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性与救赎

小熊硬糖
2013-04-18 18:21:25 看过
作家北村,本名康洪, 1965年9月16日生于中国福建省长汀县,基督教教徒。北村的创作生涯起始于自由思想蓬勃的八十年代中期,是从先锋小说开始的。
从2003年开始,北村进入其第四个阶段的写作 ,其作品开始以理想主义和正面价值为创作目标,计有长篇小说《望着你》、《玻璃》、《愤怒》和《发烧》等,至此,北村的创作以长篇小说为主,进入真正的黄金期,创作力旺盛,创作量大大超越往年。
《愤怒》这部小说,曾被作家余杰称为,惊心动魄之至的小说。这本小说读来令人窒息的原因在于,作家北村是以一种异常悲哀的语言略带神经质叙述他故事中许多小人物了无生趣的死。他们是一群已经消逝了的人类,但是他们毕竟是挣扎过了的。这是一群已经觉醒了的人类,他们是一群渴望拯救,寻求拯救却又在现实中拒绝的流浪儿。他们觉察出了灵魂局促在现实中的困境,却又为了无法彻底摆脱什么而绝望而自杀。他们是一堆燃过的火,毕竟我们是听过火焰那哧哧跳跃着的声音。他们死的很痛苦,也让我们看了觉得应该痛苦。他们把伟大永恒的无期决然留给我们,并让我们走进某个被潜伏过的深夜并让我们绝望面对。
《愤怒》确实是一部严重损耗作家的身心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义无反顾”地走向媚俗与媚权、走向娱乐与游戏的时候,《愤怒》的出现具有标竿性的意义。①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部挽回中国当代文学声誉的优秀之作,也是一次向雨果的《悲惨世界》遥远的致敬。正是通过这部作品,作家本人勇敢地站出来,申明我们的罪与我们的爱。作家所要捍卫的不是人的个性的相对价值,乃是其绝对价值——保卫每个给定的个体的绝对价值,它永远也不能仅仅成为手段,无论为了什么目的
“恶”与“罪”
《愤怒》的前半部是对“恶”的集中揭示。主人公李百义来自社会最底层。他出生于一个困窘的农民家庭,“农民的孩子”在汉语里面实在是一个过于平凡的词汇,但这个词汇对于一个又一个的生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经常就睡在尘土飞扬的地上,像一具小尸首一样。没有尊严,没有价值,自生自灭,没人把我们当人。”患哮喘病失去劳动能力的父亲,以向书记出卖肉体来换取儿女基本的生存物资的母亲,土地被掠夺,尊严被践踏……这一切,让热爱读书、热爱文化的李百义感到: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于是,他带着妹妹来到城市,希望能过上崭新的生活。
然而,城市并不接纳他们。城市同样是罪恶的渊薮。他们原本试图依靠劳动获取幸福,却遭到了黑心的工厂老板残酷的压榨和欺骗,他们如同包身工一般起早摸黑地劳动却一无所有。妹妹被抓进收容站收后,居然被卖入了风尘。李百义疯狂地寻找妹妹的下落,但妹妹刚刚获救即被汽车撞死。苦难远远没有结束:李百义与父亲开始了漫漫的上访之路,结果双双入狱,并招致非人的折磨。父亲从此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鬼。
触目惊心的描写充斥着文章的前半部分。我们在看到报纸上有关农民工讨薪被揍,无路可走跳楼时,中性的语言并没有像这里这样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们看到或听到有人驾车肇事逃逸时,并没有像这里这样愤怒!在这里,我们似乎真正地看到了一条鲜活生命的陨落!也许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反思我们的心灵了,社会需要正义的呼声!
中国当代的作家们最缺乏的并不是所谓的“想象力”——现实生活中的罪恶早已超越了作家们的想象力。
在若干惊心动魄的新闻事件早已超过小说情节的今天,我们的作家都在写些什么呢?贾平凹在《废都》中渲染士大夫颓废而病态的情趣,王安忆在《长恨歌》中重现旧上海的风花雪月,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津津乐道不受理性制约的性欲,刘震云在《手机》中展示如洪水般泛滥的谎言……这些作家似乎感觉到了当代人心灵的堕落。然而,遗憾的是,这些作品仅仅停留在对恶的白描上,甚至还陷入了对心灵堕落状态的情不自禁的把玩。这些作家自身离“圣洁的生活”无比遥远,面对罪恶亦无能为力。在权力话语与商业话语的夹攻之中,“一线作家”们成为有限度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受益阶层,他们愈发认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宛如神话般遥不可及。当代文学不仅未能改善当下国人心灵堕落的趋势,反而加快了其堕落的速度。由此,中国的当代文学只停留在与罪恶平行的可悲境地。
   李百义的经历并非“偶然的悲剧”,北村从这个“小人物”的身上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正如作家阎连科所说,没有愤怒就没有文学,北村与他的主人公一起愤怒了。但是,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愤怒”之后,李百义以及许许多多与之同命运的人,会选择一条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呢?“愤怒”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犯罪”。“愤怒”诱发了人天生的罪性,将隐在的“罪性”凸现为显在的“罪行”。
  心灵的堕落”始于邪恶的肆无忌惮,始于巨大的悲伤、巨大的绝望,始于“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基础的否定里的伟大感”。接下来,小说讲述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犯罪故事:在所有寻求正义的可能性被剥夺之后,李百义自己奋起捍卫正义。他杀死了那个将他父亲虐待致死的警察,在处死此人前,还认真地起草了一份判决书,并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在完成“个人的审判”之后,李百义远走他乡,经商致富,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品格无可挑剔的慈善家。他对自己的生活如同中世纪的苦行僧一般苛刻,却视钱财若粪土。他企图通过自己的奉献和舍己来克服罪的折磨,他也终于成为当地官员敬重、百姓爱戴的“圣人”。李百义似乎成功了,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
人不能因行称义。无论李百义怎么做,杀人的罪孽都无法抹去。最后,李百义坦然地接受了养女为他安排道路——被捕归案。在被捕的那一瞬间,他的脸上绽放出极其灿烂的笑容。警察和媒体都难以理解这笑容的意义。这是李百义留给自己的命运,他在法庭上劝说那些试图救他的百姓时说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好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是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审判别人。当李百义认识到这一真理的时候,他像回家一样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法庭,以及审判之后的监狱。
这不是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李百义是罪犯,更是哲学家。在法庭上,人性最深刻的秘密被揭示出来,人性及其绝对不可侵犯性的伟大而神圣的规律被揭示出来——受苦者与施虐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这是一个让人感到揪心的事实。李百义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刚从工厂被赶出来没饭吃的时候,与民工们一起到公路上。有人将烧热的沥青倒在公路下坡的转弯处,一辆客车翻转了,车上的人有死有伤,民工们争先恐后地冲上去抢钱。李百义当众忏悔说:“我没抢钱,但我妒忌了,我是抢劫者中的一个,可能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我参与了。我原先以为,穷人才是正直的,现在我觉得不管我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你是掌权者还是一般老百姓,这地上没有一个好人……”由此可见,这个时代所有的罪行,我们都是参与者——旁观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参与。李百义在法庭上的演讲超越了中国文化传统中针尖对麦芒的善恶二元论。在孔子看来,人人皆可成圣贤;在耶稣眼中,人人皆不能成圣贤。前者造就出了中国的“自义”文化,后者生发出了西方的“忏悔”精神。
                                “爱”与“拯救”
《愤怒》是标志北村的写作进入第三阶段的作品。作品不再把目光拘泥于人物缠绵纠葛的爱情生活,而把指针指向了更为现实,更为广阔的境遇,关注于弱势群体——民工的生活,以极大的人性关怀投入到了写作中。正如之前朱大可所预言的那样:“北村已经走向他自己的末日,这是不容质疑的。沉浸在黑暗的结局里,说出对世界和自我的厌倦,仿佛一种极度的杀气,在聒噪的舌上一闪,去擦击出信念的火焰。在北村的尸骸上,北村正在复活。这说出了两个事实:‘新潮’小说的死亡和一种更接近灵魂的有力话语的诞生。” 李百义是一个经历罪恶、参与罪恶、摒弃罪恶的“罪人”,他最后的选择是通过爱获得救赎。② “既然有怎么美丽的世界,为什么没有美丽的人生呢?”这是李百义的法庭上的追问。在此背景下,当年与李百义一样劫富济贫的“战友”张德彪和老六,选择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张德彪信奉“以恶抗恶”的逻辑,不仅劫掠贪官污吏,还对普通民众施以毒手,在制造若干灭门惨案之后,终于被捕伏法;老六则屈服于“近墨者黑”的“潜规则”,成为一个放弃善恶判断的奸商。这两条都是不归路。
惟有李百义的道路是一条真正的拯救之路,他由拉斯科尔尼柯(《罪与罚》)走向梅什金公爵(《白痴》),由聂赫留朵夫(《复活》)走向冉阿让(《悲惨世界》)。这一艰难的历程说明,爱比愤怒更加恒久,爱比恨更具有力量,爱是改变中国的唯一可能性。小说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是负责抓捕李百义的警长孙民的剧变:当年孙民参与了对李百义父亲的殴打,尽管他施加的不是致命的打击。当他面对平静地承担罪孽的李百义的时候,他的良心开始隐隐作痛。“指出真相,就得平安。说谎,就受捆绑。”已经升任省看守所所长的孙民,像一个痛苦的囚犯;而在牢房中的李百义,却像一个自由人。如同无法面对冉阿让人性的光芒而投水自杀的警长沙威,孙民以把自己送进监狱来的行动来获得与李百义一样的自由。李百义改变了孙民的生命,如罗赞诺夫所说:“任何一个先知也不能把荒漠上的沙子变成敏感的听众。但在历史的无边无际的平原上,沙子不能永远在那里停留,——那时就会出现他的收获。”这是从哪里来的力量呢?
一个生命可以改变一个生命,而其中的纽带就是爱。甘地说过:“如果印度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活出基督来,那么印度就不会有印度教徒了。”李百义是杀人犯,是罪人中的罪魁,却蒙恩典、被拣选,从而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李百义没有革命的激情,也没有乌托邦的幻想,而是用爱在自己的身边锻造了一个奇异的磁场,从官员到囚徒,从警察到商人,都受到他的光照。北村所面对的当代文化宛如一片干涸的荒漠,靠他孤身一人的能力无法孕育出像《悲惨世界》那样伟大的作品来。但是,在《愤怒》中毕竟出现了李百义这样一位力图“明光照耀”的人物,李百义归属于冉阿让这一人物谱系。他们都是在教堂里聆听到了福音真理,从而脱胎换骨、洗心革面。他们没有被邪恶所击垮,也没有被黑暗所淹没。相反,在弯曲背谬的世界上,他们以失败者的名义证实了人性崇高的存在。在此意义上,北村默默地为当代文学增添了某种特殊的质素。 “以暴易暴、以恶制恶”的中国历史,在此有了转折的可能。爱从这里开始,自由从这里开始,宽容从这里开始,救赎也从这里开始。
   在《愤怒》中北村却用了“爱”作为了“死亡”的消解,这是心灵上的消解,主人公李百义没有在受到审判的那一刻死去,而是在审判中获得了重生。阴郁恐怖的地狱大门合上了“大嘴”,迎来的是爱的圣洁的阳光。这无疑是一次触目惊心的变奏,看到了“罪”的行径终于可以获得“爱”的救赎。正如《愤怒》文末所描写的那样,李百义接受了法庭的审判,他入狱了,即便当时他是用“自己的罪”洗涮“别人的罪”,用罪行严惩别人的恶,但在最后一刻他接受对自己的罪行的宣判,因为这究竟带来了对别人的伤害,即便逃脱法律的宣判,但心永远是被捆绑着的,他自认为结局是公平的、合理的。当他在囚车上前进时,街边的标语写着:“凶手脱罪,民愤难平!”时,李百义说:“我下去再鞠个躬吧。” ③ 当他在车下遭到鸡蛋、石头甚至大便的袭击时,他忘记了浑身上下滴着的粪水,已闻不到它的气味。当车驶达钱家明墓地的时候,与先前的“愤怒”截然相反,他闻到的不是腥臭的泥土,而是泥土的芳香,这便是超越了“愤怒”的坦然!“……监狱的围墙已隐约可见,朝阳照临它,镀上一层金色光线。似乎天国的景象。”所以,④最后一章用“天堂”为题,似乎让每个人看到了爱的惠临,生活布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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