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韩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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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28 看过
《我所理解的生活》是韩寒的随笔集。在阅读本书之初,我一度觉得韩寒变得圆滑世故了,比如香港记者问他:“为什么在什么都能说的地方(香港)就没有什么话好说?”韩寒故作诙谐地回答:“我觉得我还是说得挺多的。它事实上就像男性的一种欲望,半推半就的时候你更想上人家,人家如果真的一扭头说‘来吧’,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冲动了。但事还是要办的。”这段话避实就虚,没有他早年的直率和坦诚,让我有些失望。
直到读完全书之后,我才明白他的这种改变,是基于对现代中国的深刻理解。
韩寒是个作家,也是个赛车手。因为拉力赛都在国内的偏远地方举行,他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韩寒发现,人民群众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普遍不如文化界所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想该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他们才会从词典里捡起“民主”、“自由”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认为国民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韩寒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剧烈的变革。
韩寒清醒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亲属,它已经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党组织庞大到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另外,公共知识分子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地喧哗,自由地过马路,自由地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可以自由地违章,自由地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地胡作非为。
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治。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韩寒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没有感染力。
所以,韩寒才在本书结尾处说:“在这个国家,做一个忧国忧民的人是最傻和最痛苦的,国家不乐意,国民不在意。我不要做那样的人,我只希望自己六十岁时是个被年轻姑娘喜欢的深沉的老顽童。”
这就是三十而立后的韩寒,他所理解的生活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
然而,当一个国家的知识精英放弃了忧国忧民之后,他那多余而旺盛的精力,必然要转移到本能上来。于是,三十岁的韩寒“每年只交5个新女友”。当被问及自己对妻子和第三者的看法时,他答道:“很多人的爱情往往是从第三者开始的。两个想在一起的人,便是最大,便是最正,他人皆是第三者。”
看过《动物世界》和Discovery频道的人都知道,在一个兽群中,从来不会实行“一夫一妻制”,而是由一个最强壮的雄性或雌性占有其它所有异性。不够强大、特点不够突出的生物,只能沉默地接受现实。这就是最原始的丛林法则,也是我所理解的韩寒的时代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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