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而已

常规来说，一本伍德斯托克的回忆录，应该是包括以下内容：如何发起，如何举办，如何发展，如何结束，如何的历史地位等等。每个人物都浓缩成历史进程中的小小符号。读完之后仅能记住一串数字：1969年8月15日至17日；一个地点：纽约贝特尔镇白湖；一个历史意义：音乐创造爱与和平。
　　
　　托史学发展的福，从个人角度来书写特定历史事件成为主流。《制造伍德斯托克》的原著作者埃利奥特正是这样做的。本来这个音乐节跟他没有多大关系，他既不是发起人，也不是资金支持者，甚至后来参与到音乐节组织中去，他所发挥的意义也不大。
　　埃利奥特一家在白湖区域经营一个长期亏损的汽车旅馆。他看到报纸上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被上一个举办地点赶出来了，就想着把音乐节拉到自己家这边办。这样一个大音乐节客流量可观，能从中赚点钱。后来发展成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超大规模是当初谁都未曾想到的。
　　就是这么个简单的事儿，从一个旅馆老板的角度经历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但伍德斯托克的参与者有百万之众，有旅馆老板的书，也就有大学辍学生的、艺术家的、退伍军人的、政府巡视人员的、舞台搭建工人的，如此罗列下来，几乎所有美国的社会角色都有自己的伍德斯托克史。区区一个旅馆老板的伍德斯托克史有什么好看的呢？你又不是核心组织者，也不是思潮领袖，更不是在舞台上呼风唤雨的摇滚明星。
　　于是埃利奥特在书里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讲述其个人成长---一个同性恋男人的性爱发展史。从小时候在电影院被男人亵玩到杜鲁门•卡波特给他口交，极尽八卦之能事。又有噱头又赚眼球。同时还把个人成长放到了二十世纪同性恋组织的人权诉求背景下，细致的描写了1969年6月的石墙酒馆同性恋暴乱及其历史意义。
　　这部分内容被李安大刀阔斧的删掉了。只用了一段电话来交代，埃利奥特的朋友-----石墙酒吧老板，打电话来说已从警察局里放出来了，以后还要继续组织同性恋派对，邀请埃利奥特来玩。
　　这种素材上的取舍肯定不会因为李导没兴趣，《断背山》还高耸着呢。那么为啥李安要把这种既出彩又出位的桥段都删掉呢？很简单，李安只想拍一部轻松单纯的童话电影。事实上，伍德斯托克的意义也就是现代的成人童话。
　　
　　原著里有两个角色在电影里被合并成一个：由列维•施瑞博尔扮演的异装癖大汉维尔玛男爵。导演的意图在这个角色取舍的过程中跃然而出。
　　维尔玛男爵在书里也是壮汉异装癖，穿的是女式军装。TA在大腿内侧的丝袜上端绑了手枪。歹徒威胁埃利奥特一家让他们停止配合音乐节时，维尔玛持枪吓走了歹徒。想象一位六英尺二的壮硕女子，为了掩盖胡茬，粉底打的比墙皮还厚，从丝袜里拔出手枪威胁歹徒。这样精彩的桥段在电影里没有出现。而电影出现里的维尔玛男爵则是一个简化版的吉儿。
　　原著里的吉儿是一位重达三百磅的女同性恋，她精通禅学和心理疗法。来到伍德斯托克后，在传道治疗之余，经常和埃利奥特的老爹聊天，治愈了老爹因长期生活窘迫造成的心灵伤痕---长年亏损经营对一位父亲的摧残是致命的。最后老爹跟儿子和解，书里说道“老爸越来越老了。但是随后有一天他对我笑，我就意识到他知道了我是同性恋，而他爱我，为我感到骄傲。”但吉儿在电影里并没出现，她跟埃利奥特老爹谈心的桥段被加到了维尔玛男爵身上。
　　这两个角色和情节桥段的取舍可以看出李安导演对于纯粹童话的追求。
　　维尔玛男爵拔枪吓阻歹徒的桥段虽然精彩，但是过于严肃，过于实际，过于暴力。童话里不是不可以出现暴力，只是出现的暴力必须是可调侃的可解构的，可以让父母讲给床头的孩子而又不担心小宝贝儿会做噩梦会留下心理阴影。是以维尔玛的持枪戏在电影里不会出现。
　　原著里提到的另外一幕暴力冲突不同于维尔玛的那幕持枪戏，在电影里也得以保留。地头蛇来旅馆收保护费，埃利奥特一家齐上阵，妈妈抱住小流氓，爸爸用棒球棍敲打小流氓膝盖内侧，埃利奥特将小流氓一脚踹出门厅。这种典型的滑稽打斗场面放到童话故事里也是老幼皆宜的。
　　吉儿在原著里的身份是禅学和心理疗法导师，给予了埃利奥特勇气去正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终于敢于当着父母面出柜与男人接吻；也治愈了埃利奥特与老爹之间的情感传递障碍。如果要描写这个角色就势必要表现六十年代的禅学思潮和嬉皮思潮，这些在六十年代基本上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一旦展开表现，势必落入沉重，不复童话。李安成功的规避掉了这些沉重的社会包袱和历史意义包袱，使得轻松的田园氛围得以持续。
　　
　　对于作者来说，《制造伍德斯托克》一书不仅是他对于伍德斯托克的回忆，更多的是他的半本自传。埃利奥特作为一个在纽约的同性恋设计师和作为一个在白湖的多年亏损汽车旅馆的经营者的复合体，在哪边都受尽折磨，内心伤痕累累。
　　1969年之前同性恋者饱受歧视，无法得到作为康复和救赎的爱情。作者将同性恋者的滥交归咎于社会歧视所导致的原罪：“做同性恋，意味着在你的存在的最深区域，在某些你承认是你最柔软最真实的自我的本质所在，你是一个罪犯，天生就有罪。”
　　而在白湖区域，由于埃利奥特父母的短视，更多是由于母亲的经营失误，他们一家经营的汽车旅馆亏损了十四年，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财务黑洞。埃利奥特年复一年的用他当设计师赚来的钱补贴旅馆。甚至他姐姐都劝告他别管愚笨的父母了，从那个财务沼泽中尽早脱身。
　　这样的人生放到谁身上都是暗无天日，可伍德斯托克改变了这一切。近百万的参与者让旅馆大赚一笔，摆脱财务困境。而各路嬉皮也改变了埃利奥特的想法，成功出柜还得到父亲的谅解，随即认识真爱，一起去了欧洲开始新的人生。
　　忽略掉埃利奥特母亲这个死硬顽固派，原著可以说是个超圆满大结局。可正因为这样，这本书只体现了一种童话般的美感，缺失了现实层面的意义。李安很敏锐的发现了这一点，索性在电影里把所有丑恶的沉重的现实的都忽略掉，全身心投入打造一个成人童话。
　　参与伍德斯托克的人有百万之多，当时从中赚到钱的并没有多少，即使是组织者都是巨亏。如果埃利奥特一家没有从伍德斯托克里得到经济利益，很明显，埃利奥特父母对于如此庞大的外来嬉皮群体会持有强烈的厌恶情绪。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在前一个举办地被赶出来也是因为原住民的抵制。没有哪个小镇会欢迎自己的生活被百万外来者破坏，更别提这些外来者都是在他们看来动辄裸体吸毒群交的嬉皮士了。
　　所以埃利奥特的改变是建立在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上。汽车旅馆因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大发横财，全家数钱数到手抽筋，在这个基础上，埃利奥特的父母终于得以从长期的亏损黯淡情绪中走出来，对外来嬉皮士抱有亲密的态度，心理上不那么抵触。于是才能有与父母的和解，于是才能有自信的重塑和崭新的生活。
　　多年蛰伏造就了李安的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是以他知道伍德斯托克只能童话，不能历史。埃利奥特在书里出于自我成长史需要写出的严肃和黑暗被李导大刀阔斧删掉，完美的打造了一个最纯粹的童话般的伍德斯托克。
　　
　　说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本身。四十年足以让很多人走下神坛，同时也能打造更多的童话，人们总得有些寄托。免费，音乐，爱，和平，大麻，药物，醇酒，泥浆，青春，裸体。这些元素成就了一个完美的音乐童话。在这童话背后是高达200万美元的亏损。
　　69年的200万美元起码相当于今天的2000万美元。现在要是拿出2000万美元来办个免费音乐节，不敢说一定超越伍德斯托克，起码在数量级上不会比它差。但是再也没有像麦克•朗这样胆大妄为的天使般的组织者和约翰•罗伯茨这样财大气粗的冤大头。然而历史最爱的是偶然。偶然的事件由于谁都说不清起源和成因，其模糊的本质最利于后人加载意义任意诠释。
　　而令后世伪嬉皮士津津乐道的是伍德斯托克现场居然连大麻和药物都是免费的。要知道，这些可从来不是由主办方提供的，而是由各地的花童嬉皮士们提前买好带过去与大家分享的。可以这么说，所有童话般的事件背后自有人买单，总被传播者或观者主观忽略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