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一种行动着的想象力

qingfan
2013-06-13 看过
以赛亚·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至少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值得人们去努力的价值观和生活理想并非唯一,并非放之四海皆准,并非今日完胜昨日。而浪漫主义运动的核心在于行动,通过行动,才有机会使用、斟酌并有所发明那些浸润着先辈情感和想象的词语,才有机会与现代理性主义推崇的放之四海皆准的价值观抗衡,才有机会温故和寻找与血缘不能分离的文化重心和昔日理想,才有机会寻找到真正具有归属感的认同。浪漫主义是行动着的想象力,其意义不局限于纸端的笔墨。而另一方面,浪漫派又由于激进地破坏日常经验,破坏世俗趣味,破坏人们平静的娱乐和消遣,在我有限的阅读印象里,抵御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行动者们,看上去有着类似的命运,或是殉道者,或是蜕变为过度宽容、退让和自我纵容的消极自由主义倡导者。这便是伯林所说“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尽管在浪漫主义运动的战场里捡拾一些精致的淘气是如此便利,但很可能与其初衷相去甚远。而阅读这本书的现实意义,却是为了在怀疑终极价值之余生出“相信”。相信什么呢?相信人们有途径、有能力、有希望追寻非标准的文化价值,通过行动去搭建起自己笃信的文化价值观的世界。

这本演讲集正是如同伯林自语的“巨大的语言洪流”,译文雅正酣畅。开篇伯林花费许多时间,试图为浪漫主义做出一个概括全貌的定义,同时也指出关于浪漫主义的形容和描述便是夹缠不清,很容易找到彼此抵触、又都属于浪漫主义的运动或是艺术品。据伯林写,浪漫主义于十八世纪出现,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基于三个命题:首先,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第二个命题是所有的答案都是可知的;第三个命题是所有答案必须是兼容的。启蒙主义将命题的陈述做了改动,唯有“正确运用理性,像数理科学运用演绎那样,像自然科学运用归纳那样。这是获得基本答案——严肃问题的正确答案的唯一方法”。“启蒙主义相信世上存在着某些客观的、始终如一的、永恒不灭的固定不变的实体,比如不同地方的人都能为之愉悦的愉悦形式;存在着某些不同时代的人都能发现的真命题——如果他们没有发现,那也只是由于他们的愚笨或者遭遇的时机不对;存在着一种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一旦扩展到世界各地,就会固化成一种永恒的模式,无须更改,因为它已足够完美无瑕,因为它能满足人们永远的利益和欲望。(p37)”
而浪漫主义通过强调血缘、地域、民族、政治气候来向启蒙主义发起挑战。为什么要质疑放诸四海皆准的价值观?因为如果要接受这整齐划一的标准价值观,一个人必须弄清楚,自己的归属感、幸福感是否真的与这种舶来或空降的价值观步调一致。而恰恰有些时候,理解一种生活需要漫长的时间,是超越智性思考、仰赖情感知觉、乃至需要超越一个人的生命周期,才可能得到结论。一群人习惯于一种生活理想和一种审美判断,为什么习惯于此?“答案深深掩埋在超越个人感情的历史遗迹中”(p64)。这样看来,浪漫主义运动有着细腻的文化关怀,伯林在另一本书《伯林谈话录》里,推崇撰写《新科学》的维柯,认为“维柯是理解了并告诉我们什么是人类文化的第一人”。维柯发现了内在省察式的“理解”和科学或常识所说的对自然现象的“懂得”不一样。理解过去的文化,就是去理解前人所追求的东西。赫尔德继承了维柯并有新的发明,将文化和民族和血缘联系在一起。“每个希望表白自己的人都要使用词语。词语不是他个人的创造,而是经由传统意象代代相继的长流水,流到他这里来的。这条长流已经容纳了别人的情感表白。这样一来,个人就与他人共饮一水。...他提出把语言作为民族纽带,把土地作为民族纽带。”这段关于民族和血缘的表述非常美,正是关乎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营养之源泉。

浪漫主义运动看上去像是一场未绝的潮水,一场屡战屡败而未停歇的革命,如柏林所说,“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

为了不被整齐划一扼杀了个人的表达,为了链接民族的血缘和文化的纽带,浪漫主义者们往往朝向被现代遗忘的文化环境中去旅行。他们实践的方式,或粗糙,或精致。他们逡巡的地点,或是文字的,或是图画的,或是碎片般所剩无几的遗址和废墟。这些旅途无不是为了到达一个彼此认同的有归属感的故乡,因为“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高尚的一种痛苦””。(p84 伯林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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