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在路上

婳然
2013-03-14 看过

台湾,是那个隔着一湾浅浅海峡的地方,是你在那头我在这头割不断的乡愁。海那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一直以来受到大陆同胞的关注。大陆和台湾是分不开的,眼看着海那边自由民主,处处传来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佳音,而这边,大陆近现代的起伏动荡,从晚清受侵到抗日鏖战,再到文化大革命荼毒,熬来改革开放,进而三十多年来的经济飞速发展。我们在经济总量上的世界第二,早已引来了中国威胁论等说法,但是,人均GDP、幸福指数、税负和基尼系数等指标的不尽人意让老百姓在回答“你幸福吗”中闹出“我姓曾”的趣话。在高喊“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多年来,老百姓更关注的是社会转型,而带动这两者转型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思想的解放和自由民主。
就像本书中提到的“经济突然的大规模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现代性转型的完成,恰恰相反,它反而会加速地暴露其在政治上需要发展完善之处(马克思韦伯)”。
而台湾的经验是可以参照和借鉴的,它不像美国、英国离大陆这么远,充斥着外国文字符号和历来不同于中国的思想模式。
书中说道,“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绝不止是军事力量,甚至不止是经济力量,毋宁更是知识力、文化力,特别是它拥抱一套现代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民主、人权、公义、多元、王道、环保等)”。是的,海峡两岸同归于传统中国,华夏文明深深地影响着两岸同胞。在“改革”被提到风口浪尖的当下,应该注意的是,大陆的改革不能走错方向,不能站错位置,更不能因为改革的迫切一蹴而就。从书中得知,台湾转型也不是一步到位的,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
战后的台湾,受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思想,经济上走发展优先之路,“经济建设部门的组成,包括以整体产业发展为制度使命的经济建设官僚体制,以及与之相配合的与产业界双向沟通的制度”,即具有“镶嵌自主性”。但1980年代转型压力累积,随后资本管制放宽和市场自由化,促使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由发展优先转为兼容并蓄,政治上由政策优先转为民主政治,社会中也兴起了一些社会运动。兼容并蓄的理念,不仅仅是针对经济目标,还考虑到许多非经济目标,如环保、劳工和性别歧视等议题,这就需要来自非经济领域的声音,社会运动表达意见就发挥了作用。而政治高层则需要协调来自不同领域的意见建议,化解各方冲突,缓解各方矛盾,提出合理可行的方案。这些转型的关键,都在于政治体制和管理模式上的变革,如行政管理模式的改革,行政管理模式要随着市场和经济的变化来变革,市场自由化迫使行政管理模式的创新与改变,不能再走党派化和行政垄断的道路。
台湾转型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强调开放,但开放的市场、自由的贸易金融,很容易对本土产业造成威胁,这就需要产业升级与创新,在全球化经济发展中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但浩浩荡荡的新自由主义许是来势太猛,官僚体系在各方面都开始变化。如有人提出政府不再需要规划主导经济发展的方向,“小政府”理念导致部分政府功能“外包”。但是单纯地解开政府与企业与民众之间的绳子,而不考虑解开绳子后怎么走,是危险的放任自由。由管制到自由,需要考虑到自由的后果,freedom is not free.放权不当则会造成一片混乱,自上而下的威权改革,不顾及底层社会的诉求,就容易招致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源源不断的矛盾冲突,这是一种恶性自由化。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是讲条件的,在一个统治惯性的社会,一下子散沙式的放权,各种利益诉求力量交织,就难以自我协商彼此协调。真正的无为而治是无为免治,是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相互配合,政治高层和社会民众形成一种共识,才能获得一拳合力。
“我们虽显然不再需要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但仍需要一种有效的经济共同体的群体意识,来帮助我们决定台湾在全球经济中的位置以及发展的愿景”。如今,台湾转型过程中的民族主义不是已经过时,我们不是说要摒弃以往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当下的情况比以前更复杂多变,如何应对自如,需要超越民族主义,各方面都需要一种成长和升华。经济发展走得太快,政治社会发展必须要跟上步伐,否则贫富差距和政治垄断插足经济自由化,会使三方关系紧张。不患寡而患不均,不管是哪方面的发展,都需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公正公平的社会,有理有据,有权利有义务,每个人都活得是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有说出自己想法的机会。

本书很好,在第二部分还有专题讨论。其中,张维迎教授提出了“经济自由化应在政治民主化之前”的观点。我想,这是关切到大陆许多中小企业的境况而言的。他说,“中国人为什么做企业的少?很简单,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企业家精神,而是中国的政府太强大,科举制度又使得官僚系统向全社会开放,这样有才能的人都去政府,当官的诱惑大,就没必要去企业。中国人到了海外以后,不能进入政府,就成为了企业家。”是啊,士农工商,古代就已经把商人排到了最后一位,人人奔向仕途以求更好的发展。万恶的科举制度给多少有志青年带来一统天下指点江山的幻想,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科举制度废除后,又有政治上的垄断和这样那样的暗箱操作、贪污腐败、拼爹沾光、个人裙带关系利益等,再加上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真正的企业家精神难以存活。张提到,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对企业家精神的开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过程。民主为企业家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自由民主和公平公正下的经济发展,能充分发挥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和创新能力,而不是在行政垄断的枪林弹雨中小心翼翼地打通各方关系,权钱交易和寻租泛滥。企业家精神的发扬光大,也使得民主受到保护。著名学者吴敬琏说,中国的改革还只是走在半途,它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政府和国有经济虽然已经不再囊括一切,但还是牢牢掌握国民经济的一切制高点,主宰着非国有经济的命运。因此,我们需要的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制度,减少政府在微观经济中的角色扮演,催化压抑已久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积极性。
韦森教授在新书《大转型》中指出,以政府统御市场的中国模式是诸多经济问题的根源,在全球经济衰退将维持较长时间的背景下,政府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已不可持续,只有改变政府随意征税、政府帮老百姓花钱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真正提振内需、实现民富,中国经济才能逐渐理顺、平衡和增长。著名财政学者李炜光也说到,目前这个正在热运行的体制,并非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某种混杂了计划经济残留物的怪异体制,它或许能在短时间内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却在推动现代国家转型方面难有建树。所谓现代国家建构或转型,其“准星”还没有校正,走偏也就在所难免。
大陆的转型和变革,或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不能忘记的是,我们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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