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威利斯分析社会变迁:“底层阶级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小”

林小译
2013-04-07 看过

时代周报记者 赵妍 实习生 陆婷 发自上海(出处:http://www.time-weekly.com/story/2013-03-28/129312.html

姗姗来迟35年的民族志经典《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以下简称《学做工》),近日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本由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保罗•威利斯写于1977年的作品,被誉为是20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飞机在北京降落后,我们开车去宾馆,我很兴奋地发现处处蓝烟弥漫。我的东道主告诉我,实际上,因为两会的缘故,工厂都被关了。可是,到处还是漂浮着薄薄的蓝色烟雾,这使我想起了一百多年前的伦敦,当然那时我还没出生。那时的伦敦处在维多利亚时期,充满烟雾。所以,能在烟雾之时来到中国真好。”受邀到北京、上海进行新书发布的保罗•威利斯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如此调侃。

更有趣的是,当记者提到,《学做工》中所论述的“工人阶级子弟继承父业”现象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经历了一个“悖论”时—相较于那些一路勤奋学习的孩子,中国底层阶级的孩子由于早早辍学,反而抓住了时代机遇,成了富人—保罗•威利斯又一次提到了“一百多年前的伦敦”。“这是特殊的时期,这种情况与英国工业革命之初颇为类似。但我相信中国现在已经不再是这样了,应该又回到了工人阶级子弟继承父业的老路上去了。其实无论是当时英国还是当下中国,底层阶级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小了。”

教育制度需理解底层文化

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一书中要解释的主要现象,用中国的俗语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通过展现某个工业城镇里、12个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从毕业前18个月到工作后半年这段时期内的学习生活经历,威利斯解释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子弟之所以继承父业,不仅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再生产的结果,更是他们对学校主流文化做出反叛的结果,是一种反讽新文化。

“《学做工》中的‘汉默镇’(即书中作为研究对象的工业城镇)是我杜撰的,你永远不会知道它真正的名字。汉默镇是座老牌的工业城镇,我的研究对象是一群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白人男孩,具有反叛性。”威利斯介绍。

国际教育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流派即“教育再生产”。这一流派的主要观点认为,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实现社会再生产(即社会地位再生产),教育是为权贵、统治阶级服务的,而非教育家所宣称的“教育解放人类思想灵魂”。威利斯是该流派中的代表人物,主要贡献是对“教育再生产”作了一个解释性研究—而其他大部分的研究仅仅采用了量化方法,描绘出父辈是工人阶级与后代依然是工人阶级的现象。

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等人认为的“教育再生产”是通过“文化再生产”(如父亲是工人阶级,孩子依然是工人阶级,这种社会再生产的原因是因为孩子继承了父辈的文化)来实现的解释路径不同,威利斯提出了一条底层工人阶级更具主观能动性的解释路径,他强调,工人阶级子弟在主观上即“希望与众不同”,他们叛逆和抵抗,其结果恰恰是实现了社会再生产。

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威利斯更对教育制度提出批判。“教育有时是个借口,它告诉学生:中产阶级能获得他们的地位,不是因为权力、金钱或意识形态,而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考试。工人阶级之所以无法得到中产阶级的工作,也因为他们没有通过考试—所以这并不是社会机制的问题,而是个人能力的问题。”威利斯说,“在英国,中产阶级子弟上大学的比例是工人阶级的6倍,如果是来自伊顿公学或哈罗公学的学生,这个比例大概会上升到20倍。你看卡梅伦的政府构成,一半都是伊顿公学的学生!但是,人们仍然觉得这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因为自己没有通过考试。所以说,教育是个缓冲和冷却系统,让底层阶级不再抱怨社会再生产,他们会觉得:这是我的错,我活该。如果要打破这种社会再生产,我认为,首先要理解底层孩子在学校里的文化生产过程。只有真正理解底层孩子的文化,才能真正设计好的教育制度。”

拒绝精英化的剑桥毕业生

保罗•威利斯来自英国工人阶级,通过考学实现了向上流动,但他认为自己是个例外。

“我的文化背景是工人阶级的,也许还有一点点布尔乔亚。我的父亲是一个木匠,后来成了一个总工头,也就是建筑检查员,为地方当局工作。再后来,他创办了自己的小房地产生意。我非常小的时候,九岁,我的母亲就去世了。”威利斯说,“我上的是一所男女同校的文法学校,那个时候实行的是11+考试,也就是从所有十一岁的孩子里选拔15%左右的人去上精英性的文法学校……所以我是什么呢?有一种很特殊的上进心,一个典型的助学金男孩。事实上,我是所在的文法学校里唯一一个后来到剑桥念书的学生。”

“我的学校之前没有去牛津、剑桥念大学的传统,直到今天,(如果要去牛津、剑桥)也需要走一个非常特殊的路子。1963年夏天,我给牛津和剑桥的所有学院都写了信,包括女子学院—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威利斯回忆。挤进剑桥后,他立刻意识到了阶级差异,“导师们觉得我是一个从黑郡来的工人阶级野小子,由于某些错误—也许是某些为失业者提供培训的项目或者类似什么机会—才能来到这个地方瞎混。甚至还有人嘲笑我的口音。”

正是这种底层出身的经历,成为威利斯写作《学做工》的有利因素,即便那时候他已经从剑桥毕业,与原本出身的工人阶级有了本质区别。“我很不同,我并没有改变很多,没有完全‘剑桥化’。很多工人阶级的孩子进了剑桥之后就精英化了,但我并没有,包括口音。如果想要做和我类似的研究,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的孩子是会被(研究对象)拒绝的。虽然我受的教育非常精英,但我的外表和说话方式并不精英。”威利斯随后指着自己在《学做工》内页的一张照片说,“我曾研究过英国青年的嬉皮士文化,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个嬉皮士。”

完成《学做工》后,威利斯将研究成果介绍给他的研究对象,和他们聊天,并随后将这一幕作为补充访谈放到了研究最后。然而,这些工人阶级子弟显然对此无动于衷。“我想我应该是第一个将研究成果给研究对象看的人。美国研究者在我之后才开始做这件事。”威利斯回忆,“他们把书放在一边,更多的是我在讲。其实这也是书的一部分,非常具有理论意义。乔伊(12个研究对象之一)说他唯一的兴趣只是勾搭更多的女人而已。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对描写书呆子的部分特别感兴趣,但却忽略了他们自己和书呆子的对比。”

威利斯承认,再后来,他与书中的那些研究对象失去了联系,“毕竟我们之间的阶层差异越来越大”。如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威利斯的烦恼也是典型“中产阶级”式的:“我的女儿和儿子长得都不错,作为大学教授,我的孩子应该成为医生、律师—大多数精英人士都是这样好好学习,通过各种考试,成为医生、会计、教授等专业人才的,一代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这就是教育对中产阶级的意义。但我的女儿却想当演员,而我的儿子成天拿着吉他演奏,网上都能找到他自己录的演奏片段。这是我的失败之处。”

中国“新失业群体”

《学做工》在中国大陆的出版迟到了整整35年。“2008年5月,耶鲁大学社会学系的安德森教授主办了一场有关民族志的国际研讨会。我当时在耶鲁访学,得知威利斯先生的《学做工》在中文版权上遇到困难,就表示愿意给予帮助。”简体中文版《学做工》引进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吕鹏博士向时代周报讲述该书的出版经过。

中文版权上遇到的困难,主要是因为台湾巨流出版集团购买了此书的中文版权后,被版权代理商误认为“可能持有简体中文版权”。“后来,台湾辅仁大学社会学系的吴宗升教授动用了他的私人关系,让台湾巨流出版集团写了声明,表示他们不拥有《学做工》的简体中文版权,最终排除了该书数年来无法购买简体中文版权的障碍。

虽然迟到了35年,但并不代表《学做工》在当下中国已经过时。“《学做工》中探讨的情形与当今中国的情形之间有一些相似性。很强的连续性、很多的相同点是这本书在当下中国拥有读者的原因。”保罗•威利斯在北京和上海的“新书发布会”上一再强调:

 “第一个连续性是,在当时的英国、现在的英国以及现在的中国,一直存在阶级差异。在英国、美国,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收入、物质资源、期望、福利方面的社会不平等成为一个明显、持续、基础的现象—现在的中国也是如此;第二个连续性是教育方面的矛盾。如果社会只有一个阶级,也许教育就很容易理解了。当社会非常不平等时,社会的不平等一定会在教育中反映出来。教育到底是什么?是生产统治阶级?是发展经济中的生产力?是被统治阶级争取解放?还是与经济无关的人文总体发展?”

威利斯认为,35年前的英国和当今中国在民族志意义上具有基本的相似性。学校仍然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教学法的实施场所,也是自下而上的文化生产和意义形成的场所。在英国的义务教育中,年轻人被迫来到学校。但他们会总是听从上面传达的信息吗?“如果中国的民工和中产阶级精英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受教育,显然,学校也成了非常重要的文化差异和文化意义形成的场所。”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在评述《学做工》一书时指出:“我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城市失业青年称为新失业群体,他们正在成为不断再生产的中国底层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学做工》一书的意义在今天不是在变小,而是变得更为重要。它为我们理解中国的新失业群体,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工具、一个富有全球视野和历史纵深的比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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