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的依赖性

周公度
2013-04-08 看过
中国叙事文体的发达与抒情诗歌的绝对位置,呈现了中国人思维的两个方向。在具体的诗歌文本中,格式与韵律的严谨,词语在变化中的精确所指,以及由这些词语制造出的清晰性感觉,都有一个潜在的古典传统作为隐秘的铺垫。所以,中国人阅读这些诗文典籍越往上古,越发觉得后来的作者表达轻滑、鄙陋、肤浅、浮于表面;这些糟糕的印象均源于思维中古典意象的累积,与对这些美好或伤感的意象的惯性传递。

这也是极佳的突破思路。分析南北朝与隋朝的诗文,总结出常用意象(有区域和时间的沿袭)范围,再比较唐代诗人作品中相关词汇的出现频率,便可以得出相对意义上最有创造力的两类诗人。一是对常用意象词汇的重新注入,一是对此类词汇的有意避及。前者如李白,后者如杜甫。显然,因为常用意象在中国环境的普及,李白更有受众。他给予旧词新鲜力量的能力使人赞叹,而老杜的读者,最佳的便是黄庭坚了。这也是莫大的赞美。

但对旧有格局的主动变化和对旧有格局的有效避及,均非创造一词的最确准的注脚。横空出世的诗人永远值得研究、期待,破坏只是最鲁莽、笨拙的制造不同的方式。未可知的期待性和可以预想而知的错乱的思维边际,非比邻而居,而是迥然异途。最朴素、直接的想象依然在《诗经》与《乐府诗集》之中。它们就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呼吸、我们的原野与街衢。仿佛没有想象;永远深入下去拓荡开来,出人意外地给我们惊喜,却又如此真实。

20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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