憎恨与怀念——译者眼中的保罗·索鲁

苏西
2013-07-10 看过

人对同一件事的印象,有时会发生奇怪的变化。

我对这本《火车大巴扎》的感觉,就像作者保罗•索鲁对待这段漫长旅程的感觉一样,从结束它的那一刻起,所有的憎恨都停止了,而怀念开始。

(一)
索鲁不是那种令人愉快的旅行作家,他眼中的威尼斯是这副样子:“潟湖上飘着闪亮的油膜,就像被意大利画家卡纳莱托绝望地修饰过,水面上还浮着将近一米宽的垃圾……白骨色的泡沫被风吹成了小堆,漂在水面上。”白骨色的泡沫!我心目中的圣马可广场呢?夕阳的微光呢?悠然踱步的鸽子呢?这些索鲁统统没有写。他搭乘的东方快车只在威尼斯城外略停,只够他看着同车的美国老夫妇费力地走上月台,“这对夫妇见过威尼斯的盛时光景,可如今这座城和看城的人都已老衰,忍受着岁月的致命折磨。这里头有种奇异的般配。”

索鲁就是这样,冷冷的,隐约透着嘲讽和酸涩。他从不打算客观,他用的是自己的眼睛。这双眼睛时常注意到一些微末到惊人的细节,它们或许没那么优美,却异常真实。在贝尔格莱德的站台上,他看见帽子端正、裤线笔挺的巡查员手里各拎着一只鞋,光脚走路,“他宽大的脚板像萝卜一样,白而圆钝”。他看见睡着的陌生旅伴,在灯光映衬下,虚弱老头的睡衣扣子一直扣到脖领,那张脸苍白灰败,一副遭罪的神情。在伊斯坦布尔的豪华酒店里吃饭时,他说侍者们长得全都差不多,就像是同一家族辈分不同的亲戚,当他们用法语回答食客的英语提问时,每个人的小胡子下都带着殷勤的假笑。你或许不喜欢他看见的这些情景和调调,却不得不承认,他有一支细密而老辣的笔。

从伦敦出发,贯穿欧亚,你跟着这位尖酸的旅伴,看他发牢骚,一路冷嘲热讽,愤世嫉俗。旅途愈到结尾,他的脾气愈坏,渐渐透出忍受和憎恨的意思来。在似乎永无止境的西伯利亚横贯线上,一连数日,车窗外全是相同的冰雪和树林,他的耐心就要用尽。火车驶上伏尔加河的长桥,同车人都拥到窗边,凝视着黑幽幽的流水。他却听到包厢中传出清甜飘渺的圣歌,那柔和的童声轻轻唱到:“昔日大卫王城中 有一简陋矮牛棚 母亲诞下小婴孩 暂借马槽作儿床……”索鲁心间涌起几乎难以负荷的哀伤。面对广袤的大地和即将结束的旅途,他心里只有疏远和厌倦,焦躁让他禁不住喃喃咒骂。可就在几个月前,在刚刚驶离伦敦的火车上,索鲁喜滋滋地写下,“我认为,旅行半是逃离,半是追寻……”,旅程过半时他依然兴致勃勃,“坐火车,是游目骋怀的双重旅行:车窗外闪过的是不停变换的亚洲风景,而内心里,我在记忆和文字的私密世界里漫游。”但此刻,那个悠然的陌客旅人早已不见,车窗边默默伫立的只是一个归心似箭的丈夫和父亲。

(二)
这本书其实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游记,让读客跟着作者看山看水看风景。索鲁是个小说家,他的目光永远停留在人身上。如他自己所说,他寻觅火车,他发现乘客。在这趟漫长的旅途中,各色人等如流水般来了又去:疲乏的老头达菲尔不知是否赶上了火车,令人啼笑皆非的萨迪克不知有没有猎艳成功,开伯尔山口月台上的疯子在欺负小男孩,曼德勒火车上八十岁的老厨师絮絮道起陈年旧事。但我们看到的人永远比他多一个,那就是保罗•索鲁自己。这的确是一场双重的旅行:我们看见广袤大地上变幻的风情,也渐渐看清旅人起伏波动的心境。在冷嘲热讽的掩饰之下,他其实是个十足的软心肠。印度南部的小站月台上,乞丐少女在雨雾中艰难而缓慢地朝着车厢挪过来,索鲁说,她残破的躯体上有张灿若明霞的脸,在大雨中微微冒着热气。他在口袋里到处搜摸现金,可火车开动了,他徒劳地朝汪着水的铁轨上扔出了一把卢比。

旅人是自由的,但也是孤独的。整个世界向你敞开,但相遇都是刹那间的错身,你没有融入的时间,别人也无法真正走进你的世界。一路上,索鲁懒得跟旁人解释作家的身份,于是常常胡编乱造:一会儿是医生,一会儿又是老师。这就像穿了件隐形衣般得意呀——我看得见你,你却看不见我。可游戏玩多了,也渐渐没了兴致,旅程将尽的时候,去往札幌的日本火车上,索鲁正为前一天犯的“晕旅行症”忐忑不已。他怀疑自己是否还有跟陌生人搭话的本事,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喜欢旅行。就在此时他遇见了老乡,那位洛杉矶大汉穿着方格子衬衫和牛仔裤,一身美国伐木工装扮。他乡遇故人,哪怕是这一点微薄的亲切感,也足矣让索鲁说出了大实话。他把这趟旅行一五一十地讲给对方听,连计划中的书名都告诉了人家。可是,“我这一番直抒胸臆却造成了奇怪的效果:切斯特以为我在扯谎……他用颇带着安抚意味的口气跟我说话,就好像我是个疯子。”美国老乡死活想不通谁会看游记,“人人都旅行呀,谁还会看书?”一番徒劳的解释之后,索鲁嗒然望着对方匆忙离去的背影。他继而转头记述车窗外的雪国风光,但披着皑皑白雪的海岸线,其实算不得荒凉。

伦敦、巴黎、伊斯坦布尔;孟买、岘港、青森;伯力,鄂木斯克,莫斯科,这一串地名如散落的珠玉,叮咚清脆。可四个月路途中的孤独,只有旅人自己知道。“旅程是圆的。我已经走过了亚洲,在半个地球上画出了一道抛物线。毕竟,纵然万水千山踏遍,开阔了眼界也开启了心灵,但它依然只是行者的归家之旅。”我不得不承认,《火车大巴扎》全书将近23万字,425页,可一直译到第424页上这句话,我才终于彻底被他打动。

到底是小说家,就算是写游记,也总想着结构要完整。这本书的头尾有着优美圆熟的衔接,最后一句话正是开篇的第一句,平添一种奇异的轮回感觉。而呼应之中除了衔接,还有对比。开篇头一段里索鲁兴冲冲地说,火车的汽笛声仿佛有种魔力,火车上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而且它“好似永远不会到达终点,也无需到达终点”。就像电影镜头一般,在旅程伊始,伦敦郊外的平交道口,汽车排起了长队,给这辆疾速驶往巴黎的列车让路。火车乘客们带着胜利者的心情,幸灾乐祸地瞅着乖乖等候的车流。而在“影片”的最后,汽笛声和平交道口再度出现,可这一次,呜呜的声音在索鲁耳中显得悠长而愚蠢。但有句话他没说错,在火车上的确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原本不需要终点的旅人,如今一心只盼着快点下车。

(三)
小说家是最好的游记作家,也是最坏的游记作家。旅程中匆忙的一瞥,如同潦草的速写,能不能发展成动人的风情画,全看细节的填补。小说家太明白细节的重要,也拥有足够的想象力——不知对游记来说,这究竟算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读这样的游记十足享受,一笔笔细细织就,像3D电影般立体生动。可翻译这样的作品,成就感之余,有时也极为受罪——索鲁的观察和描写实在是太细了,细节一多,要核查的东西就格外多。查资料这回事可不像乘火车,印度乡间的火车就算再慢,也有确定的终点,可查资料宛若面对白茫茫的新大陆,压根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况且,索鲁先生在这上头的表现格外“恶劣”——他大概认为读者们看过他读的一切作品,不必解释人人都能领会(这就是《粘住》里提到的“知识的诅咒”,我懂,就认为你肯定懂),所以他信笔由缰,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一丁点儿能帮助读者理解的蛛丝马迹都懒得给。读者对这些细节可以置之不理,顶多十几个字而已,跳过去就是,可翻译不行啊。这种看不明白的话好似有种魔力:它会变成爬山虎,每个字母上都长出细丝样的小爪子,牢牢地抓住你,努力往上攀,摇着尖儿上的小叶子冲你呐喊: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你不可能假装看不见它。

比如第二章。明媚的阳光下,阿尔卑斯的山影从车窗里闪过,东方快车到了瑞士。索鲁先生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到了沃韦,我想起了黛西”。然后就施施然走开,去冲果子盐调理肠胃了。留下翻译小姐我愕然地盯着这十几个字,狂汗不止——请问黛西是哪个???他的前女友?看着不像。前文那位同车的比利时姑娘叫黛西?貌似也不是,而且他干嘛没头没脑地在瑞士想起人家?要么,就是他夫人?他倒是提过在站台和太太吻别的事。

于是翻译小姐开始在网上搜寻保罗•索鲁先生的花边新闻。唔,他的太太叫安妮,育有两子马塞尔和路易斯,长大后都成了作家和编剧。这段婚姻还蛮长的嘛,67年到93年,26年哩。咦,95年他又娶了希拉?这老小子!他……

爬山虎摇着绿色的小手掌,尖声喊着“黛西!黛西!”

看来黛西不是他前任或太太。那么肯定跟沃韦这个地方有关系。

在搜索栏里输入Vevey,Daisy,好像有戏哎:在维基百科的链接下面,赫然写着:Vevey is one of two locations that comprise the setting of Henry James' novella Daisy Miller.

黛西•米勒!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女主人公黛西和男主角初遇在沃韦!

等等,亨利•詹姆斯,是写《白衣女人》的那个吗?不对,那个是柯林斯,亨利•詹姆斯写的是《一个女人的画像》,还有《螺丝在拧紧》,咦,我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个改编的电影,去查查……

我能把这本书译完,真是个奇迹。


这段横贯欧亚的旅程,索鲁走了四个月,我译书的时间也差不多持续了四个月。译书就像演员拍戏,想要精彩,必得入戏才行。索鲁是美国人,可不知是天性如此,还是在英国住得太久(17年),他的脾性里总渲染着一抹阴沉雾气,看人看事刻意维持几分距离,时不时还流露出一丝文化上的傲慢。用个流行词儿来说,他不太有“正能量”。做读者,你可以与文本保持距离,可作译者,你必须代入。不管你自己性格如何,在这几个月里,你要尽力变成他,用他的口气说话,用他的眼睛看人。回头重走这段四十年前的旅程,我自觉脾气渐渐恶劣,灰扑扑阴沉沉。在字母与字母之间,保罗•索鲁日渐孤独、疲惫,在笔画与笔画之间,我的“厌憎”也日益加深。

但旅途总有终点。前半段支持你走下去的,是看世界的好奇,而后半段支持你走下去的,是归家的渴望。在回伦敦的火车上,回家已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心神俱疲的索鲁终于轻松下来。“电影镜头”已经带有留恋的味道,朝着膝头上四个厚厚的笔记本缓缓扫过:本子上染着马德拉斯的水渍,罗宋汤的迹子,蓝皮本上的烫金字写着“旁遮普站前市场”,而土耳其的阳光把红色的那本晒成了粉红。这段旅程就要结束,一切已成回忆。隔着完成的释然往回看,感觉立即不同。对孤独的憎恨已经结束,而怀念开始。

“我道了晚安,回到铺位上去读《小杜丽》。在米格尔斯的话中,我找到了几分启示:‘人总是一离开某个地方,就开始宽恕它了。’”

对于旅行,对于保罗•索鲁,大抵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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