麋鹿的角 为什么要那么大
已刊载于《北京青年报》（http://bjyouth.ynet.com/3.1/1306/21/8088978.html），请勿转载。
在《达尔文经济学》中，罗伯特·H·弗兰克提出这样一个论断：总有一天，人们会认为达尔文是经济学的鼻祖，而非亚当·斯密。众所周知，斯密的经济学贡献在于提出了“看不见的手”，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利己者，但是通过社会分工和协作，都能达到利己利他的作用。然而，弗兰克认为，人们与其说在分工协作，倒不如说在“军备竞争”。
弗兰克以麋鹿为例，阐述了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的道理。雄麋鹿的角越大，越能在争斗中获胜，并得到雌麋鹿的青睐，于是在相互竞争中，麋鹿的角越来越大。然而麋鹿也有天敌的存在，在躲避天敌攻击时，角大的麋鹿在树林中反而不易逃跑。于是，一个悖论出现了，角大的容易延续后代，角小的容易生存，那到底如何是好？弗兰克提出这样一个假想，我们能不能让所有的麋鹿的角自动缩小一半，再进行自然选择呢？答案是否定的，即便缩小一半，有利于树林逃跑，但随着雄麋鹿间的再次竞争，麋鹿后代的角也会越长越大。
那么，麋鹿的二难选择是否适用于人类社会呢？弗兰克的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看来，人类之间的斗争远比麋鹿复杂，但其根本目的就是“相对位置”。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比作羊群的话，那么相对位置就是个人位于羊群的位置，前面的头羊吃的是最新鲜的草，后面的羊只能吃前面的羊剩下来的，为了能吃到更新鲜的草，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向前挤。
然而，这种竞争也会像麋鹿的角一样出现过度竞争的状况。比如大到冷战时期的美苏导弹竞赛，小到邻里之间的互相攀比。如果你喜欢足球的话，你不得不对于那些金元俱乐部依靠在球员市场疯狂砸钱的行为感到又爱又恨，确实他们使得比赛更好看了，然而这也导致了各国联赛的畸形发展，小俱乐部举步维艰，青训制度受到影响。但从金元俱乐部本身的考量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对。砸钱引进球员了，名次提升了，广告商也蜂拥而至了，于是我更有钱了，这不就是自由市场的竞争吗？
通观《达尔文经济学》，虽然剑走偏锋，但其中的不少观点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是关于人的“非理性”，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一直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这一基础之上，然而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的非理性，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就是建立在人的非理性基础之上。二是关于稀缺性的思考。在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我们似乎不再为饥饿发愁，但稀缺性依然是经济学的基础之一，正是由于有稀缺才会有选择，虽然有人斥责弗兰克的有关理论是再次挑起阶级矛盾（“相对位置”的说法颇像其之前出过的《赢家通吃》理论），但我们依然不能忽视有限社会资源的分配。
不过，在《达尔文经济学》的所有观念中，其实还暗藏着一个最大理性，那就是我们知道答案。我们再看回麋鹿的比喻，弗兰克显然是站在上帝视角观察着麋鹿，“你们就应该长到刚刚好”。但麋鹿不知道，同样的，人类也不知道。没有一个上帝来告诉人们，什么才是正确的，恰好正是由于没有上帝，人们才能更自由的选择。正如西方国家的人民反对政府因为肥胖流行决定对糖制品加税，因为人们不需要“保姆”型的政府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健康的生活。况且，你又怎么知道这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麋鹿的角”？
在《达尔文经济学》中，罗伯特·H·弗兰克提出这样一个论断：总有一天，人们会认为达尔文是经济学的鼻祖，而非亚当·斯密。众所周知，斯密的经济学贡献在于提出了“看不见的手”，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利己者，但是通过社会分工和协作，都能达到利己利他的作用。然而，弗兰克认为，人们与其说在分工协作，倒不如说在“军备竞争”。
弗兰克以麋鹿为例，阐述了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的道理。雄麋鹿的角越大，越能在争斗中获胜，并得到雌麋鹿的青睐，于是在相互竞争中，麋鹿的角越来越大。然而麋鹿也有天敌的存在，在躲避天敌攻击时，角大的麋鹿在树林中反而不易逃跑。于是，一个悖论出现了，角大的容易延续后代，角小的容易生存，那到底如何是好？弗兰克提出这样一个假想，我们能不能让所有的麋鹿的角自动缩小一半，再进行自然选择呢？答案是否定的，即便缩小一半，有利于树林逃跑，但随着雄麋鹿间的再次竞争，麋鹿后代的角也会越长越大。
那么，麋鹿的二难选择是否适用于人类社会呢？弗兰克的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看来，人类之间的斗争远比麋鹿复杂，但其根本目的就是“相对位置”。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比作羊群的话，那么相对位置就是个人位于羊群的位置，前面的头羊吃的是最新鲜的草，后面的羊只能吃前面的羊剩下来的，为了能吃到更新鲜的草，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向前挤。
然而，这种竞争也会像麋鹿的角一样出现过度竞争的状况。比如大到冷战时期的美苏导弹竞赛，小到邻里之间的互相攀比。如果你喜欢足球的话，你不得不对于那些金元俱乐部依靠在球员市场疯狂砸钱的行为感到又爱又恨，确实他们使得比赛更好看了，然而这也导致了各国联赛的畸形发展，小俱乐部举步维艰，青训制度受到影响。但从金元俱乐部本身的考量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对。砸钱引进球员了，名次提升了，广告商也蜂拥而至了，于是我更有钱了，这不就是自由市场的竞争吗？
通观《达尔文经济学》，虽然剑走偏锋，但其中的不少观点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是关于人的“非理性”，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一直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这一基础之上，然而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的非理性，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就是建立在人的非理性基础之上。二是关于稀缺性的思考。在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我们似乎不再为饥饿发愁，但稀缺性依然是经济学的基础之一，正是由于有稀缺才会有选择，虽然有人斥责弗兰克的有关理论是再次挑起阶级矛盾（“相对位置”的说法颇像其之前出过的《赢家通吃》理论），但我们依然不能忽视有限社会资源的分配。
不过，在《达尔文经济学》的所有观念中，其实还暗藏着一个最大理性，那就是我们知道答案。我们再看回麋鹿的比喻，弗兰克显然是站在上帝视角观察着麋鹿，“你们就应该长到刚刚好”。但麋鹿不知道，同样的，人类也不知道。没有一个上帝来告诉人们，什么才是正确的，恰好正是由于没有上帝，人们才能更自由的选择。正如西方国家的人民反对政府因为肥胖流行决定对糖制品加税，因为人们不需要“保姆”型的政府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健康的生活。况且，你又怎么知道这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麋鹿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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