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叙事的背后

孤峰山人
2013-03-14 看过
    罗马共和国末期到帝国建立时期的历史,两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前段时间,美国有线电视台HBO一部美剧《罗马》,又掀起一阵“罗马热”。苏拉、庞贝、恺撒、安东尼、屋大维等等这些人物之间的纵横捭阖,总能引起人们极大的热情。其中,恺撒最为引人注目,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恺撒”后来甚至成为罗马皇帝的称号,进而影响到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称号和俄国沙皇。恺撒能够取得这么大影响,除了因为其南征北战,建立罗马帝制的文韬武略外,还因为他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演说家、诗人、文法家、历史学家,既是古罗马最伟大的,也是最多方面的天才”。[《历史著作史》第101页。]
    说他是文学家、历史学家,则主要是因为其留下来的《高卢战记》、《内战记》等数部著作,特别是《高卢战记》,无论文学、史学都有极高价值。历来人们对其不吝盛赞。他的同时期著名演讲家西塞罗评价说:“它们值得最高称赞,因为它们文风简朴不事雕琢,直率而优美。它们不需任何演说术的修饰,就像不着衣衫的裸体显露其天生丽质那样。在历史记述体裁中没有比这种纯净清澈、简明扼要的文笔更令人满意了。”后人也不断盛赞,“因为人们一致认为,即使别人极精心撰写出来的作品,都无一不在这部《战记》的优美文笔之下,这部《战记》的出版,虽说是要使史学家不致缺乏有关这些伟大事业的知识,但它所博得的众口一词的赞扬,反倒弄得史学家好像失去了一个机会,而不是得到了一个机会。……恺撒不仅有最流畅和最雅致的文笔,而且还有最确切的技巧来表达自己的意图。”[ 《历史著作史》第209页。]这部书影响之大,甚至在古代就使他的战记进入寻常百姓家,普遍受到欢迎。近代自文艺复兴以来,它更被当作人们学习拉丁文的启蒙读本,在宣扬和普及古典传统方面非其他拉丁古典著作所能及。“欧美学童读拉丁文第一课的范文往往就选自战记,它之家喻户晓,有如我国的三字经千字文,而它的开卷第一句话‘高卢全境分三部分’就像我们的‘人之初’那样成为群众的口头禅。”
   
           一、《高卢战记》:客观叙述背后的辩解
     西方历史学家长久以来一直追求所谓的“客观性”……两个层面,一是“写出不带感情色彩,不含个人偏见的著述”,二是“客观性”的理想,“取笑自己”一心追求“纯粹的事实”。表面上看《高卢战记》可谓是客观主义史学的代表。照例说,这部描述自己征战高卢八年岁月的自传体著作,很难使别人相信其客观性。但是,恺撒精明的做到了,因为“任何书籍,无论什么主题,都不会比他的《高卢战记》更少个人色彩,它是文学史上失去个人化的自传的典范。恺撒的形象几乎出现在每一页,但描述他的方式和描述其他人物完全一模一样。”
   但是恺撒著作的价值,不在于其描述的“客观性”,而在于隐藏在其背后的政治实用的隐情。“罗马史学有一种‘实用主义’倾向,特别是和政治紧密结合,”波利比阿就有“历史研究是政治生活的一种训练”的论述,这一传统奠定了罗马史学的基础。恺撒也不例外。恺撒把“修昔底德奠定的那种军事和政治模式的拉丁历史提升到文学艺术的高度”。利用客观的写法来掩盖其背后的主观目的,这是《高卢战记》的显著特点。“表面上看此书社会叙述冷静不动声色,甚至可以说不偏不党,但实际上恺撒写此书的目的正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成就”,用以博得罗马公民的欢心。”
   实际上恺撒当时“主管三个行省的繁重政务,再加上连绵不断的战事,真可谓是日理万机,忙的他不可开交,如果没有一定的目的,那他根本不会有闲情逸致去舞文弄墨的。”如果我们结合当时恺撒的处境,就可以理解这部书背后的目的了。实际上恺撒出征高卢,是一场不合法的战争。公元前57年,恺撒专门选择前去高卢行省,因为“这是个最可能使他发财也最可能为他军事上的胜利提供必要物资的地方”。据说他得到这一任命时,“欣喜若狂”。在高卢这些年,在罗马的政敌一直密谋打到恺撒,恺撒也决定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首先是军事实力,他除了国家拨给的军团外又扩充了几个军团,甚至组建了一个“由山外高卢人组成的、并用高卢语命名的军团(被叫做‘阿络黛’),他用罗马的训练方法和生活方式训练他们,用罗马的武器装备他们,后来又授予每个战士以罗马公民权”。[ 《罗马十二帝王传》,第13页。]通过这些方法,他建立起一支效忠自己的战斗力极强的军队,成为后来在内战和剿灭庞贝势力的一把利剑。
   其次则是舆论的支持。在高卢战争中恺撒大发横财,利用这些财富“他不放过任何机会慷慨资助或施惠于人”,“他耗费他的所有财产并从各方面借钱来举行表演和斗兽表演,其奢侈豪华和名贵的礼物超过过去所有的表演”。他在罗马举办各种宴会、角斗士决斗、建设广场等,以收买民心。在高卢战争的胜利,也大大提高了他在罗马城的威望,元老院反复为他举办各种大型谢神祭就可以看出。
   总之,无论军事上的还是财富、舆论上的准备,都需要战争。因此在高卢这些年,“他不放过任何战争借口,不论它是多么不公正或多么危险,既向敌对的野蛮民族,也向同盟的民族寻衅。”[ 《罗马十二帝王传》,第13页。]
   但是,他的这些行为,特别这些战争的合法性,遭到罗马元老院其政敌的质疑。“以致又一次元老院命令派一个专门委员会去调查高炉行省的局势,有些人甚至建议把恺撒交给敌人”。可见恺撒处境之险恶。
   因此在这一背景下,这部标榜客观公正的著作,真实用意就可以猜出来了。首先,他必须为自己的战争合法性辩护;其次他也通过描述自己的功业和辛劳,以取悦罗马公民,而且那些介绍自己军队的战斗力和对自己效忠的内容,也可以威慑罗马的政敌。因此“他这部书是一种政治宣传,因为恺撒计划用他这部书影响舆论,在指控他的人民面前提自己辩护,说明征服高卢并不意味着只不过是为自己飞黄腾达,攫取更大权力的野心而铺设的一块跳板,而是高卢哪方面强加在罗马身上的一次战争,因此它是一次必要的爱国主义的战争。此外,恺撒写这本书是有意使他的敌人知道他有一支强大而忠于自己的军队作他的后盾。”[ 《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01页。]
    因此对《高卢战记》必须谨慎,一不留神会被恺撒带进他的圈套。甚至于汤普森说这是“政治小册子”,“充满巧妙地伪装起来的貌似正确的论点和特殊的申辩,他亲自用一种表面上似乎坦率而实际上却是虚伪的态度表面,他的用意只不过是替未来的历史学家提供资料而已。读他的书时我们应当听到他的弦外之音,提高警惕,一面被他那朴实而清澈的文笔和他那貌似诚挚的态度蒙蔽;我们还应当以批判的态度,用当时别人的材料校正他的撰述。……恺撒极其精细,他知道什么时候避开对他不利的事件一声不吭,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把有利于他的事实加以解释”。[ 《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02页。]虽然这些说法有些夸张,但是还是揭露了《高卢战记》客观叙事背后的政治实用目的。
   
      二、另一个《高卢战记》:客观叙事背后的温情
     历来人们描述《高卢战记》时,都是介绍其客观简练,去个人化的叙事风格。汉密尔顿甚至说,“即使他叙述一个罗马军团覆灭,以及另一军团在即将覆灭时得到拯救,也不比一个历史学家叙述几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更有感情。”
   但是,如果《高卢战记》仅仅是这样一本深怀“险恶”“自私”的政治目的,单调平淡描绘这场战争的著作的话,很难成为一部千古名著。其实在这些客观叙事的背后,恺撒尽管在尽可能地消弭自己的个人形象,还是在一些地方透露出自己的感情,对于罗马战士,也有很对人性化的个人描绘。甚至于对于自己的敌人,也没有丑化或者污蔑,而是由衷对他们的英勇和追求自由表达内心深处的认同。
   诚如前述,全书几乎全是第三人称叙述,仅有一处,唯一的一处使用第一人称:“我始终认为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在其他许多理由之外,特别因为这些国家曾一度在作战勇敢方面压倒过其他国家,但现在这种好声誉却因为屈服于罗马人的统治而消失,未免令他们极度痛心。”
    但是在其他部分,即使是第三人称,恺撒也表露出自己的感情。更重要的是,恺撒用笔非常独特,将大型战役的客观描述与对个别英雄战士的具体叙述结合起来,读起来引人入胜,如临其境,更具体地表现了战斗的残酷和罗马战士的英勇。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书是还是体现出一定人性化的温情。
   例如在第一卷中,讲到恺撒派自己朋友该犹斯·瓦雷留斯·普洛契勒斯与日耳曼人谈判时,被日耳曼人扣留。之后在战斗中,“该犹斯·瓦雷留斯·普洛契勒斯在身带三重锁链,由监守的人牵着奔逃时,恰巧落在带着骑兵追赶敌人的恺撒本人手里,这件事情带给恺撒本人的喜悦,并不亚于战胜敌人这件事本身,因为他看到高卢行省的这位最最尊贵的人、他的好友和贵宾,居然能从敌人手里抢出来还给他,命运之神总算没有用他的灾难来使这场喜事大煞风景。”这位面对一个军团覆灭、一个部族被屠杀也无动于衷的“冷血”将军,面对自己好友的获救,还是表达出难以抑制的喜悦的喜悦。
   其他部分,对个人英雄的描述也很多,如第四卷,在论述远征不列颠时,他写道:“当我军士兵主要因为海水太深,还在迟疑不前时,持第十军团鹰帜的旗手,在祷告了神灵,请求他们垂鉴他的行动,降福给他的军团之后,叫道:‘跳下来吧,战士们,除非你们想让你们的军鹰落到敌人手中去,至于我,我是总得对我的国家和统帅尽到责任的!’他大声说完这番话后,从舰上跳下来,指着鹰帜向敌人冲去。于是,我军士兵们互相激励着说:千万不能让这种丢脸的事真正发生。他们一下子全都从舰上跳下来。离他们最近的舰上的士兵看到之后,也同样跟着跳下来,接近了敌人。”这段话短短几句话,描写了这位旗手鼓舞士气、身先士卒的英雄行为,生动形象。
   还有最为著名的那个普尔洛和卢契乌斯的故事。这也是《高卢战记》叙述最生动形象、最详细的一个故事。第五卷与高卢紧张的战役描述中,他插入这段叙述:
   “这军团里有两个极勇敢的人,一个叫季度斯.普尔洛,另一个叫卢契乌斯.瓦伦纳斯,都是即将升到首列的百夫长。他们中间不断争论究竟谁该比另一个领先。为着争取这个位置,每年都极激烈地开展竞赛。当工事前的战斗进行得十分紧张时,这两个人中的普尔洛说:‘瓦伦纳斯,你还迟疑什么?难道你还要等什么更好的机会来表现你的勇气吗?今天就应该决定我们的争论了。’说完这话,他跨出壕堑;向敌人最密集的部分冲去。瓦伦纳斯怕人家说他胆怯,也不肯再停留在壁垒上,便也紧紧跟上来。在和敌人距离不远的地方,普尔洛把他的矛掷向敌人,一下就戳穿了向着他奔来的一个敌人。当这人受伤昏过去时,敌人用盾掩盖住做一边把他们的矛四面向普尔洛投来,使他没有退身之地。他的盾被戳穿了,还有一支矛在他的腰带上,同时把他的创鞘弄得斜到了另一边,他伸手拔剑时却左拔右拔抽不出来,正当他的手在摸索时,敌人围上了他。他的对手瓦伦纳斯赶向他那边,在他危险时给了他帮助。所有的敌人都认为普尔洛已被矛刺死,马上放开他,转过身来攻击瓦伦纳斯。瓦伦纳斯用剑跟他们短兵接战,杀掉二个人之后,其余的都被驱回去一段路。不料他正追得起劲时,一个筋斗跌进地上的洼坑里。这一下他又被敌人包围起来,普尔洛也赶来帮助了他。虽然两个人杀掉好几个敌人,却都一点也没受伤,在热烈的喝采声中退回壕堑。在这番竞争和比赛中,命运之神好象先后轮流光顾了这两个对手,使一个成为另一个的助手和救星,以至要判别两个人中究竟哪一个比较勇敢些也不可能。”
   这个故事生动形象,塑造了这两位罗马普通战士的英勇善战的个人英雄精神,和相互合作的兄弟友谊。读起来使人激情澎湃,甚至对这种紧张激烈的军旅生活也不禁产生一种遐想。这两位普通战士也因为这段话而青史留名,成为西方传统故事里的著名形象。本文开头所描述的HBO电视剧《罗马》中,就以这段故事为基础,塑造了普尔洛和卢契乌斯这两个罗马战士的形象,至今成为银幕英雄的经典。
   类似的故事还有,如第七卷中:“同一军团的一个百夫长马古斯·彼得隆纽斯试图砍开一道城门,但却受到多数敌人围攻,陷于绝境。虽然受了许多伤,他还是对他那一连的跟着他的人说:‘既然我和你们不能一起脱身出去,我无论如何要保全你们这些因为热心博取光荣、却被我带进绝境来的人。一有机会,你们就各自设法保全自己吧!’说完这些,他冲入敌人丛中,杀死两个人,把其余的逼得从城门口后退了一段路。当他的部下企图救他时,他说:‘别浪费时间救我,我已经血枯力竭,不能再动了,趁还有机会,快走,回到军团去吧!’一会儿后,他战死了,但把部下都救了出来。”这个马古斯的舍生就义形象,感人至深,喊着口号牺牲的形象,甚至有点类似小时候我们常读到的红军英雄战士故事。
   关于此类英雄形象的详细描写,数不胜数,恺撒冷淡简练地描写这场艰苦的鏖战,但是对于这些小兵小将的英雄事迹,却以饱满的热情来大力书写。此类故事都有同样的模式,如战斗异常惨烈,对罗马军队不利,这些战士发表一段振奋人心演讲,以罗马军队荣誉鼓励大家后,冒着危险冲向战场,最后振奋全军斗志,大获全胜。而且往往盛赞他们的英勇精神和军队中的兄弟情义。恺撒对于这些战士表现了崇高的敬意,对于他们的番号、名称(且都是全称),都记录下来,战斗中振奋人心的语言,使用直接引语表述,他们的事迹也叙述得非常生动,以至于这些故事可以单列出来成为这些人物的传记小说,有些类似司马迁的传记手法。这一手法,既使全书在叙述紧张的战争时不显得枯燥和宏大,也宣扬了恺撒麾下军队的高素质。同样,这些普通的战士,也因此名垂青史,足见恺撒的人性化温情。
    诚如前述,恺撒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辩护自己的高卢战争,辩护这场对高卢侵略战争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主要是高卢人对罗马安全的威胁。但是,在这么多地方,他承认高卢人叛乱的原因是出于追求自由,出于人的本性,甚至在第四卷他承认:“他很了解差不多全高卢人都爱闹事,要煽动他们作战是件极容易的事,同时他也知道,一切人的本性都是爱好自由,痛恨受奴役的。”[ 《高卢战记》卷四,第68页。]既然一切人的本性都是爱好自由,痛恨奴役的,那么高卢人追求自己的自由有什么过错呢?罗马又有什么权利剥夺高卢人的自由呢?这个逻辑似乎是不符合全书的主要目的的。笔者认为这是恺撒对于他的对手,高卢人追求自由这种精神的一种崇敬,特别是维钦及托列克斯,这个高卢英雄,恺撒的对头,恺撒也在多处表达了对他领导高卢人追求自由的敬意。
    
三、罗马文明的反思:下启塔西佗
   恺撒这部书在史学上的价值,还表现在其首次颇为详细描述了高卢人、不列颠人、以及日耳曼人的习俗,主要是第一卷对高卢概况的介绍、第五卷对不列颠的介绍,以及第六卷对日耳曼人的介绍和对日耳曼高卢的比较。他通过亲自观察,记录了所经之地的经济社会宗教状况。甚至还对日耳曼人和高卢人进行了比较,有些类似民族志的研究。这些研究因为是首次,所以史学价值极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日耳曼人》等多篇文章中都引述了恺撒的论著,例如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将恺撒对日耳曼人与《伊利亚特》中的希腊人对比,“如果我们把恺撒,甚至塔西佗对日耳曼人的记述跟这些成就作一比较,便可看出,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生产的发展上取得如何丰富的成就”。[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页。]在注释中明确提出此处指的是恺撒的《高卢战记》。书中还多次引用了《高卢战记》,由此可见恺撒对这些部族习俗描绘的史学价值。
   但是,恺撒的这些介绍也不是完全无感情的客观叙事,在很多细节上渗透着自己的感情。有趣的是,他虽然描绘了这些蛮族的落后和野蛮,表达自己作为罗马人的优越和自豪,但是在很多细节上恺撒却已经流露出对文明的反思,对于蛮族远离文明而保留的那种英勇彪悍的精神,居然透露出一定的赞扬。
   特别是恺撒对日耳曼人的描述中,尤其是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比较中。在书中恺撒多次描述了日耳曼人的彪悍,甚至用高卢人对日耳曼人的畏惧来衬托。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恺撒认为主要是因为日耳曼人远离文明。
   在第四卷中,他介绍了日耳曼人对文明的保持距离。“他们不希望人家贩运什么商品进去。”这一孤立自己,与文明保持距离的政策甚至走到了极端:“日耳曼人甚至连输入的牲口都不用,不象高卢人那样最喜欢收买牲口,肯出很高的价钱。日耳曼人宁愿把他们本地出生的瘦小而又丑陋的牲口,加以经常的训练,使它能担得起最艰苦的劳动。”“他们无论如何绝对不让酒类输入,相信人们会因它变得不耐劳苦,萎靡不振。”[ 《高卢战记》卷四,第80页。]由此可见,日耳曼对文明的警惕,主要是为了保持部族这种英勇善战、纯洁质朴的角度出发的。在这里恺撒间接流露出对文明的反思。
   更为直接的表述出现于第六卷对日耳曼与高卢的比较。恺撒认为高卢的衰落,就是因为他们与文明走得太近。
     他认为高卢人不如日耳曼人英勇彪悍,不是因为种族的原因。因为“过去有过一个时期,高卢人的英勇超过了日耳曼人,到他们那边进行侵略,而且还因为高卢人多,土地少,派人移殖到莱茵河对岸去。于是,日耳曼的环绕着厄尔辛尼亚森林一带最肥沃的土地(我看,它是由于厄拉多司梯尼斯和别的希腊人的报导,才被人知道的,他们称之为奥钦尼安森林),就被伏尔卡族的戴克多萨其斯人所占领,并在那边定居下来。”与书中出现的日耳曼大举入侵殖民高卢,高卢人无力还击的境况相反,曾经一段时间高卢人甚至能够度过莱茵河殖民日耳曼。
    那么为什么后来会“攻守之势异也”呢?恺撒对比了莱茵河两岸的高卢人,那些曾经殖民到莱茵河对面日耳曼境内的高卢人,“这一族人在那边的居住地一直保持到现在,并享有公正和英勇的声誉。”恺撒认真这“正因为他们处在和日耳曼人同样的贫乏、穷困和艰苦环境之中,就也采取同样的食物和衣着。”
   而莱茵河这边的其他高卢人,则腐化堕落,丧失曾经拥有的那种英勇善战精神了。“但在高卢人方面,因为既邻接着我们的行省,又很熟悉海外的货品,无论奢侈品还是日用品都供应很充裕,就逐渐把失败视为常事,经过多次战争中一再被击败后,连把自己跟日耳曼人在勇敢方面相提并论的想法都没有了。”[ 《高卢战记》卷六,第145页。]这样通过逻辑清晰的对比,恺撒雄辩地证明,恶劣艰苦落后的环境,能够保持部族英勇公正淳朴的精神,而靠近文明,则容易腐朽堕落。
   既然日耳曼因为远离文明而彪悍公正,高卢人因为靠近文明,(恺撒这里甚至直接用了“我们的行省”)而腐朽,而罗马,即“我们的行省”,作为文明的中心,作为奢侈品的源头,岂不是更为腐朽和软弱吗?在这里恺撒无疑流露出对文明的某种反思与怀疑。
   结合当时的时代,共和国晚期的罗马虽然对外战争节节胜利,但是共和国内部体制已经积重难返了。“行政长官的选举是利用金钱,利用党派斗争,利用不正当的热忱,利用石头,甚至是利用刀剑来取得的。贿赂和腐化最无耻地流行着”。军队也渐渐失去英勇的战斗精神,“他们中间更卑鄙的人不是想取得军事指挥权,而是想从国库中或从选举他们自己的继任人中获取利益”。[ 【古罗马】阿庇安:《罗马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8页。]在蒙森笔下,此时的罗马军队,从高级军官开始逐步腐朽了,“罗马军队掠夺行省财富,士兵哗变、临阵逃脱成了习以为常之事,很多部队……并不是真正由于败仗,而是由于管理不善而全军覆灭。……罗马海军的更为全面的没落几乎无需说明”。[ 【德】蒙森:《罗马风云》,第430页。]尽管在《高卢战记》中恺撒试图表现罗马军队的英勇善战,但是细读我们会发现,很多重大战役,很多危险行动,都是“以夷制夷”才取得胜利的,都是依靠高卢同盟军队,特别是恺撒军中那支彪悍的日耳曼骑兵。
   这种境况下,恺撒很容易出现对蛮族英勇淳朴的某种向往,对文明、对共和国体制产生某种反思。我们也能更深入理解,为什么在《高卢战记》中恺撒不惜笔墨对罗马军队中那些个人英雄进行盛赞,为什么会对敌军的英勇也进行赞美。甚至我们会明白在几年后恺撒成为独裁执政官后,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会给高卢人以公民权,会引进很多高卢人进入元老院,这些来自西班牙及高卢的外国人,甚至直到进入元老院才开始学习拉丁文。
   对蛮族的敬意,和对文明的反思,到了塔西佗发展到高峰。在其经典的《日耳曼尼亚志》里,他同样运用客观描述的笔法,介绍了日耳曼淳朴的风俗,他们不重视金银财富,“从不讲究衣着的装饰”。“国王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他不能一意孤行;将军们也不是以命令来驾驭士兵,而是以身作则地统帅着士兵,他们借作战的勇敢和身先士卒的精神来博取战士们的拥戴”。[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第59页。]“在战场上酋帅的勇敢不如他人,是他的耻辱,侍从们的勇敢不如酋帅,也是他们的耻辱”。[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第62页。]“他们具有这样坚贞的品质:他们既不受声色的蛊惑,也不受饮宴的引诱”。[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第64页。]在对各个部落的介绍中,也夸赞了他们的勇敢和诚实,如厄尔门杜累人“他们可以到处通行无阻,我们对于其他部落只能列营陈兵以待,而对于他们却可以开门敞户相迎,因为他们毫无贪婪之心”。[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第76页。]甚至他表达了对日耳曼尼亚的忧虑,“无论萨姆尼特人、迦太基人、西班牙人、高卢人、或乃至帕提人,谁也不曾使我们受到这样经常的警戒”。[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第73页。]三百年后,这种担忧终于成为现实。
   “罗马的辉煌建基在共和时期的美德和加图式的风纪之上,辉煌过后是衰落,这是塔西佗所有作品的主题”。面对罗马帝国当时的暴政和腐朽,塔西佗把目光放在了日耳曼身上,“塔西佗在日耳曼人的风习中发现了一些罗马业已消失的美德,他们尚未受到其他种族的玷污,也未受到诸如通奸、高利贷、反战主义和政治暴政这些罪恶的污染。”[ 《多面的历史》,第109页。]塔西佗对蛮族美德的勾画,都是为了凸显2世纪罗马社会的堕落状况,这一对蛮族淳朴英勇的敬意,以及背后对罗马现状的不满和反思的源流,继承于恺撒的《高卢战记》。
   总之,恺撒在《高卢战记》中,以客观叙事的风格,以简练而隽永的文笔,对自己在高卢的八年戎马生涯进行了描述。在书中,他处心积虑,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与宣传,在客观叙述背后,渗透着政治实用的目的。此外,在客观叙事背后,也流露出自己的人性化温情,将战前纵横捭阖、宏大战争场面与个别英雄人物描绘结合起来,宣扬了罗马士兵的英勇斗志和团结精神,此外也对自己的敌人——高卢人、不列颠和日耳曼人——他们的英勇和追求自由的精神,也不禁盛赞。此外,恺撒在叙述中也流露出对日耳曼人远离文明腐蚀而保留的那种原始淳朴、英勇的精神的憧憬,间接表达了对共和国晚期社会军事状况的忧愁和反思。
   这部短短的著作,文字优美,史学价值高,也承载着一代枭雄平定高卢、治平天下的远大志向,洋溢着罗马精神的自豪和扩张。千百年后我们仍能读出作者的雄心与斗志,仍能感受到那场空前惨烈战争的悲壮。这是罗马文明的代表作,显露出罗马文明的特征。诚如张广智先生所说,“罗马文明的表征是坚韧不拔而非深闺弱质,罗马人追求的是力量而非机智,罗马人的理想是罗马民族精神的高扬,而非‘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个人抒怀,一部罗马文明史道尽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历史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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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卢战记 高卢战记 8.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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