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宋诗研究对治学的启示
钱钟书先生被誉为中国20世纪的“文化昆仑”，他的学问海涵地负，莫究涯涘，有“钱学”之专称。钱先生治学强调“打通”古今中外、新旧雅俗，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体现得最为充分。其中，宋诗研究丰富多彩，展示出“钱氏宋诗学”博通精思的特点。
在诸多“钱学”著作中，《宋诗选注》和《宋诗纪事订补》为宋诗研究专著，集中展现了钱钟书先生关于宋诗研究的成就。而关于宋诗研究的思考，在他的其他许多著作中也都有所涉及，有的占据着突出乃至核心的地位。
钱先生宋诗研究，秉承了他一贯的治学理念，散见于各类著述，却统摄于相同的学术理念，互相“打通”、印证生发，实际上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钱氏宋诗学”，并同“钱学”的其他方面研究旁通连类，相互发明，在整个“钱学”研究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钱钟书先生宋诗研究博大精深、成就斐然，其博通精思的特点突出地体现在全方位、多层次地阐述宋诗学的重要命题，为宋诗研究在方法、材料、视角、观点上提供了范例与启示。他的宋诗研究，至少可归纳为六个层面：
一是诗史脉络的建构。《宋诗选注》的81篇诗人小传，均注重从诗史源流的角度给诗人以评论与定位。《容安馆札记》所涉300余家宋代诗人，更是相互勾连，初具一部“宋诗全史”的规模，特别是所论南宋诸家，更是呈现出较为明晰的发展脉络。
二是诗歌体派的认识。宋诗体派繁多，举其大者有西昆体、晚唐体、江湖体、江西诗派、四灵诗派等。钱先生在著述中，不但论述诗人个体与体派的关系，更关注“体”之特性与内涵，“派”之形成与影响，如其论“江湖体”的形成早于《江湖集》的刊刻，就是突出一例。
三是诗人风格的评定。钱先生醉心于具体的文艺鉴赏，《容安馆札记》论及宋代诗人时，无不循其体例，先给予总评，再摘句分评。诗人无论大小，风格的优缺点均加以品藻，揭示源流，论定特色。这些断语来自钱先生直接的阅读感受，包涵了独特的审美意趣和诗学判断，具有无法替代的学术价值。
四是诗法艺术的抉示。宋诗较之前代，积累了丰富的修辞经验，在技巧上更加讲究，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钱先生论宋诗，常常就其中的用字、造语、命意、属对、句法等，博引古今中西材料，连类比较，洞幽烛微，探寻艺术精髓，并总结、升华为带有普遍性的诗歌艺术论题。
五是诗学生态的关照。宋代是一个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各领域均达到极高造诣的时代，相互碰撞、渗透，形成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文化生态圈。宋诗在这种环境中新变代雄，与其他领域密切相关。钱先生论宋诗，就抓住了它与时文、绘画、理学、禅宗、方言等方面的关系，新意迭见。
六是诗集文献的考订。当代学界，以一人之力全面考订宋诗资料者，钱先生可谓第一人。《宋诗选注》已有部分文献考订，《宋诗纪事订补》则为宋诗文献整理的代表，《钱钟书手稿集》中也随处可见对宋诗作者、篇章、字句的辨讹证伪、考订辑佚，许多可为定谳。
以上种种，相互关联，彼此照应，涵盖了宋诗研究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世界，充分展示出钱氏宋诗学所达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
人们常常将钱先生的成就归功于天分，说他有“照相式记忆”，过目不忘。实际上，从《钱钟书手稿集》所反映的钱先生日常读书生活来看，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勤奋。从传统的目录学入手，由目录而读书，随读随抄，得出新解，是钱先生基本的治学方法。《中文笔记》第十七册有读《郑孝胥日记》笔记30多页，出版时间在1993年10月。而就在当年，钱先生动过一次大手术，摘掉了一个肾，翌年又发现了膀胱癌，再次住院直至去世，这30多页笔记，正是在他重病期间完成的。可见，读书、抄书已不仅是他的治学方法，更是他的生活方式；学术研究不仅是他的“职业”，更是倾其一生的“志业”。这种精神决定了《钱钟书手稿集》成为一片远离喧嚣世界的精神家园，成为一部真正“不衫不履不头巾”、心灵充分舒展、人格相对独立的奇书。
钱先生常自嘲为“钱文改公”，《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等著作都是不断增订改写而成，体现出他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我们在《钱钟书手稿集》中也发现，他评论同一个作家，总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有许多细致的差别，注重从不同层面解读对象本身的多元性。钱先生的学术研究中，没有唯一的结论，更没有最后的结论。例如对梅尧臣的评价，在《宋诗选注》中从艺术审美视域否定较多，在《容安馆札记》中则从诗史发展角度给予肯定，在《中文笔记》中又从唐宋诗歌艺术异同层面进行评论。钱先生的学术研究犹如“天童舍利，五色无定”，其多层性、多义性、互文性，不仅表现出他不断思考、务实创新的踏实学风，更体现出他对真知孜孜不倦的追求。
（据网络整理）
在诸多“钱学”著作中，《宋诗选注》和《宋诗纪事订补》为宋诗研究专著，集中展现了钱钟书先生关于宋诗研究的成就。而关于宋诗研究的思考，在他的其他许多著作中也都有所涉及，有的占据着突出乃至核心的地位。
钱先生宋诗研究，秉承了他一贯的治学理念，散见于各类著述，却统摄于相同的学术理念，互相“打通”、印证生发，实际上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钱氏宋诗学”，并同“钱学”的其他方面研究旁通连类，相互发明，在整个“钱学”研究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钱钟书先生宋诗研究博大精深、成就斐然，其博通精思的特点突出地体现在全方位、多层次地阐述宋诗学的重要命题，为宋诗研究在方法、材料、视角、观点上提供了范例与启示。他的宋诗研究，至少可归纳为六个层面：
一是诗史脉络的建构。《宋诗选注》的81篇诗人小传，均注重从诗史源流的角度给诗人以评论与定位。《容安馆札记》所涉300余家宋代诗人，更是相互勾连，初具一部“宋诗全史”的规模，特别是所论南宋诸家，更是呈现出较为明晰的发展脉络。
二是诗歌体派的认识。宋诗体派繁多，举其大者有西昆体、晚唐体、江湖体、江西诗派、四灵诗派等。钱先生在著述中，不但论述诗人个体与体派的关系，更关注“体”之特性与内涵，“派”之形成与影响，如其论“江湖体”的形成早于《江湖集》的刊刻，就是突出一例。
三是诗人风格的评定。钱先生醉心于具体的文艺鉴赏，《容安馆札记》论及宋代诗人时，无不循其体例，先给予总评，再摘句分评。诗人无论大小，风格的优缺点均加以品藻，揭示源流，论定特色。这些断语来自钱先生直接的阅读感受，包涵了独特的审美意趣和诗学判断，具有无法替代的学术价值。
四是诗法艺术的抉示。宋诗较之前代，积累了丰富的修辞经验，在技巧上更加讲究，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钱先生论宋诗，常常就其中的用字、造语、命意、属对、句法等，博引古今中西材料，连类比较，洞幽烛微，探寻艺术精髓，并总结、升华为带有普遍性的诗歌艺术论题。
五是诗学生态的关照。宋代是一个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各领域均达到极高造诣的时代，相互碰撞、渗透，形成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文化生态圈。宋诗在这种环境中新变代雄，与其他领域密切相关。钱先生论宋诗，就抓住了它与时文、绘画、理学、禅宗、方言等方面的关系，新意迭见。
六是诗集文献的考订。当代学界，以一人之力全面考订宋诗资料者，钱先生可谓第一人。《宋诗选注》已有部分文献考订，《宋诗纪事订补》则为宋诗文献整理的代表，《钱钟书手稿集》中也随处可见对宋诗作者、篇章、字句的辨讹证伪、考订辑佚，许多可为定谳。
以上种种，相互关联，彼此照应，涵盖了宋诗研究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世界，充分展示出钱氏宋诗学所达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
人们常常将钱先生的成就归功于天分，说他有“照相式记忆”，过目不忘。实际上，从《钱钟书手稿集》所反映的钱先生日常读书生活来看，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勤奋。从传统的目录学入手，由目录而读书，随读随抄，得出新解，是钱先生基本的治学方法。《中文笔记》第十七册有读《郑孝胥日记》笔记30多页，出版时间在1993年10月。而就在当年，钱先生动过一次大手术，摘掉了一个肾，翌年又发现了膀胱癌，再次住院直至去世，这30多页笔记，正是在他重病期间完成的。可见，读书、抄书已不仅是他的治学方法，更是他的生活方式；学术研究不仅是他的“职业”，更是倾其一生的“志业”。这种精神决定了《钱钟书手稿集》成为一片远离喧嚣世界的精神家园，成为一部真正“不衫不履不头巾”、心灵充分舒展、人格相对独立的奇书。
钱先生常自嘲为“钱文改公”，《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等著作都是不断增订改写而成，体现出他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我们在《钱钟书手稿集》中也发现，他评论同一个作家，总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有许多细致的差别，注重从不同层面解读对象本身的多元性。钱先生的学术研究中，没有唯一的结论，更没有最后的结论。例如对梅尧臣的评价，在《宋诗选注》中从艺术审美视域否定较多，在《容安馆札记》中则从诗史发展角度给予肯定，在《中文笔记》中又从唐宋诗歌艺术异同层面进行评论。钱先生的学术研究犹如“天童舍利，五色无定”，其多层性、多义性、互文性，不仅表现出他不断思考、务实创新的踏实学风，更体现出他对真知孜孜不倦的追求。
（据网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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