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青春期的荒诞诗
托翁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一句话，莫过于：“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人们毫不犹豫的引用这句话，仿佛它就是某种颠扑不破的真理。可是细想起来，这句话却是没道理之极的，幸福家庭的定义是什么？人们惯常会贴上简单粗暴的标签，例如家庭和睦、家庭成员事业有成、儿孙孝敬长辈、夫妻相敬如宾等，认为只要拥有类似的属性，就必定进入了幸福家庭的行列。然而事实真相是：鞋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正如同一双鞋给不同的人穿会有完全不同的脚感一样，人们对幸福的认知，根本无统一标准可言。
在平乐镇的居民看来，以老太太薛英娟为首的一家人，不仅仅是幸福，简直是幸福加牛气。老太太自不必说了，女强人一个，春娟豆瓣厂在她的打理下成为了整个平乐镇的支柱产业，她的三个儿女就更了不得了，大女儿莉珊是城里电视台的主持人，全镇人民的骄傲；大儿子段知明是永安大学数学系的教授，远近闻名；小儿子薛胜强虽然书读得不多，但是销售上是一把好手，当起了豆瓣厂的厂长，生意红红火火，钱财滚滚而来。这不，薛英娟老太太眼瞅着八十大寿，三个儿女都积极的表孝心，准备把台子搭起来，歌星请过来，办个风风光光的晚会，让全镇人民都跟着沾沾喜气。
谁也没有料到，这场寿宴居然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是一次对幸福家庭的挑战和背叛，是释放叛逆青春的尝试。
从《良辰》到《五月女王》，再到如今的《我们家》，颜歌勾勒出的平乐镇轮廓越来越清晰了，从豆瓣厂的描写，到充满麻辣火锅气息的川味风情描绘上来看，那无疑是她故乡郫县的文学缩影。如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或是苏童的香椿树街。但她每次呈现给读者的平乐镇，都是完全不同的剪影，她的每次写作，都像是在推翻上一次的劳动成果，所以，颜歌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风格，在她每本新书的评论中，都能看到有人说觉得颜歌变了，或是说更喜欢以前的她。而我非常喜欢她的这种善变，因为她可以每次都给我们带来惊喜。她本人也是享受这种试验性质的写作的，她早在《桃乐镇的春天》的自序中，就表达过自己的创作意图：“我从来都没有变过，我只是或许成长了，面对从前的小说们，我总是不相信我就这样了，我就死在这里了，我躺在这些狗屁东西上面继续不用脑子地写了。那些都还远远不是好的小说，我必须不停地不停地找出新的方式，更有力的方式，用新的途径来接近最真实广阔的孤独。”
孤独的姿态不止一种，有的孤独就隐藏在“和谐幸福”的表象之下，她要揭开它。
按常理说，这个家庭绝对是幸福家庭的样板，中国梦的典范。可是在那个虚构的“我”，也就是故事叙述者，薛胜强的女儿，“疯子”段逸兴的眼中。这个家庭，完全不是外人看到的那个样子。奶奶是家里的定海神针，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儿女的人生道路和婚姻大事都是她一手包办的，当然理由都是“我是为了你们好”。姑爹家是城里的高干子弟、妈妈是镇里机关大院里的子女，所以姑姑和爸爸“必须”和他们结婚。而大伯上高中时的相好周小芹，则是大伯考大学的拦路虎，“必须”除掉。所以这个家的真相是：姑爹在外面包养了情人，和姑姑感情破裂；大伯年近五十了，仍未婚配；爸爸呢，外面彩旗飘飘，一度甚至要拔了家里的红旗。大伯和姑姑自从离开了平乐镇，一直就对奶奶不冷不热的，而大伯和爸爸的关系日渐疏远，两人都嫉妒对方的生活，认为奶奶偏心。一家人就没有个一家人的样子。
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在独生子女一代的我们看来是极为陌生的，所以颜歌也只能把眼光投射到上一辈人的恩怨之中。在热门美剧《汉尼拔》的第四集里发生的多起灭门惨案，凶手都是家里不受重视的二儿子。心理专家说了，在家庭中父母往往对第一个孩子最寄予众望，对最小的孩子溺爱无度，而中间排行的孩子，则往往被父母所忽视。
在奶奶的实用主义教育下，姑姑和大伯从未拥有过洒脱的人生和无拘无束的青春，他们过早的成熟了，掩饰着自己的真实性情。这种情况用英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温尼科特发明的一个术语可以解释，即客体使用，意为婴儿可以自由地使用妈妈、妈妈的乳房、玩具或其他人与物，而不必担心该客体的反击，更不必担心这个客体会与自己断绝关系，并且，这个客体会承受住婴儿的攻击而不会毁灭。相反，假若婴儿发现，这样做不行，他会被妈妈反击，或至少会被妈妈讨厌，更严重的是，他会被妈妈抛弃。那么，他就会恐惧自己的人性，并倾向于以妈妈的感受为中心，从而发展出假自我。
以前，姑姑和大伯都是屈服于奶奶的感受，而扼杀了自己的感情，发展出了假自我。直到爸爸干了一件彻头彻尾的荒唐事，而奶奶还任劳任怨的帮他收拾了残局之后。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可以这样对妈的哦！我们那个事比起他的算哪样嘛？妈一定会接受和理解我们的。”所以，尽管已经晚了二三十年了，他们也终于把心一横，要为真正的自己活一次，要“潇洒走一回了！”
《五月女王》里的平乐镇，是沉默和悲伤的，那是属于八十年代的记忆，现实和奇幻的交织构成了巨大的谜团。到了《我们家》，颜歌则奉上了一部充满了黑色幽默意味的，节奏轻快、色彩鲜明的作品。它比以往任何一部颜歌的小说都更加适合改编成电影，颜歌如鱼得水的把西化的写作手法和纯正的四川方言糅合在一起，在插叙、倒叙、蒙太奇中数过了三十多年的人世浮沉，故事并没有沉重的主题，所有的悲喜，都隐藏在一个个充满了戏剧张力的秘密之中。虽然颜歌的笔触带着浓浓的乡情，故事也局限在小小的家庭中，但是每个人，都能从“我们家”的人身上，找到我们自己或者熟悉的人的影子，正是那些似曾相识的经历引发了共鸣。颜歌曾经说过：“就像我的秘密并不能打动你，打动我们的是共同的那些秘密，那些不可言说的沉默之美。这就是我一直写小说的原因，我的小说是象，世界上的秘密是意。每一个小说家用来表达的，都是他自己的人生而已，至少我是如此，声嘶力竭地，歇斯底里，终于会达到最后的静默。”
而最后的静默到来之前，故事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姑姑铁了心要和姑爹离婚，大伯拒绝爸爸安排的相亲，神神秘秘的说有合适的对象到八十大寿的时候要带去给奶奶看。赶在这当口，爸爸养了两年的小情人还有了喜，家里的情况真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几头不得安生。而爸爸还不知道，哥姐们“老夫聊发少年狂”，非要赶在更年期来临前后，发起一场彻头彻尾的后青春期狂欢，还多亏了他。
也许，举行寿宴之后的段家，在全镇人民看来已经算不上一个五好家庭，甚至还要沦为某些人的笑柄。可是“我们家”的所有人都知道，日子是自己过的，而不是给别人看的，有点荒诞、有点残缺，才是真正的人生，真正的幸福。
刊于5.20《深圳商报》，因篇幅所限压缩为1500字左右，题为《致我们家姗姗来迟的青春》。
在平乐镇的居民看来，以老太太薛英娟为首的一家人，不仅仅是幸福，简直是幸福加牛气。老太太自不必说了，女强人一个，春娟豆瓣厂在她的打理下成为了整个平乐镇的支柱产业，她的三个儿女就更了不得了，大女儿莉珊是城里电视台的主持人，全镇人民的骄傲；大儿子段知明是永安大学数学系的教授，远近闻名；小儿子薛胜强虽然书读得不多，但是销售上是一把好手，当起了豆瓣厂的厂长，生意红红火火，钱财滚滚而来。这不，薛英娟老太太眼瞅着八十大寿，三个儿女都积极的表孝心，准备把台子搭起来，歌星请过来，办个风风光光的晚会，让全镇人民都跟着沾沾喜气。
谁也没有料到，这场寿宴居然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是一次对幸福家庭的挑战和背叛，是释放叛逆青春的尝试。
从《良辰》到《五月女王》，再到如今的《我们家》，颜歌勾勒出的平乐镇轮廓越来越清晰了，从豆瓣厂的描写，到充满麻辣火锅气息的川味风情描绘上来看，那无疑是她故乡郫县的文学缩影。如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或是苏童的香椿树街。但她每次呈现给读者的平乐镇，都是完全不同的剪影，她的每次写作，都像是在推翻上一次的劳动成果，所以，颜歌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风格，在她每本新书的评论中，都能看到有人说觉得颜歌变了，或是说更喜欢以前的她。而我非常喜欢她的这种善变，因为她可以每次都给我们带来惊喜。她本人也是享受这种试验性质的写作的，她早在《桃乐镇的春天》的自序中，就表达过自己的创作意图：“我从来都没有变过，我只是或许成长了，面对从前的小说们，我总是不相信我就这样了，我就死在这里了，我躺在这些狗屁东西上面继续不用脑子地写了。那些都还远远不是好的小说，我必须不停地不停地找出新的方式，更有力的方式，用新的途径来接近最真实广阔的孤独。”
孤独的姿态不止一种，有的孤独就隐藏在“和谐幸福”的表象之下，她要揭开它。
按常理说，这个家庭绝对是幸福家庭的样板，中国梦的典范。可是在那个虚构的“我”，也就是故事叙述者，薛胜强的女儿，“疯子”段逸兴的眼中。这个家庭，完全不是外人看到的那个样子。奶奶是家里的定海神针，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儿女的人生道路和婚姻大事都是她一手包办的，当然理由都是“我是为了你们好”。姑爹家是城里的高干子弟、妈妈是镇里机关大院里的子女，所以姑姑和爸爸“必须”和他们结婚。而大伯上高中时的相好周小芹，则是大伯考大学的拦路虎，“必须”除掉。所以这个家的真相是：姑爹在外面包养了情人，和姑姑感情破裂；大伯年近五十了，仍未婚配；爸爸呢，外面彩旗飘飘，一度甚至要拔了家里的红旗。大伯和姑姑自从离开了平乐镇，一直就对奶奶不冷不热的，而大伯和爸爸的关系日渐疏远，两人都嫉妒对方的生活，认为奶奶偏心。一家人就没有个一家人的样子。
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在独生子女一代的我们看来是极为陌生的，所以颜歌也只能把眼光投射到上一辈人的恩怨之中。在热门美剧《汉尼拔》的第四集里发生的多起灭门惨案，凶手都是家里不受重视的二儿子。心理专家说了，在家庭中父母往往对第一个孩子最寄予众望，对最小的孩子溺爱无度，而中间排行的孩子，则往往被父母所忽视。
在奶奶的实用主义教育下，姑姑和大伯从未拥有过洒脱的人生和无拘无束的青春，他们过早的成熟了，掩饰着自己的真实性情。这种情况用英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温尼科特发明的一个术语可以解释，即客体使用，意为婴儿可以自由地使用妈妈、妈妈的乳房、玩具或其他人与物，而不必担心该客体的反击，更不必担心这个客体会与自己断绝关系，并且，这个客体会承受住婴儿的攻击而不会毁灭。相反，假若婴儿发现，这样做不行，他会被妈妈反击，或至少会被妈妈讨厌，更严重的是，他会被妈妈抛弃。那么，他就会恐惧自己的人性，并倾向于以妈妈的感受为中心，从而发展出假自我。
以前，姑姑和大伯都是屈服于奶奶的感受，而扼杀了自己的感情，发展出了假自我。直到爸爸干了一件彻头彻尾的荒唐事，而奶奶还任劳任怨的帮他收拾了残局之后。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可以这样对妈的哦！我们那个事比起他的算哪样嘛？妈一定会接受和理解我们的。”所以，尽管已经晚了二三十年了，他们也终于把心一横，要为真正的自己活一次，要“潇洒走一回了！”
《五月女王》里的平乐镇，是沉默和悲伤的，那是属于八十年代的记忆，现实和奇幻的交织构成了巨大的谜团。到了《我们家》，颜歌则奉上了一部充满了黑色幽默意味的，节奏轻快、色彩鲜明的作品。它比以往任何一部颜歌的小说都更加适合改编成电影，颜歌如鱼得水的把西化的写作手法和纯正的四川方言糅合在一起，在插叙、倒叙、蒙太奇中数过了三十多年的人世浮沉，故事并没有沉重的主题，所有的悲喜，都隐藏在一个个充满了戏剧张力的秘密之中。虽然颜歌的笔触带着浓浓的乡情，故事也局限在小小的家庭中，但是每个人，都能从“我们家”的人身上，找到我们自己或者熟悉的人的影子，正是那些似曾相识的经历引发了共鸣。颜歌曾经说过：“就像我的秘密并不能打动你，打动我们的是共同的那些秘密，那些不可言说的沉默之美。这就是我一直写小说的原因，我的小说是象，世界上的秘密是意。每一个小说家用来表达的，都是他自己的人生而已，至少我是如此，声嘶力竭地，歇斯底里，终于会达到最后的静默。”
而最后的静默到来之前，故事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姑姑铁了心要和姑爹离婚，大伯拒绝爸爸安排的相亲，神神秘秘的说有合适的对象到八十大寿的时候要带去给奶奶看。赶在这当口，爸爸养了两年的小情人还有了喜，家里的情况真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几头不得安生。而爸爸还不知道，哥姐们“老夫聊发少年狂”，非要赶在更年期来临前后，发起一场彻头彻尾的后青春期狂欢，还多亏了他。
也许，举行寿宴之后的段家，在全镇人民看来已经算不上一个五好家庭，甚至还要沦为某些人的笑柄。可是“我们家”的所有人都知道，日子是自己过的，而不是给别人看的，有点荒诞、有点残缺，才是真正的人生，真正的幸福。
刊于5.20《深圳商报》，因篇幅所限压缩为1500字左右，题为《致我们家姗姗来迟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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