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与“柏克定律”

Devindlp
2013-06-29 看过
柏克最为后世注意者有二:一是他作为“保守主义鼻祖”的“保守而自由”(刘军宁语) 的政治思想;二是他在《法国革命论》中作出的法国大革命的“毁灭性的破坏终将导致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强权的出现,唯有它才能够维持社会免于全面的混乱和崩溃”的“历史学史上最罕见的准确预言” 。
对于前者,学界着力尤多,刘北成“论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 ,而刘军宁则评述为“保守的柏克,自由的柏克”,何兆武先生 及彭刚 诸人之论述,亦多入此类,似乎“保守—自由(激进)”、“改良——革命”、“经验主义(有限理性)——理性主义”、“理论——实践”等二元框架已成柏克研究的标准范式,这一类研究也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保守的辉格党人”的柏克形象:即一方面他承续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对个人权利尤其是生命权和财产权的保护(柏克之所以反对法国大革命,重要原因即在于革命时期暴力泛滥造成的对公民权利的肆意破坏与践踏),倡议宗教宽容,强调公民法治而反对集权与专政;另一方面,他又维护秩序与等级制度,呼吁对于传统的保存与继承,与暴力革命相比他更倾向于立足传统之上的渐进改革,提倡贵族政治和强烈的宗教热忱等。
至于后者,虽常见于解读柏克的文章当中,却大多被一笔带过,仅一个“历史学史上最罕见的准确预言之一”,寥寥数语便概括了作为大革命的预言家的柏克形象。彭刚教授曾撰文论述“柏克的法国革命观”,长达数万言的论文当中,提及此处者,也不过一句“柏克所作的预言则有许多为后来事态的发展所证实,他也因而被有的人目为预言了拿破仑强权统治的先知。”似乎卜测未知从来不过方士之为,而于柏克,则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一时兴趣偶尔为之,不值一提罢了。
然而,对于历史的洞见向来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表现之一,诸葛亮因“隆中对”准确预判天下大势而以智慧化身的形象留名青史,柏克的预言又何逊于“三分之策”?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拿破仑上台执政,建立强大的欧洲政治霸权的事实,按之柏克于1790年写下的“我不知道把目前法国的政治归入哪一类,它扬言是一种纯粹的民主制,但我认为它正在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迅速地变成一种有害而不光彩的寡头政治”,丝毫不爽。甚至在革命初期,柏克便预言了法兰西共和政治的命途多舛:“你们的新共和国是在那些标志着堕落与腐朽的共和国的种种腐化之中诞生的、繁殖的和养育的,你们的孩子是带着死亡的征兆来到世上的,希波克拉底的面孔成了他容貌的特征和他命运的预兆。”如此,认为柏克是法国大革命的冷静而审慎(周密而审慎,并富于敏感的心,是柏克认为一名政治家理应具备的素质 )的“先知”也并不为过了。
当然,偶然做出的对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合理预判对于一个审时度势“具有历史眼光”的人来说,或许并非难事,尤其是考虑到历史本身充满偶然性与“无目的性”,这种预判便有了更多可供事后解释的因素。当年何海鸣撰《亡中国者和平也》,随后黄侃更进一步,直言《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数月之后,武昌枪响,辛亥革命爆发,正中二人预言,这两篇评论因此成为新闻史上一段佳话。而于何、黄二人相比,柏克作为审慎的政治思想家的独特之处,恐怕更要显于其“革命预言”的“普遍规律性”了,即柏克的预言不仅被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的拿破仑专政所验证,更为一次次的暴力革命后的政治走向所证明。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法国革命论》中的“柏克预言”实在具有了“柏克定律”之意味,而这一定律也被众多后世学者重新发现,重新表述并逐步赋予其新的丰富内涵,而概其要义,王奇生“暴力革命易产生专政” 之言或可作为关于大革命与专制统治的“柏克定律”的一种表达。
论及“柏克定律”之证明,无疑首先应对此定律之前提环境——法国大革命做一浅要考察。两百多年来观察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文献浩如烟海,不胜其繁,然这一场深刻影响世界历史的大革命留给后人的一般印象则恰如名画《马拉之死》:充满阴暗与血腥。有人曾说凡是英文里能找到的各种难听骂人的词汇都被柏克写进书中用来形容18世纪后半段在法兰西的广袤领土上掀起的那一场疾风暴雨。与传统的决裂、对秩序的破坏、暴力斗争的泛滥(“悬着头颅”的路灯杆曾多次出现在柏克的描绘之中)、充满浪漫主义的革命手段、平民的阶层的广泛参与(因此使得法国大革命蒙上了一层民粹主义色彩)以及革命背后对于抽象政治理论的狂热追求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轮廓形象。而这场几乎要摧毁一切的暴风雨也成为当时席卷欧陆的政治狂潮,以至于所有的知识分子在此问题上都不得不表明立场。
再以法国大革命之特征考察其后世界历史进程,能在以上方面与之相较者,则有俄国之“十月革命”与此后的中国革命,美国革命虽常与法国革命相提并论,在时间与空间(影响范围)跨度以及暴力程度方面自有差别。若要再对以上诸革命事件进行抽象,从而建立一个显示普遍特征的革命模型,则有彼得•卡尔佛特之研究 。在《革命与反革命》中,卡尔佛特概括革命的共同特征为“突发的”、“暴力性质的”、“革命是政治演替”、“革命是变革”,并提出了有关革命的三个经典问题:资产阶级革命问题、自发性问题和“革命之后将发生什么”,其中尤其重要的是第三个问题,而通过对多个国家多次革命的观察分析,卡尔佛特得出结论:“带来进步的革命性事件的后果,和从事改革的政府一样,都可能造成威权主义独裁的上台,并组织进一步变革”——正可看作“柏克定律”的另一种表述。而不论承认与否,俄国革命后的列宁与斯大林统治、中国革命后的毛泽东时代,乃至古巴之卡斯特罗等等,实皆具有鲜明的专制政治特点,从而为“柏克定律”提供了事实证明。
那么,何以规避柏克预言的革命命运,从而实现革命后政治共同体的重建与稳定?在这一问题面前,首先值得考察的便是“柏克定律”的例外——英国革命与美国革命。柏克本人是极力推崇光荣革命的,其之所以抨击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便是认为法国大革命违背了英国光荣革命的宪政自由传统;而其对于法国大革命与美国大革命截然相反的态度,则成为柏克研究的法门之一。对此的一般意见,则如何兆武先生所言“柏克赞同美国革命,是因为美国革命乃是以英国传统的自由观念为其基础的。柏克反对法国大革命,是因为法国大革命乃是以抽象的理性(或者说形而上学)观念为其基础的”。此说或可解释柏克之态度差异,及为此二国革命特立于“柏克定律”之外做前提意义上的解释。,然要从革命事实的角度细致探讨美国革命之所以规避“柏克定律”的原因,则推汉娜•阿伦特之《论革命》。在这本深入比较研究法美革命的专著当中,汉娜•阿伦特引用罗伯斯庇尔而写道:“革命的终极目标是自由的宪法,革命政府的实际任务则是建立共和国”,同样是资产阶级革命,美国之成,法国之败,恰关系于此。虽然汉娜•阿伦特认为“法国大革命以灾难告终,却成就了世界历史;而美国革命如此功成名就,却始终不外乎是一个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但是她也不否认相较于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成功的关键之处在于“美国殖民地在武装起义和《独立宣言》之后,在所有十三个殖民地,都自发地爆发了制宪活动”。“叛乱的目的乃是解放,而革命的目的是自由立国”,正是对这一原则的普遍认同及制宪立国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美国革命跳出了“暴力革命导致专政”的历史怪圈,规避了法国大革命陷入无休止的暴力与专制之中的危险命运,完成了“构建自由”之革命任务,开创了“新秩序的时代”,从而奠定了美国两百多年的内部稳定。
而在中国,这一革命建国的关键历史节点,则被高全喜定位在了《清帝逊位诏书》颁布的那一刻,“革命退场,宪政出场”成为共和国肇始之际的生死时刻。至于“构建自由”与“建立新秩序”在高全喜那里则以“建国”与“新民”加以表述,并认为“革命的反革命”(汉娜•阿伦特所谓“革命精神是自拆台脚的”)乃是革命完成而新的政治共同体得以缔造并得发育、生长从而避免“不断革命”、“永久革命”的悲剧命运的重要环节 。至于何以实现“革命的反革命”,实现疾风暴雨后的政治稳定,则又上溯到柏克那里。
在批判法国大革命时,柏克上溯英国《大宪章》以来的自由传统,并因此而总结道:“我们的自由乃是我们得自我们祖辈的一项遗产,而且是要传给我们后代的”,认为“我们宪法的一切精神即在于此。”于是对于传统政治文明的追溯与继承、对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推崇与肯定(“被肯定了和被宣告了的全部的和个别的权利和自由,都是本王国人民真正古老的和无可置疑的权利和自由”)成为柏克眼中规避“柏克定律”的重要因素。与此类似,汉娜•阿伦特在观察美国革命后认为以“新争取来的自由宪法”为核心的宪政体系的建立成为美国革命最功成名就的事业之一,而与此相比,“法国大革命致命的大不幸在于没有一个制宪会议拥有足够的权威来制定宪法”。高全喜也认为在“立宪时刻”,清帝以和平逊位的方式转让政权,而弭平了“古今政治天命之断裂”与“民族畛域之断裂”,成就了建国与新民的现代政治双重主题,实现了现代宪制的“革命的反革命”之宪法精神。不难看出,此二者之论,亦不过是柏克微言大义的另一种阐发。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大致勾勒出柏克作为革命与政治“预言家”的另一面形象:一方面,他那“历史学史上最罕见的准确预言”道出了暴力革命与专制统治的历史定律,另一方面,他又以保守主义的立场揭示了“柏克定律”的历史警示——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现代政权,唯有接续上本国本民族之政治文化传统,回到秩序和传统的轨道上来,方能繁殖养育,长久发展。
“柏克本人的结论好像是在说:一切现状都是过去历史的产物,既然我们无法与过去进行最彻底的决裂,那么最好的办法就莫过于向过去汲取智慧并明智地加以利用。除谦逊地低下头来向过去的经验学习外,我们还找不出其他更聪明的方法” ,何兆武先生此言可谓深切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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