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史为黔黎

经观书评
2013-06-01 看过
by尹敏志

1944年年底时,王鼎钧这些流亡学生们怎么都不会想到,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竟然会是羸弱不堪的中国。在那年的豫湘桂战役中,日军稍一发力,便连下河南、湖南、广西等省,打通了大陆交通线,陪都重庆岌岌可危。此时,国民党政府已计划日军若一旦入川,便迁往更偏远的西康地区做最后一搏——种种迹象显示,国民党政府要效崖山、肇庆之后了。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在蒋委员长的号召下,二十二中的流亡学生争相参加青年军。出征前夕,自忖必将“成仁”的中学生们酗酒闹事,肆意殴打老师和政府职员,敲碎教室玻璃,“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半个多世纪后,王鼎钧却这么写道:“那时的青年多么苦闷。国破家亡,饥寒交迫,日军的攻势如此凌厉,政府和社会的腐败气味已飘入每个人的鼻孔”,所以“的确有许多人该打,有许多地方该砸,出了一口恶气再去赴汤蹈火,才算痛快淋漓。”

作为当年愤怒青年的一员,王鼎钧将回忆录四部曲之第二部命名为《怒目少年》。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是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但以往的回忆录,都是出自一些著名国立大学的学生之手,他们更津津乐道于当时校园里的名教授、名校友的奇闻轶事,以及在艰苦环境中那摇曳不灭的学术之光。但二十二中没有什么名师,学生的资质也很普通,所以作者更关注于校园之外的人与事,其视角也显得更为草根和粗砺。王鼎钧写道:“我关怀的是金字塔下的小人物,贴近泥土的‘黔黎’,历史忽略了他们,不愿笔生花,但愿笔发光,由我照亮某种死角。”

二十二中由鲁籍国民党将领李仙洲在驻军安徽阜阳时创办,其初衷是收容山东的流亡学生,保证其基本生活,“管吃管住”。后来考虑到这些青年都在适学年龄,便给他们配备老师,于1942年就地创办私立成城中学。一年后,经教育部批准,改制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同年,李仙洲将军计划“入鲁”,将这些学生带回山东。但此时国共合作已名存实亡,九十二军腹背受敌,除了要对付日军出动的空军和装甲车外,还要留意背后共军的伏击,“日军共军本是敌手,但在防堵国军入鲁一事,理异心同,彼此各行其是,不谋而合”。最终计划失败,1944年夏,二十二中的学生也不得不踏上西迁之路。

在抗战中后期,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华民族空前大团结”的状态。各股政治势力此时都在精明地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一边抗战,一边抢地盘:“共军认为‘天下逐鹿,捷足先得’,国民党政府认为‘天下有道,礼义征伐自天子出’,两者根本无法调和”,后来的内战,根本就是无法避免的。“不论国军共军,当他们面对敌人的时候,背后已无朋友”,别说是国军、共军了,就连北方尤其是河南一带的农民都结成了“民团”自保,类似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组织。民团基本没有国家观念,只有乡土观念,所以无论是对国军、共军、日军还是二十二中的流亡学生,都充满了敌意。豫湘桂战役中,败于日军的汤恩伯部队就是在撤退途中,在河南境内又被民团袭击一次,伤亡惨重。

如此阋墙内耗,遑论反攻?1945年上半年,王鼎钧和同学们的意气消沉到最低点,“谁也没料到这年八月,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苏联出兵进攻伪满洲国,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前,无论国共两党都认为,战争至少还要再打几年。这样的话,国民党政府便会一寸一寸地收复失地,系统地接收日军的武器和物资,而装备和人数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共军,最多能恢复到二三十年代的“红色武装割据”状态,并稍加扩展罢了。

但是8月15日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天时、地利因素都向中共一方倾斜,中国历史开始大急转。北方的广阔沦陷区里留下了大量的权力真空,基本上处于一种“先到先得”的状态。此时中共的军队虽少(已从刚到延安时的2万发展为120万),装备虽差,但其抗日根据地遍布华北;国民党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却困于西南一隅,被长江、黄河、秦岭等天险阻断,只能眼睁睁看着共军控制华北各省的铁路,占领交通要道,接受日军投降,迅速把沦陷区变为解放区。

东北的得失对于局势更有着关键性影响。从地理上来说,中共的政治中心延安与东北仅隔着平坦的华北平原,解放军即使跑步前进,2个月内也能赶到东北。至于国民党呢,王鼎钧写道:“抗战胜利,山东境内亲国民党政府的势力几乎全被消灭,通往东北的路堵塞,国军只好从北越的港口河内乘美国军舰前往接收。1945年十一月,国军出山海关,解放军已从山东、河北、热河进入东北,将山海关、锦州、沈阳、四平、长春各地占领,并控制松花江以北的地区。”

当劳师远征的国军在美军的帮助下,于1946年年初终于在东北的各港口登陆时,遇到的却是以逸待劳的解放军,后者早已是今非昔比:装备了由日本兵工厂生产或苏联提供的优良武器,背后肥沃的东北平原予取予求。国民党军队则士气低落,兵员严重不足,补给线更是漫长。6月,内战全面爆发,在关键的东北一役中,国军一败涂地,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毛泽东曾说过:“取得东北,则华北华中即有了依靠,我党地位将为之一变。”因为在三十年代,中共虽也有自己的根据地、政权和军队,但都散布于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偏远落后地区,相互间难以照应,极易被“围剿”。但东北则由日本人苦心经营几十年,有雄厚的工业基础,还背靠苏联老大哥。得到东北后,共产党政权才第一次彻底摆脱了原本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流寇”性质,真正具有了独立国家性质。它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也不再是以前的“匪”与“官”,而是两个完全平起平坐的政权了。

抗日战争刚结束时,国民党政府虽领导全国取得抗战胜利,声望达到顶点;但没意识到,人民对其忍耐力,也已到达极限。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以及陈寅恪、胡适等知识分子)自知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国,是不可能单独战胜日本这样的先进工业国的。所以只能采取一切非常手段,尽量拖延时间,待欧洲战事结束,美苏盟军移兵远东后,才能将日军赶出中国。为了实现这一计划,除了“以空间换时间”外,国民党还不得不“以党运换国运”,采取一些杀鸡取卵性质的政策,包括扩大田赋征实、滥发纸币、强征壮丁等。

王鼎钧就曾在流亡途中,亲眼目睹国民党干部在押送壮丁时,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连成一串,路上缺食少穿,“生了病也没有医药,一旦轻病拖成重病,只有就地活埋。”国民党认为,自己做这一切,完全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占据了这个道德制高点后,便一味地要求人民绝对服从,要求他们无条件为国家牺牲,自己则难以约束官吏的腐败和渎职,遂将人民的生命任意挥霍。

八年抗战“太大太久,透支太多太滥,只有等人民大众遗忘”,直到被政府亏欠的那一代人“死亡或是得了老年痴呆症”,才能再举干戈。所以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失去东北和华北后,可行的办法其实不是立即收复失地,而是像东晋或南宋一样,先“修养生息,与民更始”,待站稳脚跟后,再徐图后计。但蒋中正偏偏是那种坚信“王业不偏安,汉贼不两立”的领袖,不愿意当晋元帝、宋高宗;毛润之更是雄才伟略,一眼便看出国民党表面虽强大,但致命弱点却在政权合法性透支,是一只跟脚未稳的“纸老虎”,便不顾苏联和党内的反对声音“继续革命”。王鼎钧总结道,不管哪个国家“在三十年内不可有两次战争,国民党的悲哀,就在八年抗战之后,接着又打三年内战,前债既未忘记,由干部到群众都不让你再透支下去,当然要捉襟见肘,终至破产。”最终如推翻多米诺骨牌般一败再败,遂失去整个大陆,仓皇逃至台湾。

最初,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二十二中时,流亡学生们砍下竹竿,灌上桐油制成火把游行庆祝。一个乡绅站在戏台上高喊:“抗战胜利了!政府不要老百姓纳粮了!”大战过后,黔黎们只想恢复原本的生活秩序。和同学们一样,王鼎钧此时也是归乡心切,但一个传教士却从家乡带回了他父亲的口信,一个噩耗:山东老家已成为内战危险的战场,“你绝对、绝对不能回家。”在转徙四省后,王鼎钧发现自己仍注定是“家庭安放在棋盘空旷之处的一枚棋子”。江河湍湃,奔流绝谷,他这枚孤零零的棋子,不知道还会被卷往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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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目少年 怒目少年 8.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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