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边缘的胡适

Strepsiades
2013-05-28 看过
(说明:本文是中哲史课的作业。)

一、介绍

本书1995年初版时,原名《再造文明之梦》,属于四川大学出版社“强国之梦”丛书。如今另几种“梦”全被人遗忘了,唯有余英时先生的高足——罗志田这本还经常有人读。2006年由中华书局再版,作者把书名中的“梦”改成“尝试”,应是取胡适《尝试集》之意。从集体做中华强国梦,到体现出胡适的实验精神 ,这真是不小的解脱。
这本书,基本可以看作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文的扩充。罗志田的文字绕来绕去、千头万絮,不易看出重点,其实框架和许多观点都来自他老师的宏文,在大陆较闭塞的情况下,近乎把后者全文引用 。这篇文章的讨论由两个设问引发:(1)胡适归国前,中国思想界的空白属于什么性质?(2)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 随后余先生就着手分析当时的语境、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他引发的思想革命的两个方面、其背后的思想背景、方法论以及局限,堪称典范。
罗志田的著作基本也按这样的思路展开,但因为是为胡适作传,当然要按时间顺序,用大量史料充实胡适的个人一面,重建“他的性情、思想和‘心灵中的种种隐秘’” 。本书还有两个特点:首先是利用了一些很特别的史料,比如辛苦借到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学者编了三百万字的胡适年谱,也只能利用零星一部分日记 。其次,本书十分注重心理分析,把胡适性格中倾向“做圣”的超我与渴望反叛的率性、把少年时因家庭因素形成的自我保护心理等因素写得十分透彻,并以此解释胡适一生中许多“矛盾”之处。这种分析并非没有牵强之处,但却是很有启发性的角度。
我读此书,基本上还停留在了解掌故的层次。而且,拿余英时先生的话说,“今天胡适研究已进入库恩(Thomas Kuhn)所谓“常态的”科学研究的状态。” 作为一个停留在具体研究之外的学生,我也很难提出什么很有新意的观点。故下文仅想结合罗志田书中的材料和观点,讨论一下几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都牵涉到一个核心问题:胡适究竟是中是西?仅仅是“新思想”与“旧道德”的融合吗?胡适把杜威的“实验方法”带回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此后却一直纠缠于中西之间,即被指责全盘西化,又被认为有考据癖。希望我的讨论能在某种程度上整理出一条理解胡适的道路,这条道路将指向一个并不新鲜的结论:胡适游走在中西文化的边缘地带。这近乎注定了他在暴得大名后,一直不被理解的命运。

二、“范式转移”和《中国哲学史大纲》

据一位国学院的同学说,胡适在那里常被批。窃以为,可能与这本“读起来像外国人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关系。不过我碰巧读过这本书,至今仍认为它思路清晰,给中国哲学史研究“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
这本书,把儒学和子学拉平,把经书都当成史料,从各家中都找出前人从不着意的“名学”,还利用从杜威处学来的“实验主义”,发展并实践了一套科学的考据方法。出版当时就引起轰动,让国学功底并非特别深厚的胡适被接纳为“有正统遗风” 士林领袖。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胡适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并亲自做了示范,这是没有受过真正欧美学术训练的上一代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其次,胡适把国故全部当史料、扯平诸子的做法显然属于“重估一定价值”,这也是人们诟病最深的。因此,从方法论到价值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确实都可算作“开风气之作”,可以说创造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为之后的研究铺开了一条理性和讲求实证的道路。罗志田的著作里也使用了大量资料,从众人的评论、术语的使用、甚至排版方式等细节处,都能印证上述观点。
然而问题是,旧的范式真得完全转移了么?并不见得。几年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有后来居上之势。直到现在,冯友兰的书在哲学系近乎人手一本——比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或其他入门著作阅读率高得多,真让人感到传统的力量仍十分强大——而胡适的书却很少有人读。尽管前者也深受后者所开创范式的影响,但毕竟,冯著如李零所说,“子学做成经学,经学做成理学,理学做成新儒学(他张口闭口都是做圣人,应帝王)。” 从范式转移的角度讲,并没有胡适走得彻底,反而退了些回去。
或许我们可以批判胡适的哲学史“没能讲出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至今也有人(如上次来代课的陈壁生老师)还在做经学,认为不应该把《诗经》读成《诗三百》(估计也不应该读成史料)。我不想讨论背后的价值问题,但这种对胡适批评本身,就提示出他的所谓“范式转移”并没有真正完成。
如果继续依余英时从库恩处借鉴的术语,实际情况更像是出现了两个范式;或者仅就“国学”领域,胡适所开创的全新研究范式被后继者调和了许多。其实,范式理论到此已不能继续说明问题了,应当在具体情况下重新分析。
如果按前一种看法,则所谓“范式”之争只是披着羊皮的狼,实际仍是中西之争:按中国传统为经典赋予特殊价值,或按西方科学理性观点客观地研究问题。这里表现得仍是中西两种方法的对立。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其实也有丰富的释经传统,而科学也同样与这些西方传统相冲突,故这里可能更应该是科学与传统的对立,只是在彼时古今中西纠缠不清的语境下,才主要体现为中西之争。这种对立远没有被消解。
如果按后一种看法,则胡适的再造文明计划并没有起到完全的效果,他的“科学方法”只被国人部分接受了。这种接受水平甚至会随着最初的“思想震动” 过后而逐渐淡化。对于《中国哲学史大纲》,我们只看到了开风气的一面,而没看到“风气”飘过,留下一切照旧的一面。胡著真正吸引时人的地方的其实是革新的考据法 ,而考据则是我国固有学术里最能和西方科学方法接上头的东西。其实,胡适的重估价值、实验方法,并没有完全被接受。
从对《中国哲学史纲》的考察来看,文化的“惰性”仍超乎我们的想象。因此,说胡适引发了一场“范式革命”,确实略有夸大。怀着新方法尝试再造旧文明的胡适,仍只有部分合口味的思想被接受。此后,中国的舆论界越发激进,似乎把胡适甩到了后面,但科学的启蒙,却一直没有完成。这样看,胡适的确是中国主流文化的边缘人。

三、实验方法与中国传统

上一节侧重于讲传统文化如何排斥胡适从海外带回的新思想。本节则讨论:胡适自己的“实验方法”,究竟几成是从杜威处学来的,几成是他自己的旧学底子?常见的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胡适根本不懂杜威;另一种“认为杜威对胡适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胡适治学凭借的主要还是中国的传统方法考据学。” 根据余英时、罗志田等人的论述,后者其实更有根据。下面我尝试一下说明胡适“实验方法”在中西之间纠缠的状态。
杜威固然也强调方法论,却也有许多别的东西。而在胡适心中,“实验主义仅在其方法论的一面” 。而并不注重杜威的相对抽象的逻辑部分,“这种逻辑坦率地从以思维为探索,和从以纯外界的存在物为探索的对象这个事实出发” 。“实验的方法”,这可能是中国人重视经世致用的传统,也可能只是因为中国人第一次接触西人方法,囫囵吞枣间只学到了最容易把握的东西。但不可否认,这确实抓住了杜威的精神气质。
《再造文明的尝试》利用胡适的日记等资料,详细讨论了胡适的教育背景 。胡适受过很好的传统教育,考取庚款留学名额时,也是靠了国文、考据的功底。即使到了美国,胡适也还是大量阅读传统著作,甚至写了许多考据文章。到1914年真正阅读杜威著作前,胡适的想法竟已非常接近后者。这似乎说明,从考据接近杜威的科学方法,是一条顺理成章的进路。
胡适把“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作为自己治学方法的精义。台湾学者杨贞德觉得这句话也体现了胡适与杜威的区别,即它要求“在个人的学养和自我要求上寻求解答,而不是就知识的客观总结。”她认为这能反映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一种“转向自我”的倾向 。不过我倒觉得有些牵强:须知无论中外,许多学者都能总结出一些做学问的“口诀”,都很个人化,并不一定就代表了什么更深层次的“转向自我”倾向。
如果说中国传统使胡适对杜威的学问有选择地接受的话,那么待胡适回国之后,他则更融入到了国内的纷纷扰扰中,没法做学问了。即使胡适受过几年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回国时间久了,其实也并无太多进展:《中国哲学史纲》写到佛教部分就写不下去了,胡适还自嘲“但开风气不为师”。此后他把更多精力转向政治,再也没写出什么成系统的著作。50年代胡适有点落魄时,唐德刚建议哥伦比亚大学聘用胡适教汉学,而对方则反问“胡适能教些什么呢?” 这大概能说明西方的学术传统并不真正承认胡适。
余英时先生曾分析胡适“实验主义”的局限,说它之所以无法更进一步引领时代思潮、也无法抵御社会主义,是因为由于过于注重实证,对社会的解释力有限。“胡适由于深受考证学和科学的训练,所以常常要人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展缓判断’。” 他还举自己和蒯因(Quine)聊天为例,认为胡适和分析哲学气质大体相同,而分析哲学家蒯因则似乎“心安理得地认为应付社会动乱根本就不在哲学的范围之内”。不过我倒觉得,仅就复杂程度而言,蒯因的数理逻辑着实不是胡适那点“实验方法”能比的。胡适其实还是在做一些最基本的推广工作,而比之当时西学前沿还差一个档次。
当然这些推广是亟需的。君不见,1920年罗素来中国,想讲一点数理逻辑,结果没人听得懂,反而还被抱怨“仅仅教授技术哲学” 。结果罗素泛泛讲了些中国问题就被糊弄回去了。连罗素这样真正有科学精神的人,到了中国也只能扯来扯去,那胡适估计只能等而下之。其他没受过训练的人,不知会有多少怪诞思想呢。
所以,胡适对“实验方法”的理解可能受中国传统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他确实没有跟上前沿,而仅仅是把握了一个大致精神,就回来做国民导师了。从西方传统看,胡适也只能算处在边缘。

四、结语

这样分析看来,胡适一生真正做出成绩的,还是他刚回国时发起的白话文运动和奠基中国哲学史。这种成绩的原因,正如余英时所说,胡适由于他的西学训练和考据背景,“填补了中国思想界一个空白”。
但此后,胡适其实就愈发显得处在中西文化边缘:于中国,他的方法仅仅部分地被接受,而且备受批评;于西方,他的学问并没能追上前沿,只能算个普及版。这种情况下,胡适又做了“公知”,在群情激奋的混乱年代努力跟上:议论政治、倡导民主科学、到苏联考察社会主义、“对什么人说什么话”,晚年总是在聊些无聊的政治八卦 ,这些只能是是发挥了余热。而胡适这种边缘处境,大概也能说明为什么他后来总有些失意。
不过,我总是很喜欢胡适的,因为他是第一个提倡科学方法的思想家,他的《中国哲学史纲》清楚明了,写得很对我胃口。实证方法并不仅仅是西方的,它才是最最普世的东西,这才是再造中华文明的关键。胡适看到了这一点,还亲自做了示范,因此我们才应当读重读他的作品。但他的真意,现在又有多少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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