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街头的象牙塔

这是张晖生前所出的最后一本书，随着他的猝然英年早逝，或许也已成了他最为世人所知的著作。和他别的著作不同，这是他惟一的自选论文随笔集，其中不仅可见其学问的关注重心，事实上也处处透露出他自己的学术情怀。

贯穿全书的主旨，一言以蔽之，即他一年前在香港的主题发言中曾说的，乃是“寻找古典文学的意义”。因为，中国古典文学最严重的危机，正是这一研究本身的无意义感。不仅一般大众对此疏离，甚至学术研究者自身也常抱有这样的自我怀疑，即研究古典文学在当下究竟还有何意义？这非仅古典文学如此，按余英时先生所言，在现代社会，中国传统已成了无可附丽的“游魂”。在此情形下治古典文学最易出现的取向便是将它视为一种已死的古董、一种丧失了生命的文献或材料，但这正是张晖所最为反对的。

书中他回忆当年高华先生提醒他“学古典文学的人也要关注当下”，这句话之所以对他有如当头棒喝，乃在于正契合了他内心对学术的危机感。刘铮在评张晖论著的《境遇与情怀》一文中指出他常着力于“古人生存处境与个人情感之间的互动”，可谓深论。的确，在《无声无光集》的四辑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无论所述的人物与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他存在多大的距离感，但给人的始终是一种连续感而非断裂感：他不仅是感前人之所感，在论及师长时更有一种接续学术传统的自觉与关怀在。所谓“寻找意义”，即蕴含有在此似有若无的微茫中使之不绝如缕的努力，而无此“寻找”和“接续”，也就不可能有他一直致力的“重建”。

何以如此？最简明的回答恐怕是：在他看来，古典文学研究须有自我超越的认识，也就是说，古典文学并不只是“古典”，更重要的是“文学”，它所刻画的核心最终乃是不同时代人的处境，而这本身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过时。古典文学有何意义？这就是他的回答。

这一点，在书中文章里随处可见。即便是古代诗词，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所谈元稹、姜夔的诗词，基本上不是他们的代表作和名篇，但却是最令我感动的篇章。这些诗词曾深深进入我的生命，我希望用我的文字将作品的价值和美感表述出来”，这正是因为他本人感受到了这些文字超越性的力量。王小波曾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对张晖来说，这个超越性的诗意世界就存在于古典文学之中，他也因此相信它仍具有永不枯竭的意义。如他的博导陈国球所言，文学自有安顿心灵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是知识的掌握，更可以帮助我们超越物质文化的限制。人对文学的爱好或者体现了人超越自我的追求”，“而我们的教育之所以还需要文学，就是要把学生领到这个精神世界中，让学生领悟这精神世界的力量。”

在谈及黄侃、俞平伯、龙榆生、高华等人的文章，明着是谈他们的“境遇与情怀”，深一层看，也是他自述心志。尤其《俞平伯的淑世情怀》一文，他征引俞平伯1921年的一段话：“在钻营贿赂时代，学问便做求功名的幌子。有了这个幌子便可以‘吹牛’出风头，大抖而特抖了！除掉这么一用之外，学问是什么？问问他们曾经想过吗？”他随后评述俞“只是为学问在教育中的利禄化而深深担忧，而并不是怀疑学问本身”，这实在无异于夫子自道。包括俞平伯对人文知识及其意义的悲观、无力感和危机感，以及龙榆生对“文化可以超越政治”的天真想法，如无进入前人生命的深切感受，是不易体会其中沉痛的。

其能如此，自非偶然。俞平伯、龙榆生都是他自少年时代起就极关注的学人。还在大一时他就来函说“弟搜刮四处，俞平老著作，今仅《论诗词曲传著》（上海古籍，1983）一书无之。其余书信集、散文集已略齐”（1996年5月21日函），不久又花400元买下龙榆生主编的《词学季刊》（1996年10月8日函）并为之编撰年谱。也正因他尽心于此，遂在龙榆生主编的《同声月刊》中发现俞平伯散佚的词作，寄示吴小如先生后补入《俞平伯全集》，“弟尊崇俞老久矣，今日方得尽了一份心力”（1998年4月16日函）。此后又因整理龙榆生往来书信等，发现陈寅恪佚作，“陈寅恪全集今夏由三联出版，弟提供三诗一函与陈美延，故得先知也”（2000年1月3日函）。发现这些佚作并非易事，也因此吴小如先生当时才“误判”他是青年教师，及知其还在读本科时极感惊讶。而他也并非单纯搜集材料，他不仅是进入了前人的生命，事实上这些前人的精神也进入了他的生命，借用他怀念高华先生的文中所言，“这些观念已经内化为我看待世界的一些基本态度”。

确实如此。书中有不少观点，即便并非出自他本人，但他倾向于赞同的，常常正是他早已存有或接受的观念。如谈及陈垣史源学时说“通读此书之后，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陈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读书还是要重视常见书，如重视正史”，这正是他所赞赏的黄侃治学思想，因为黄侃就极重视“发明”而非偏重“发现”，强调从寻常材料中深挖而获不寻常的感悟与所得。又如他谈到胡文辉“崇尚专家精微之学，认为大凡才力阔大，博涉多门的学者，其实际成就往往不如由博返约者，读到类似这样的一些大判断，我总感到心有戚戚焉”，以及后面引吴庚舜言钱钟书强调“治学要先有立足点，然后向其他方向发展”，这些都是他自身的写照。他从治学之初起就致力于某些专门领域（尤其红学、钱学与词学），后施蛰存先生嘱他要“先求博，后求深”，去香港读博士之后视野也更为开阔，但就个性而言，他向来不求博涉多门。

近百年前，周作人曾说：“别人离了象牙塔走往十字街头，我却是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这恐怕也可用作对张晖的写照。现实中“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无处不在，如果说文学能引入一个超越性的存在，赋予内心对抗现实的强大力量，那张晖本人至少就真诚地实践了这一点。六年多前他编成《量守庐学记续编》后赠我一册，扉页录黄侃先生语作题签，与我共勉：“日月自明，山岳自高。”他做到了。

自他踏入学术殿堂的那一刻起，在和我的晤谈中，他常自我拷问和反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所做的这些究竟有何意义？如何寻求其意义？这乍看是学术反省，实际上也是他的对自我人生的终极追问。在他的生命中，学术与人生本就已不可分离。在他不幸离世后，他的著作及可见于其中的治学精神，又使他得以永生，一如书中所引黄侃先生的话：“死而不亡者寿。学有传人，亦属死而不亡”。对一个学人而言，自己的著作能比自己活得更长久，这也就是他人生的终极意义了吧。

又及：
一、《无声无光集》今将再版，初印4500册已将售罄。但当时张晖签的是稿费，因而再版也无法给家人带来更多版税收入。他生前想来也万未料到自己这本著作会有这么高的销量。
二、现著页75，有提及龙榆生门人钱仁康，其生卒年作“（1914－）”。事极巧合，钱氏于今年3月15日下午3时45分去世，比张晖早了仅仅半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