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漫谈

杨不空
2013-05-08 看过
一个现代读者或许并不待见《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所构建的这个最好政体。从其对诗人的驱逐与净化,人们或许会想到一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从其“朋友的东西属朋友共有”,人们或许会想起现代历史上某些失败的共产主义试验;从其对三个城邦的明确区分,且这种区分含有明确的本质高低之分,人们或许会想到阶级压迫。一个生活在“自由主义”观念已经盛行的时代的现代读者,读《理想国》因此就并非一件易事。我们与这本“古书”之间存在着巨大而难以克服的距离。这种距离自然不是由这本书的古老历史所引起的,它所讨论的并非是某些古老而神秘的星象学问题,反而,它所讨论的是“正义”。这个词如此之不言自明,以至于每一个生活在群体中的个人都能义正言辞地斥责某种不义之举。同样,柏拉图之叙事(暂不考虑其叙事结构的匠心)亦是平淡无奇,不过讲了“昨天”所发生的事情:苏格拉底下到佩莱坞港,因一些“轻松”的威胁而滞留于此,随后便在克法洛斯家中与青年们对话。

虽如此,《理想国》与我们之间的距离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我们并不会说自己在反复阅读了《理想国》并自认为理解了这本书之后,就会说自己心甘情愿地生活在这个用言辞构造的城邦之中。反而,当我们去阅读奥威尔的《1984》时,我们会毫无例外地去赞同奥威尔:书中的那个大西洋国是一种恐怖的独裁国家。在读《1984》时,我们之所以会不寒而栗,是因为大西洋国所讲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或者就是说,大西洋国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如果我们从《理想国》第一卷中,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共同赞同的那种在在论辩中当坚持的“严格”:一个真正的统治者是不会犯错以至于制定有损与自己利益的法律。那么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就是:公私之间的严格区分,这种区分的结果就是现代人在严格意义上的私有物就是对自己的死亡的权力;一种真正的意识形态就是如同书中所说的“新话”的原则;现代人的统治者必然消失,老大哥只能存在于口号中。

我之所以,在写关于《理想国》的文章中提到《1984》,是因为,它与《理想国》有着某种吊诡的相似性。但是这种相似性中却存在着难以克制的距离。我们并不会觉得用“机器”或“系统”这些词去形容苏格拉底的城邦是合适的。因为,苏格拉底反复提醒我们,他的城邦旨在于获得最大的、全体的幸福。我们不至于在一个现代机器的螺丝钉中看到幸福。也不至于在一个完美的“命令系统”中看到人。除了K,我们在卡夫卡的《城堡》中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人。当我们《理想国》中对于诗人的驱逐以及对护卫者的教育和现代国家中完美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及对于持不同意见者的隐秘驱除(1984中的“化为虚无”)进行对比时,我们在二者的某种相似性和难以克制的距离间徘徊。

当人们发现,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奴隶制是某种自然现象时,我们困惑了:为什么他们不去批判奴隶制?为什么这些人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奴隶制的捍卫者?(无论这种说法多么奇怪)

只有一种真正的距离,才能造就一种真正的政治行动。施特劳斯力图回归到古典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时,他极力去批判现代政治科学。并将这种对政治现象的严格、客观的科学分析归结为历史主义。当现代学者见识到了无数的国家、文明时,他们拒绝在科学的事实分析中介入价值判断。施特劳斯说,现代政治科学并不是一种古典意义上的公民技艺。

同样,当我们把《理想国》视之为一本历史上的古书,虽然在阅读中明显地感觉到陌生,但在合上书时,这本书又与其他一切书没有任何区别:它安静地躺在某个角落,就像是躺在一堆由数字编排的书单中。我们为什么不能正视这种距离感?既然,它的主题是“正义”,而“正义”不就是人与人交往之间某种最为基本的情调:所有人都在谈论正义,因为,每个人都曾义正言辞地斥责过。

 

那么,在《理想国》的什么地方,我们最能感受到这种距离,通过这种距离每个读者都能够直接说上一句,苏格拉底的城邦是好还是坏?

无疑,这个地方在第五卷。

第五卷开始时,苏格拉底似乎遇到了困难。他的对话者在窃窃私语,并密谋着该不该放跑苏格拉底。第四卷的末尾处,苏格拉底自认为他已经给“正义”做了一个定义,无论是对于城邦还是对于灵魂。正义的定义出现在智慧、勇敢、节制之后。他发现正义原来“一直到在他们的脚前溜达”,并且“手中一直拿着自己在寻找的东西。”而这个正义的定义就是:城邦中的每个阶层或者灵魂中的每个部分,都各安其事,每个部分从事合乎其本性的事物。

只要一个城邦是正义的,它就并不需要过多的繁文缛节去规定其每一个部分所不该做之事。这种正义是从真正的城邦中自然生长出来。统治者的审判职能就在于,每一个人既不能侵占属于别人的东西,也不能被别人侵占属于自己的东西。而这也就是,正义的具体定义,即:城邦的各部分之间的本性并不冲突。低劣部分并不会僭越其职能而去从事高贵者本该从事的事情。正义的统治是一种自然的统治,其并不会遭到被统治者的抗拒。这种加之于被统治者身上的统治力量并不外在于被统治者,而是符合于被统治者的本性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苏格拉底厌恶现实法律的繁文缛节。他认为这些法律是人为而不是自然的。这些法律就像是一个久病不治者的药,越多的药对应着越不健康的身体。因为,现实律法的主要手段就是惩罚。诸如惩罚一个小偷,这种惩罚的结果是剥夺小偷的部分财产或者行动自由。它的效用是补救性的药,是对外在不义行为的“切除”。其并不及于灵魂的救治,因为一个久病成医的人并不知道、并不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反而去乞灵于所谓灵丹妙药。所以,不自然的法律只能越来越多,而与其对应的不义行为也随之增多。

与自然相对的习俗性的法律的真正症结在于何处?

因为这些法律制造了一种公私之分。法律的力量是外在的。它只能塑造敌人。一个在现实城邦中生活的个人,不可避免地处于分裂之中:一方面,他极力避免去触犯习俗法律,另一方面,精明就是他的古格斯指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私有领地,这个领地是不对外开放的。

所以,要实现真正的正义,就必须得是公有制。这种公有的真正含义,就是让公和私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消失。“正义并非关系到某人现身于自己的外部事业。”而现实城邦的公民生活就分裂为公与私两个部分。所谓“政治手段”的基础是“公民身份证”,在柏拉图时代的雅典,这种身份就是自由的成年男子。这个基础奠定了,在一个特定城邦中政治话语的特殊形式。公民大会上的演说家是不能将其关于私人利益的动机赤裸裸地表达在演说辞中:暴力抢劫并不是一种政治行为。所以,城邦中必须有谎言,而这种谎言就是为了迎合听众。

在这里,我们遇见了《理想国》中的一个重要词汇,那就是“谎言”。理想国中的第一次出现“谎言”的地方在第一卷。当克法洛斯说,正义就是“毋欠”,即还债时,苏格拉底说道,如果所欠之物在当归还时,债主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债主,如果把武器还给一个疯子,这时的“还债”是否还是正义?同样,在著名的“金银铜神话”中,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古典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观念:人的本性是有差异的。如果我们把统治权给予一个不合其本性的灵魂时,这是否又是正义?为什么金银铜的神话必须得靠代代相传,而且还得是秘传的?在《云》的结尾处,老农民斯瑞西阿得斯的儿子斐狄彼得斯论证“儿子打老子”有理时,他说道:“我不是生来也是个自由人吗?”,既然老子有打儿子的权力,那么儿子为什么不能打老子?况且,当老子“人生经验还足够丰富时,还犯错误”?

一个政治团体的最基本要素就是统治与被统治。而好的统治就是,由优秀的统治者去统治劣等的被统治者。所以,苏格拉底说,被一个比自己差的人统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僭主政体是一个最坏的政体。在其位者根本名不副实,他必须由那些外邦的雇佣兵里里外外保护起来。这种政治手段甚至失去了其迎合被统治者的话语,它依靠不了谎言和说服来维持其统治地位。

那么,如何防止僭越?苏格拉底初步的“正义”定义在哪里遇到了困难?为什么,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在第五卷的对话处,阻止了苏格拉底继续前进,而是让其讨论,正义的具体实现问题?这让苏格拉底觉得,他的一切论证又得重新开始。苏格拉底在此处遇到了什么使其闪烁其词?

答案就是:身体。身体与外在财富比起来,更是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只有在身体的领域里,公与私的那种斗争才变得异常尖锐。

苏格拉底所面临的第一个浪潮是,关于“男女平等”的问题。

如何不让一个妇女成为私有,即不让其只生活在家庭的领域中?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其参与到城邦中来。

我们在阿里斯托芬的《公民妇女大会》遇到了妇女从政的问题。开篇处,帕拉克萨戈拉(一个有着男人般智慧的妇女)对着她的陶灯说话,“此刻,我们的秘密只有向你坦陈”,因为,“谁也不会将你的亮光驱出房门”。因此,房门就是公私间的界限:在门内,人们可以脱掉衣裳,毫无节制的做爱,陪伴他们的,只是一盏不会说话却能照亮秘密的陶灯。阿里斯托芬在《公民妇女大会》的开场处,设立三座住宅,它们相互隔开。这些私有领地被门外的广场以及与星空相接的黑暗相隔开。所以,当帕拉克萨戈拉早起,在广场上等着与她一起密谋一次公民妇女大会时,她必须女扮男装。成年男装是公民的象征,它属于公民大会。所以,妇女们偷偷换上男装的这个动作(或秘密)就必须在,房门内或者黑暗中进行。而这恰恰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些妇女的秘密计划实现之前,她们还不是公民。

如何使得一个妇女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即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位。在理想国中的答案是,使与男卫士拥有相同本性的妇女接受同样的卫士教育,即体操与文艺。在这里,苏格拉底重提了体操教育。

在妇女的体操教育中,我们遇到了一个看上去十分荒诞的建议:“妇女们一丝不挂地在练习摔跤的场地上和男人们一起锻炼身体。”苏格拉底说,这看上去“不免显得可笑”。同样,理想国的读者在这里也情不自禁地笑了。我们不禁去想象,这样一个男女同是赤裸着身体一起训练的体育场的情景。并同时会自问,这可能吗?他们难道不会发生集体淫乱吗?

“我们不必害怕那些高雅人的讽刺讥笑”,这里的高雅人暗指阿里斯托芬。他讽刺苏格拉底或者哲人与世隔绝,思考自然。而自然是与风俗相对立的。反风俗之物必然产生笑声:例如一个在人群中赤裸的女人。我们通常会认为这样的一个女人不知羞耻。羞耻就是把最私人化的东西暴漏在公众中。

“当时的希腊人,就像是现在许多野蛮人一样,认为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裸体是一件可耻、可笑的事情,而当克里特人首先开始赤身训练,然后是斯巴达人,当时的文雅君子很可能嘲笑过这一切。”喜剧诗人的讽刺与观众的哄堂大笑一样,是习俗性的,其所嘲笑的对象仅仅只是那些不合风俗的事情。“他既不知道他在嘲笑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可耻之物在特定语言中的地位是奇特的。我们可以来举例说明这个问题。比如“淫乱”“强奸”这类词的含义中就带有特定法律和习俗中的否定,这些词可以在公共法庭上产生。同样,“做爱”一词中的“爱”字就与“爱情”中的“爱”字不同,前者多少带有挑逗性的意味,而这种挑逗性常常被人们用来否定他们所认为的真正的“爱情”。汉语中用来表示性欲这种对象的词不计其数,远远超过其它对象的命名。一个临时形成的谈话氛围,甚至能够在彼此心知肚明的暗示中,全新创造一个关于“性欲”的词汇。大家相视而笑,享受由词汇本身所带来的张力,似乎这就是一种反抗。其暗示了公私之间的一条分界线。

通过教育,苏格拉底塑造了属于城邦的高贵的身体。他将性欲的本能提高为神圣的婚姻。也就是计划生育:通过一些巧妙的分配手段使得婚姻产生于最优秀的卫士之间。那些与此违背的婚姻就是非法而不纯洁的,其所产生的婴儿则必须被置于黑暗中。这时候,我们看到“羞耻”一词消失了。这些非法的婴儿并不能在城邦的嘲笑中长大。他们不能见到光明。“羞耻”只能处在“光明”与“黑暗”的无限争斗之中。

 

在459c处,我们再次遇到了谎言。苏格拉底用“药”这个词来表达。“他们必须使用许多药物”,如果“他们的确需要用药物治疗”。在第四卷中,药是与繁琐的法律相对应的。这两者都对应着疾病,更多的病需要更多的药,但同时,更多的药也产生更多的疾病。这个药就是:一种巧妙的安排,其必须由统治者秘密谋划,其公开的手段是“抓阄”。那些本质差的人对抓阄的结果只能抱怨自己的运气差。苏格拉底没有讲到这种巧妙的方案的具体实施方法,而读者在这里,也非常容易被欺骗。我们跟谁着苏格拉底的言辞毫无困难的前进,似乎这些城邦能够真正存在于言辞之中,并且是最好的。

这个巧妙的“抓阄”方案包含两个方面:一,抓阄一词暗示着极端平民制的方式,一切人都是等量齐观的;二,巧妙一词则要求统治者高超的隐身术,因为,平等意味着控制权力的消失,它不能介入,但是通过某种不为人知的巧妙方法,“抓阄”就成了统治者。

我们完全可以在这里设想一个现代机器,比如一个广告牌。广告内容告诉每一个渴望健康的现代人,他们能够轻松地达成愿望,而方法很简单,就是一个读起来非常顺口的电话号码。广告是绝不会告诉你,这只是一种手段,商人精明的脑袋一定不会出现在这五彩缤纷且轻松的颜色之中。商人越是巧妙的隐身手段,就越能达到更好的控制。

柏拉图是否想过,关于计划生育的这条巧妙法律的具体实施方法?他是否曾在写作的过程中,画过这台抓阄机器的具体设计图?我们不得而知。但在这里,这整个第五卷,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柏拉图的苏格拉底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因为他遇到了城邦公有制度的最大敌人,那就是身体。

现代读者之所以会从《理想国》中读出奥威尔《1984》一样的味道,我想原因恰恰就在这里。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也是巨大的。以至于我曾想过这么一个结论:与苏格拉底的最好城邦相对应,奥威尔的大西洋国是最差政体。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说到,严格的君主政体,作为最好的政体,与最差的政体,即严格的僭主政体恰好对应。

 

在论证这个结论之前,我先说说《公民妇女大会》中的那个政体。

帕拉克萨戈拉说出了让妇女从政的原因。她说,公民大会上的那些男人们其实并不真正关心城邦,他们之所以起早贪黑赶着去开会,其目的只是为了三个奥波尔(雅典钱币)。所以,公民大会上所通过的种种决议就是由一群并不关心城邦的人做出的。男人们通常刚愎自用,谎话连篇。有个穷鬼曾提出一种解决寒冷的具体方法,让那些富有的布商们把布分给雅典的穷人们。解决贫穷的方法就是多印钞票。这些奇奇怪怪的法律朝令夕改,这些醉醺醺的雅典人已经彻底与高贵的过去(马拉松式的雅典人)决裂了。

为什么女人们从政能够彻底改变雅典的现状?妇女们的地位自古以来就处在家庭中。她们像过去一样做饭、织布、洗衣服和做爱,她们不会像男人们那样推陈出新;女人比男人更为关心孩子,关心战场上的战士,她们从来任劳任怨,为人诚实,不相互欺骗。一句话,一个真正的家庭是不能没有女人的。或者说,家庭就是女人。那么,由女人们治国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使得城邦真正团结。这将彻底改变雅典堕落的现状。

这些女人们成功了。既然要使一个城邦变成一个家庭,那么就应该把所有的房门打开,实行共产制度。人们一起做爱,一起吃饭。并且不允许任何人拥有私有财产。

与苏格拉底的共产制的最大不同,女人们的共产制的核心在于“平等”:优越者的高贵品质是一种财产,在分配中,这部分财产必须得算在内。美与丑相视而立,就是一种不平等。这与贫农比富农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逻辑。所以这出戏中最有趣的一条法律就是:所有美男子在能够得与其心爱的女子做爱前,他必须先与最丑陋的老太婆做爱。

这出戏就在“大锅饭”美味前的狂欢中退场,而退场前,那个美男子则依照法律与无穷无尽的丑老太婆依次做爱,直到耗尽体力。

 

我们尝试着去比较这两种共产制。其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这两种制度都必须得遭遇身体。苏格拉底的城邦通过巧妙的药产生高贵的婚姻,其前提就是抓阄者之间的表面平等;女人们的城邦,则打开大门,让人们在城邦这个大家庭中相互做爱,但为了实现真正的平等,就必须得执行那条奇特的法律。

从二者的对比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表面上的平等。而这种平等都是靠法律来确定的。不同的是,前者巧妙的谎言中并不提及本性差异一事,其目的是为了不同的本性得其所得;后者女人们的法律的核心也是平等,但是其平等是为了消灭本性之差异。这两种平等概括来说,就是“几何平等”与“数量平等”之间的区别。

两者都把房门内的私事公开化,都让家庭里的那盏昏暗的陶灯照到大街上,不再让其窃窃私语。性欲构成了政治力量中最强大的一环。苏格拉底觉得难以对付这个东西而只好闪烁其辞,而阿里斯托芬则将其转化为一种高贵的喜剧。

抓阄机器中的权力所在的位置是一个秘密,它必须隐身。而《公民妇女大会》中的法律也在其平民制的前提中导向反面。

 

《1984》中的身体又是怎样的呢?

温斯顿(小说主人公)的妻子是他的同事,是一个忠诚的党员。同样,他们的婚姻也不仅仅只是房门内的事。党的控制权力无处不在,甚至当他们在一起做爱时。她每次想要做爱,都说,他们需要给党生产后代。所以,这个女人在温斯顿看来,就像是一块腐朽的肉。但,情况并不是如此简单,这个女人毕竟不是一本入党申请书。她的眼睛里有欲望,这种难以言说的欲望在种种外在权力的包围之下,仍然能够闪现出一丝光芒。但这暗淡的光并不能真正激起温斯顿的欲望。甚至于他觉得他从未与这个女人真正做过爱。

与妻子的这块腐肉相对应的另一具身体是妓女的身体。温斯顿偷偷地去过无产者的居住区去寻找她们。但,与他所预想的不一致,大洋国并不禁止卖淫,反而暗中鼓励这一黑暗的事业。甚至可以这么说,是党的权力生产了这些妓女。但这并不意味着,嫖娼在大洋国就是合法的。秘密警察会抓走那些嫖娼者。权力一词的极端吊诡性就在于此:它生产非法者,与此同时,他也消灭非法者。

 

身体是比财产更为私有的领地。一切人间的战争与不义都由这里起源。一对处于高潮之中的做爱者,突然从一切政治关系中脱离出来。属于二者的,只是纯粹力气的使用以及奇妙快感的获得。毫无节制的爱欲与一切外界事物为敌。而这种敌人是很容易被击退的:一盏秘密的灯和一个私人领地。这种性爱,抽离于政治。但同时又成了政治权力最多介入的地方。一扇房门暗示着与外界的对抗。公私之间的界限因此就由政体来决定。

 

《理想国》中的身体是公有的。这种公有通过克服“羞耻”和“嘲笑”来建立。“在本能的驱使之下,他们必然会有性爱交往”“这是情欲的必然性”,在拉拢绝大多数人,即使之团结友爱,其拥有着甚至比数学意义上的几何必然性更大的力量。然而,混乱的交媾并不虔诚,统治者必须将之克服。所有男女卫士同住,并且共同在操场上训练。公开的裸体,使得欲望公开化。只有使得敌人完全暴露,才能彻底战胜敌人,无论这个敌人有多么强大。而“羞耻”则是遮遮掩掩的,它在集体的注目中变幻形象,难以捉摸。

那些“高贵的喜剧作家”并不知道他们嘲笑的是什么。《公民妇女大会》中,老妇女公开争夺美男子。同时,阿里斯托芬用舞台和戏谑的语言展现在观众们面前,使得所有人能够开怀大笑。但是,观众们并不知道,他们笑的其时就是自己。法律将一切人的欲望平等化,所有人都能够拥有相同的东西。但这项法律的逻辑结果就是,越差者应当拥有更多。因为,平等就是穷人的革命,而革命的对象就是富人。所以,公开寻找爱人就是将一切人的羞耻平等了,但并没有真正克服羞耻:它只是把羞耻暴漏出来加以嘲笑。我们可以从这么一副场景中找到嘲笑羞耻的喜剧的起源:一群男人一起围观一个赤身勾引男人的女人,因为是一群男人,所以没有人愿意先上,于是所有男人通过抓阄或者其它平等的方式决定“上去”顺序。在这个例子中,如果有个旁观者的话(也就是喜剧的观众),他一定觉得这群男人是可笑而不知羞耻的,但同时,他又不会去试想如果他也处于这群男人的位置,他会怎样;同时,这些围观的男人通过巧妙的抓阄术,自认为克服了羞耻。

理想国中克服羞耻的方式是通过统治者的隐身,即一剂药。这条法律设计的足够巧妙,以使得人们看不到统治者的控制手段,但同时,通过法律条文的平等(即,由抓阄的方式来决定婚姻)使得那些真正的不平等被克服:一个本性相对低劣的卫士只能怪自己的运气不好,他看不到统治者的手。所以,这里的药与第四卷中的药不同,它意在塑造。这种药的治疗对象是不变的,就是低劣而不可克制的情欲,所以,这种药一经公布,就不能随意变化。变化多端的法律背后就是统治者难以捉摸的个人喜好,它放大了僭主的脸。若现实中真有一个苏格拉底的城邦,那么《理想国》必然是这个城邦的禁书。它的公民不能认识苏格拉底。

《1984》中的身体是不允许做爱的。温斯顿说:真正的革命就是一次真正的性爱。与《理想国》相似,统治者也是消失的。而其不同之处则在于,其统治者本身就是欲望。这个欲望通过法律穿透属于肉体最私有的事情,它就像是一个明目张胆的偷窥者。它就是柏拉图的药的对应物,那就是疾病。而一个普通的浪荡子是不能成为统治者的,老大哥的形象(一个前朝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通过毫无节制的宣传标语和无所不在的偷窥机制(电幕)塑造成的。偷窥者老大哥就出在一个奇特的位置上:一方面,他告诉一切人他一直都在电幕的后面,他无所不在;另一方面,他本人并不出现,他本人的形象只是无穷无尽的同义反复。

 

那么什么是一个好的政体?这是古典政治哲学所探索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在苏格拉底看来,正义的政体由正义的公民构成。政治哲学就是人学,它问的是,那因利益、欲望而产生的斗争该如何消除?怎么才能彻底消灭“敌人”?

《理想国》的第五卷中,苏格拉底遇到了城邦的最大敌人,那就是身体。他的解决办法并不是消灭、切除身体的欲望,不是自我阉割,而是塑造一种高贵、节制的身体。这种身体就属于城邦的圣神婚姻。

 

苏格拉底所遇到的第三个浪潮就是关于,这样一种没有敌人的城邦是否可以实现?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转化为:“我是否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城邦中?”。与无产阶级对于“共产主义”的热切向往不同,这个问题把我们难住了。无论苏格拉底通过怎样的论证(他说只有在这样一个城邦中,才能达到最大的幸福,这种幸福属于整个城邦,它不独属于某一个人或某一阶级),我们仍然被这个问题给难住了。所以,把《理想国》比作空想社会主义之类的《乌托邦》是绝对错误的。乌托邦通过一种虚无的平等竖立美妙的幸福,这种幸福必然要在类似于《公民妇女大会》的嘲笑中,变得毫无价值,就像是一具具美妙的尸体。

苏格拉底将这个问题,转化为一个更高的问题,那就是:只有哲人或者就是哲学与统治者的真正合作,这样的城邦才能够实现。柏拉图多变且让人难以捉摸的笔法将这种变革为“极其微小的变动”。就像是一个决断,它就可以发生在此时此刻,它并不需要太多的外界条件。他只要求现实的统治者能够在一瞥中突然看清哲学的幸福,而这种幸福是不能通过无穷无尽的战争与追逐来满足的。这一极其轻佻的笔法是说给苏格拉底友好的对话者听到,他们所需要的,仅仅只是苏格拉底让人信服的词句。但是,“哲人王”这种话语在现实中遭到了,比前面两个浪潮中所遇到的更响的嘲笑。

最著名的嘲笑,无疑就是阿里斯托芬。在他的《云》中,苏格拉底成了一个与世隔绝,见不得太阳光的哲学家。哲学家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他们脱离于一切人间的政治生活。他们的几何学是用来测量宇宙的,而不是用来划分土地;他们的地图画的是世界,那里雅典与斯巴达竟然是邻居,斯瑞西阿得斯在其中竟然也看不到雅典的陪审员。

   

   (期末论文,原封不动的未竟草稿。没写完是因为发现自己写不动了,所以就不写了。待以后修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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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 理想国 8.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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