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

Luc
2013-05-01 看过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近两百年的学术,一言以蔽之为“以复古为解放”。具体来说是“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此番概论,承接与梁启超对于时代思潮的概括,又阐述与其对于清代各流派的分析。总体来说,我认同这一种概括的说法,但却觉不应严肃的把它作为清代学术史的主线。我将从三方面来分析。首先我会谈一下我对时代思潮的理解,接着在分析一下“复古”与“解放”之含义,最后谈一下我对清代学术的理解。
   
论时代思潮
   梁启超按佛说“生、往、异、灭”把“时代思潮”分为启蒙、全盛、蜕分和衰落四期。此种理解,最为保险也最为被大众所接受,因其基本是一条普适的规律,任何事物的诞生与衰亡,无非都可按时间顺序概括为这四个时期。于是,作者便以此为预定准则,认为清代汉学之兴起源于宋明理学的衰弱,“若创新必先推旧”,作者认为汉学之起源与宋明理学的衰败有关,或者说,梁启超认为,正是因为推翻宋明理学而导致了汉学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他的道理,因为宋明理学重理解而轻实证,汉学重实证而轻大体,两者看似互相对立。而我要问,为什么能反对空疏主观的思想风气一定是实证考据的汉学?为何不是,亲历亲为的实践学?为何不是援引外国之学术的思潮?为何偏偏是考据学?按梁启超对“时代思潮”的四分法,则完全解释不了上面的问题,因为它过于普适,也即过于浅显,忽略了太多的社会背景,历史遗留的因素。即使梁启超在后文也对汉学的发展有详尽的分析与探讨,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汉学与宋明理学的传承关系,还是保持他先入为主的“创新必先推旧”之说。实在是一大缺憾。
   “时代思潮”只是一个表明时间和某一领域风气的概念,我认为不同的“时代思潮”之间,并不一定有对立关系,它们是互相独立(但是与当时的社会紧密相联)的,甚至更可能是相互连续的。汉学的成长土壤,便是基于理学之铺垫。
   
“复古”与“解放”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所说的“复古”,是指学者更加尊重和相信汉代的经传,汉代的思想理论,而不再相信当时宋明流传下来的连续成果。这种思潮的出现,与宋明理学的空疏,主观因素太多有一定关系。但我认为,“复古”的起因并不在此。明清交替之际,外族人从汉族手中接过了中国,相对落后的满族文明在对汉族进行了几次大规模屠城之后,终于取得了表面上的和平。此时此景,不仅屠城对人民起了极大的威慑作用,被“异族”统治也震惊了许多学者们的内心,学者们不禁开始怀疑,从自我怀疑到民族怀疑,最后怀疑到了他们的饭碗——学术上,既然连我大汉族都可以被异族统治,那还有什么不能怀疑的呢?再加上,满族刚夺过政权,又出于落后民族的不自信,对当时的文化与学术进行严酷的镇压。学者们一边内心震撼充满怀疑,又不能继续发表议论,自然就会有人开始研究“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正是所有宋明理学家的研究根本),这一研究不要紧,便有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此书一出,震惊整个学术界。原来宋明看的《尚书》都是假的?那还得了?于是闲来无事的学者们终于发现了事情做,接二连三的投奔到考证学的大军里来。于是惠栋大笔一挥,发明了“汉学”一词,从此对汉学崇拜之人越来越多,研究也越来越深。其实当时也并不是只有汉学一家,浙东学派的史学研究,顾炎武钱大昕的金石学,都有比较高的成就。但总体来说都是,谈理义的越来越少,研究古文的越来越多,经世色彩越来越重。这在我看来,不是一种“复古”,而是一种“倒退”,是一种在政治迫害下的学术倒退,不能去研究当今社会的理义道理,只能去研究千年前的经典篇章,或者研究历史,汉学的兴起,是基于这种背景下,碰巧宋明文人留下太多糟粕。这样的“复古”是一种“怀疑”,而所谓的“解放”在我看来更是一种“倒退”,已经不止是梁启超所说“以一种枷锁代替另一种枷锁”,这种倒退不光是学术的倒退,而是整个中国的倒退。
   
我对清代学术的认识
   我在第一部分提了几个问题,大致表明了相同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清代学术是以“汉学”或者说“考据学”这样的方式呈现的。在这里我来试着回答一下。
   第一我认为是宋明理学的遗留。宋明理学注重阐明义理,但根基离不开经典,而“考据学”需要被“考据”的东西,那便是经典,又因为宋明学术太过浮夸,虚假泛滥,使得“考据学”成为一件必要之事,“考据学”的兴起实属必然。
   第二就是社会政治的变迁。屠城的暴力镇压与“文字狱”的思想镇压使明朝遗民也即清朝的开代学者变得更加谨小慎微,对义理之思考更是不敢公开讨论。而他们根深蒂固的大汉民族先进之观念被残暴的推翻,又滋生了开代学者的怀疑之精神。因此,以谨慎与怀疑为主要品质的“考据学”最为保险,又满足了学者做学问的要求,自然就成了当时文人的主要事业。以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为代表的“怀疑”与“谨慎”相结合的作品为开端,大批的学者遍步了“考据学”的后尘。
   第三个原因就是中华文明的封闭。儒家之传统在中华文明的思想史上太根深蒂固,无论怎么样颠覆怎样变革,宋明理学与清代汉学的核心都离不开儒家经典(当然汪中也对荀子和墨子等人的思想做了研究,但终究只是为其平反)。且当时封锁的国家状态,也让学者鲜能接触到其他不同的思想。所以“解放”之路终究只能以“复古”寻求。
   而这一切,这两百年的时间,我认为是中国落后的两百年。学者从开始被长期压制,自我反省寻找自我解放的方式,再到后来服从于现实,经世致用,在我眼里,他们已经缺少了学者该有的那一份孤傲的责任感,承担起民族精神前锋的责任感。正是这两百年的“考据”思潮,让整个社会的思想死气沉沉,连学者都沉浸于远古的欢愉之中,避开现实,那些受困于现实的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又怎么得到灵魂超脱?同时期的欧洲思想家们为真理其仆后继,为人民的觉醒死而后已,而我们的学者呢?像王夫之一样躲在山上安然做学问么?
   也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已经丧失了先进的头脑,退步了。我宁愿相信许多人只是现实不得志而寻找一种不让自己那么无聊的事情来做吧。比如戴震,他在朴学方面做了相当多且相当好的研究,也成功获得皇帝的赏识,但是他自己最推崇的一本书《孟子字义疏证》则又回到了对理义与精神的探索,我相信这才是他最想做的事情,只是迫于环境所迫,他不能全心致力于这些,对整个民族有用处,真真正正有用的东西,还反而因这部书遭到了同时代人的非议,多么可悲!
   在清代“考据学”盛行的情况下,仍有很多人做着史学,地理,天文学的研究。这些研究本身就需要有“考据学”的严谨扎实的态度,也因为经学转向了“考据学”而得到了重视与发展,形成了清代学术博大的特点。这可以算是“倒退”中的“进步”吧。
   
   总之,我认为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来形象的理解清代学术是大体可以的,但细细深究,恐怕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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