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独裁政党及其组织形态

一叶河图
2013-06-30 看过
《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是王奇生先生在查阅大量档案、笔记等资料的基础上,十年磨一剑的力作,该书在研究对象上以国民党为主,兼顾苏俄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从政党的组织形态入手,分析了国民党自1924年第一次改组以来组织结构的变迁。作者借助详细的资料,运用量化分析的方式,对国民党组织形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每一个结论都出自具体的史料,可谓言之有据。本书总体的论断是“国民党是一个老党,一个大党,但却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和政权垄断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其党的组织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的状态中,其离散而有限的‘党力’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它训政的力度。”(2页)因此在论述时难免带有一种悲观主义色彩,全书正是在这一基调下对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展开论述。
(一)主要内容
该书对国民党组织形态的论述大致以时间为节点,1924年——1927年是第一时期,这一时期重点论述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国民党的内部组织形态,以及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部的真实话语权,1927年——1937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是在国民党完成清共之后的国民党内部组织形态,从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入手,并重点论述了国民党的派系斗争,1937年——1949年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是重点论述国民党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后,政党与军队、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三个阶段,王书论述的重点前后各有不同,但是并不是完全的在这一时间段内进行分析,在我看来更多地是进行专题式的分析,如论述党政军之间的关系,可以上述到蒋介石北伐战争时期依靠军队来提升自己的威望,地方官僚借机把控地方政权,是地方党权屈居于政权之下。这些都需要放宽历史的维度来加以把握。
(二)共产政党对国民党的影响
共产政党对国民党的影响,需要从利弊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有利的一面是促成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改组,从此以后的国民党虽然相比共产政党在组织上缺乏一定的严谨性,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凝聚了当时的人心,为国民党从偏居一隅到夺取全国性的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面可以从孙中山改组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可见端倪。
首先是孙中山注重考查苏俄办党建军的经验。“孙通过鲍罗廷所借鉴的主要是苏俄的办党建军经验。”(11页),并且派遣蒋介石前往苏俄对苏俄共产党及军队的组织模式进行考查。
其次,孙中山借鉴了苏俄建党的党章。“通过对1924年国民党‘一大’制订的《中国国民党总章》的文本进行考察,发现其最初的蓝本是1919年12月俄共(布)第8次全国代表会议颁发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14页)
第三,孙中山注重基层建设,向国民的党转变,注重吸收群众。刚改组时的共产党注重吸收各方面阶层人士加入国民党,在初期形成了以五四知识青年为主体,包含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地主等阶层的政党。
不同于苏俄共产党,孙中山在师法苏俄的同时,对共产主义仍然抱有一定的排斥心理,对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也怀有一种蔑视心理,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政党,必将被国民党吸收。
对共产主义的排斥,可以从建立党军的理念得以窥见。国民党的党军,虽然借鉴苏联的赤军制度,但是“苏联红军的最主要特色,不表现在它的军事技术层面,而表现在它的政治组织层面,大体而言,乃将严密的党组织细胞置入军队的各级系统之中,以保证军队绝对服从于党的组织权威和意识形态权威。”(25页)这一点,虽然国民党在建立黄埔军校时,已经注重加强对学员的思想政治建设,但是在国民党内部,并没有形成自己严密的党组织细胞,这一方面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排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地方的强势、中央的弱势所造成的,但是在建立党军及后来革命的时期,如果能够注重对党军内部党组织的建立,相信国民党的中央集权能力会有所增强。
     而对于共产党的蔑视,则从国民党一大未就国共两党关系形成专门性决议和明文写进大会宣言可以看出,虽然这可能是避免赤化嫌疑而有意淡化宣传的策略,但是更直接的因素,当在孙中山当时的意识中,并不认为国共关系是一种党际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内心当中轻视共产党的心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孰料正是中国共产党严密的政治组织形式对国民党内部形成了巨大的冲击。首先共产党宣传的威力,导致口号、理论在国民党和社会流行,共产党拥有强势的话语权。“两党组织反差在国民党引发反共浪潮,另一种反应是,一部分富有革命热情的国民党青年,鉴于共产党组织严密,国民党组织疏散,转而加入共产党或青年团。”(82页)这对国民党的打击非常大,因为革命中需要的青年的热情,而不是老成派的持重。同时“国民党员大量加入共产党,实际上改变了国共合作的初始形式。亦即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项流动,发展为国共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85页)这使“容共”变为“容国”,并最终导致蒋介石的清党运动。
该书通过对比,发现北伐时期,国民党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百万党员的大党,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党力”尚不若仅有数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其认为“仅袭用俄共组织的形式,而未能得其组织内蕴,组织技巧与意识形态相脱离,当是其主要症结所在。”(90页)
(三)国民党群体构成
在大革命时期,王书通过查阅档案资料发现在这个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党员大致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其主体均是‘五四’知识青年。”(26页)“五四”知识青年多数是初高中学历,信仰各种主义,并对入党怀有功利主义的色彩。这一时期的国民党经过改组,并且借助国民大革命的东风,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以国内民众为基础的动员型政党。
但是在1927年国民党开始执掌全国政权以后,政纲政策改弦更张,其中一个最明显的蜕变就是党与工农民众割裂开来。“民众运动被禁止,民众团体受控制。国民党由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以官僚政客为主体的执政党。”(103页)这一方面是打击共产党导致农民、工人退出国民党,一方面也是地方官僚、封建地主窃取地方政权,加入国民党造成的。同时由于经费困难和人才缺乏,此时的国民党组织缺失,“最主要表现是在重上层、轻下层,基层组织大多有名无实。”(41页)
国民党群体构成由民众、知识分子为主向军人、政客为主的过程,该书作者花费了很多的笔墨用来描述,其中较为典型是以“1928年2月二届四中全会撤销农民、工人、商人、青年、妇女五部为起始的。”(104页)
现代主义的政党都是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而国民党既然由农民、工人为主的政党变为资本家、政客、军人为主的政党,正应该替资本家说话。然而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党,还必须注重法律的作用。这就导致国民党很难在工人、资本家之间寻找到平衡,获取任何一个阶级的绝对支持。该书通过三友会社事件中国民党的态度,表明“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其结果,国民党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只能建立于军队之上,一个政党的生命力有赖于一个可靠的社会阶级基础和基本民众。国民党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于缺少这样一个可靠的民众和阶级的基础。”(122页)
(四)国民党内外派系斗争
王书认为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在孙中山改组前后都有所表现,但是由于孙中山个人的强势,能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但是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日益复杂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蒋介石通过军权攫取国民党党魁的位置。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的掌控,尤其是打压西山会议派、孙科为首的太子党、地方派系等,极力扶植自己的势力。但是其使用的均衡策略,在扶植CC系和力行社为己用的过程中,非但没有平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反而导致二者争权夺利,降低了自己对国民党的控制力度。蒋介石对CC系和力行社的组织如下表所示:
        CC系的组织系统(1933——1938) 力行社的组织系统(1932——1938)
第一级 青天白日团 三民主义力行社 秘密组织
第二级 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 革命军人同志会、革命青年同志会 秘密组织
第三级 活动集社(干社、诚社等) 中华复兴社 秘密组织
第四级 外围团体(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外围团体(中国文化协会等) 公开组织
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CC系和力行社分别代表不同的利益,这二者在现实中肯定会产生很深的矛盾与分析,因此国民党内部党员权利的争夺就导致国民党组织结构日趋涣散。
王书认为后来蒋介石虽然认识到二者之间的斗争,在1939年将二者加以解散,但是蒋介石扶植两种势力在党内平衡的观点并未放弃,而是扶植三民主义青年团与CC系继续为己所用,却在间接中削弱了国民党的组织严密度,党统在各派系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濒于破裂,党势亦在派系的内耗中日趋衰微。
(五)国民党与军队、政府之关系
王书认为国民党虽然在章程上规定“以党治国”,然后现实所迫,导致军队、政府的权利都超越于国民党,使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并未能够深入到基层,也不能够在政府和军队中拥有绝对的控制力。
军权的膨胀来源于军事独裁者蒋介石对军队的信任,由于从北伐战争中获取了国民党内威望的显著上升,因此蒋介石格外看重军权,军权却凭藉“安内攘外”而急剧膨胀。“法理上的‘以党治国’,‘以党治军’,演变为‘以军治国’,‘以军治党’的局面。”(150页)作者通过对全代会、中常会和中政会的地位由至关重要到无足轻重这一现象的描述,认为实则党权已为其他力量所侵夺取代。“而侵夺党权的力量,不外军权与政权,其中主要是军权。”(168页)
同时,王在书中指出,“党治与军治相为表里的体制,并非仅指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而是贯穿于整个国民党执政时期从中央至地方的一种政治体制。”(170页)蒋介石除了通过推行报价制度和新生活运动达到社会军事化的目的外,地方也存在军阀势力如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因此这一体制不能仅仅看作是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的结果,也是由当时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
从国民党内部来看,“军人党员的膨胀,显示出战前国民党组织的军事化倾向。”(249页)这种军事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贯彻其“以军治党”和“以军代党”战略的结果。
    王书认为,在“训政”体制下,党政两大组织系统双轨并进,形成一种双重衙门体制。“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控制体制由单轨制向双轨制的重大转变,亦是近百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由帝治到党治,由王朝体制向党国体制转型嬗变的一个重要表征。”(180页)而国民党党政系统的法理形态是:政的系统:中央政府——省政府——县政府——乡镇——保——甲——户;党的系统: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小组——党员。虽然“在党政人事关系上,国民党中央高层的党政主要角色基本上是相叠的。而在地方,党政人事在多数情况下是分开的。”(188页)其这样做的目的王书认为是为了地方行政系统不受党权的干预,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管理职能,以免地方党部介入行政事务而造成地方政治的紊乱。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党的系统与政的系统是处于平衡的状态,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权利隶属状态,所以“以党治国”的理念也就无从谈起。
造成这种党政分离的原因除了蒋介石的个人意志外,最主要的是经费不能独立,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权利,为了保持地方的权势,对中央的政策会产生抵制情绪。同时“党政人员的薪俸相差过远,也是导致地方党权低落的一个重要因素。”(195页)
通过论述,王书认为“国民党推行党政分开的地方党治体制,其间因素虽然复杂,但并非有意使其政治体制朝着民主政治的方向迈进。正是这种党政分开的地方党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消弱了国民党的党治权威和党治基础。”(191页)
(六)结论
     《党权、党员与党争》一书认为国民党退败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组织的软弱。而组织软弱的主要表现:一是前期与共产党合作时丧失了党内的话语权,清党后又不能吸引广大青年加入国民党;二是“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理念被“以军治党”、“以政治党”的实际所代替;三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矛盾丛生••••••这些原因都是王书所论述的重要内容。
    王书论述国民党的党员、党权与党争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是注重派系斗争的描述方面,过多的注重CC系和青天团之间的分歧,而对于蒋介石与地方及中央其他派系的矛盾着墨不多,二是突出国民党弱势的一面,并未就其优势进行论述。三是我以为蒋介石对于国民党的定位如何?是将其作为维护政权的根本,还是仅仅当作其军事独裁下的一个附属品?这个定位问题事关对国民党的重视程度,书中并未加以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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