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余华的停滞与疲沓

齐物秋水
2013-06-20 看过


如果说前作《兄弟》是给许多热爱余华的读者以重重一击,或曰“下马威”的话,那《第七天》就是持续的创作信誉透支了。余华是国内作家中地位奇特的一位,先前自《许三观卖血记》之后,十年未有新作问世,若放在别人那里,或许会有世事纷纭、几被遗忘的遭际,但于余华,其潜在的声誉不降反升,成为一个颇有意味的存在。因之,《兄弟》出版,引起巨大反响,不过市场虽然成功,但评论口碑却众议纷纷、毁誉参差,为余华前期作品几乎一边倒的赞誉中夹杂进异样的声音。如今,《第七天》的出现,给了观察余华创作进一步走向的实物标本,然而可惜的是,余华这部七年后的作品,并未透露其任何回勇之势,只是表明了他对微博与社会时事的热爱与关注,并付诸实践而已。以前有人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是小说开始的时候;不知余华有无听闻,但他事实上正是以《第七天》验证之。其效果似距离期望甚远,新闻固然止步了,手拿小说之笔的余华却并未多走几步,更不必说真正深入事物的肌理与内脏深处了。

《第七天》“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贯穿全篇的主人公杨飞,拥有自己的故事,但于整部作品而言,他更像是一个串场人物,由其将散落各处的多个故事连接起来。“第七天”之谓,自然有前六天在先,如此七章结构倒是现成,表面看似有灵巧处,但实质讨巧的成分更多些(另一种样式的《十日谈》罢了,不过时日略少几天)。

余华将这许多故事串连在一起,显然是以苦难意识为灵魂线。苦难与绝望,直至进入余华在书中营造的“死无葬身之地”,一切的一切,均表明了作者的现实关注。且让我们看一下这些故事都包含了什么内容:墓地与殡仪馆火化等级分明,贫富之间有着明确的界线;强制拆迁,导致悲剧不断;商场大火,死亡惨重,官方在死亡人数上大作手脚;医院将死婴做医疗垃圾处理,引来舆论哗然;城市中有一个群体以租住地下室生活,被称为鼠族;一杀人犯已被枪毙,被杀者却忽然出现,冤假错案即使纠正也不能使人死而复生了;一青年有冤屈,问题不得解决,怒而杀警察泄愤;打工者为给女友买墓地,甘愿在黑市卖肾换钱,自己亦伤重死去等。如此这般,我们是否似曾相识,或说熟悉之极?一个作家肯于、敢于直面现实,自然是好事,不过既然是文学创作,就要以文学的尺度要求及衡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余华在面对这个难题时,自然是有过深入考虑的,他最终选取了一种超现实的,或说魔幻的手法,即以鬼魂为主角来叙事,如此之多故事的针头线脑纳入这个框架与轨道,转眼间有了某种秩序,获得叙述的自由与合理性。不过这一手段仅只为形式的皮毛而已,重要的是将现实的真切与苦痛转化为文学的真切与苦痛,方是小说家根本性的工作。于此,我遗憾地看到,余华似陷入失措之中,他做了多种尝试,却总是无法自现实的土壤之上升华至文学的空间。这种快火猛烧的方法,能否展示出那残酷、苦难与绝望来,大可质疑。整部作品情绪的调门拉升得很高,欲感染他人的意图历历如在目前,然而这反而露出了不少破绽,让我们感觉出那份急迫的刻意来。如果拿前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来做比较,可以看得更加分明,福贵、许三观的苦难不可谓不深重,但余华的叙述方式是点滴渗入,形象为先,理念潜隐,不急不躁,语调不阴惨反诙谐,那种情绪慢慢汇聚,最终充满我们的胸臆,达到了文学的真实。而《第七天》中的诸多故事都有着现实的真实,但进入文学的文本,却莫名地减色了许多,只能说在走向文学真实的路途中跌跌拌拌,始终无法到达理想的所在。

由于现实真实与文学真实的不能融合交接,使得作者深思选择的超现实(魔幻)叙述手法不免如故作玄虚的烟幕弹,非但起不到预期的效果,还有为赋新词强说“鬼”的嫌疑。固然每一个故事中的幽灵均背负着深重的人间苦难,他们的诉说血泪交零、惨切如斯,但奇怪的是,如此的绝望情绪却不能完全地打动我们,虽感知其绝望,意识中反而升起某种“隔”的感觉来。苦难意识自然是作家的创作良心,但其酝酿应该是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内倾的,文火炖之方有成功的可能,指望短期奏效只会适得其反。余华以前的创作大致有冷静克制、哀而不伤的特点,而在《第七天》中,煽情的成分令人讶异地处处皆是,这对文学中的苦难而言不能不说有着极大的戕害,使整部作品的基调向着情绪泛滥的一面滑落。因为有着这种基调在,虽然许多故事占的篇幅并不长,但阅读之已有繁冗累赘的感觉,在不高明的手法调度下,他人的哀伤仍只是他人的哀伤,如此多的悲痛仿若雾里看花,并未使读者感同身受,共鸣更是一种奢望了。这时我们不由得想起另一个余华,那个写少年在细雨中奔跑呼喊、福贵似无止境的苦难、许三观的自得其乐及莫名悲伤的余华,我们为他笔下的人物展颜或唏嘘、默然,为那些作品中的灵光而注目与铭记,再看如今的《第七天》,其疲沓无力、粗糙而不修边幅,不免令人黯然了。

余华曾说过,“三十多年来杂草丛生般涌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所掩饰。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从今天看上去辉煌的结果出发,去寻找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这虽然不是针对《第七天》的宣告言论,但其思路的延续性却是显豁的。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之前的作品基本与自己所处的时代隔开一定的距离,自《兄弟》之后,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大大增加,至《第七天》,几近尽数取材于社会新闻。小说家采撷新闻入作品,本不是什么稀奇事,太多的名作是这个来路,如《包法利夫人》、《高老头》、《罪与罚》、《群魔》、《复活》、《老人与海》等。我们可以发现此类成功作品的共同特征,某条社会新闻触动了作家的创作灵感,他以此为起点创作这部小说,一时一地的新闻事件固然是由来,却慢慢进入一个时代病症或典型的深邃轨道中,且有些更是具备了超越时间拘囿的哲学意义。再看《第七天》,火候欠缺未免太多,新闻存在于新闻之中也还罢了,若有了小说家的参与改造,却只是平移三尺开个小灶,加葱加姜加盐加酱加花椒,带来的仅为口味的浓重,质的嬗变未有发生,恐是难以服人的。

在《第七天》中,余华的语言的变化或退化也是严重的。他在早期《活着》等小说中的语言,简洁,轻盈中夹带反讽意味,富有举重若轻的弹性;如今的《第七天》中的语言似乎只剩下简单了,干枯而无味,重复中已然丧失了音乐元素。试比较《活着》与《第七天》的开头:

“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那一年的整个夏天,我如同一只乱飞的麻雀,游荡在知了和阳光充斥的村舍田野。”(《活着》)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第七天》)

小说的第一句话定下了整部作品的调子,《活着》的灵动之态显然,而《第七天》以阴沉与无谓的重复开端,直至延续到了缺乏感染力的“死无葬身之地”,方告终结。

记得曹禺晚年时,直言不讳的画家黄永玉在给他的一封信里,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都不喜欢……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重提此事并不是为了证实曹禺的雅量与黄永玉的直率,而是表明一个好作家是存在丧失某些创作特质的可能的。余华的创作历程明显地分为两截,前后作品差别如此之大,令人惊异。作家自然有着调整自己创作的必要,但紊乱的动荡却不太令人乐观,某种特质的恒定并非多余,写出好的作品方是终极的目的。对《第七天》做这许多剖析,并非为了酷评的快意,只是希冀一位好的小说家能够明了自己的长处与局限,早日寻回那一块莹莹有光泽的通灵宝玉。

                                               2013.6.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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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没用
第七天 第七天 6.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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