他们笔下“荒诞”徒有一个空壳,内里不过是种种社会现实浮光掠影的扫描,以实现某种浮面化、场面化的情绪宣泄和道德评判——而非借由荒诞的透视镜窥见潜隐的人性体验。他们才刚抵达荒诞的门槛,就以为自己到达了目的地。是到了推门而入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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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第七天 6.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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